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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认为能使自己做到不惑的方法是减法生活，而减法生活就是舍弃那些不是心灵真正需要的东西。一切行为都是以心灵是否需要为准，而这种心灵不是外界所学来的。心灵需要什么？它 真的是那么自足的？真的能导人区别良莠，学会用美德去臧否生活？这是什么样的心灵，于丹从来没有能够说清楚。
既然于丹教授提及《中庸》，那么我们就翻翻这本书，看看是否真是她说的那样。
《中庸》云：“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这才是讲不惑的事情。孔夫子说，专门探求隐僻无益的知识，行为举止偏激怪异，不合中道，这种欺世盗名的行为，虽然能为后世的人们称道，我却是不做的。君子遵从大道而行事，虽然能择善而从之了，有的却半途而废，而我却不会止步不前的。君子按照中庸之道来行动，在天下混乱、礼崩乐坏之时，不与无道的人苟合，能保持遗世独立，而且不改往日操守，平常人都不理解他，他也无悔，只有圣人才能够这么做啊。四十岁的孔子，已经达到了用志不纷、矢志不渝的境界。
可见，中庸并不只是“度”的含义。
朱熹注疏本《中庸》开篇明义：“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下道，庸者，天下之正理。’”
意思是：“不偏不倚叫‘中’，不更易规律叫‘庸’。‘中’的意思是天下的正道，‘庸’就是天下不易的法则，即定理。”“中庸”，即是要求人们处世为人始终保持不偏不倚，永远执中协同。这是必须坚持，而且不能改变的法则，被孔门弟子认为是集大成的心法。
《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于丹对这一句的解释是：“中庸的理想状态，是一切处于和谐之中，这种和谐就是天地万物各安其位。”
其实这段话揭示了处于社会中的人们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目标，也即是持中状态。就是说对喜怒哀乐等情感要有一个适中的控制，过度的喜往往会走向喜的反面，过度的乐也不叫乐。
朱熹注释说：“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 性即本性，持中即是性的本来状态，也就是生命本身所固有本质内涵。对喜怒哀乐能按应有状态掌握，无所偏倚，这就叫“中”，平时能持中，一旦表现出来，就能中节，这就叫“和”。如果把“中”看做是衡量的方法，那么，效果就是要达到“和”，也即是前面程子所释的：“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然而，在《中庸》第二十七章，还有这样的话：“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意思是说君子既要尊重先天的德性，又要做到博学；既要充实广大，又要穷尽精微；既要有高明的理想，又要有合于中庸的行为。
这里包含的内涵要比于丹教授所说的要多得多了。
对于孔子所说的“四十而不惑”，还另外有所指。他的“不惑”，是指体系健全，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创立的学说体系已经完善，没有缺漏，是一个完整而科学的学说。
这个完整的体系包括了：文、行、忠、信四种学说。
《论语·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文”是指“诗、书、礼、乐”，教的是人们如何学会“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这四个词也是出自《中庸》。
这四个词其实也就是为学的四个层次，可以解作是几个递进的境界。“博学”是首要的，意思是首先要广泛涉猎，多读点书；“博”还意味着学问的博大，学习者的胸怀要能宽容。唯有博学，才能兼容并蓄，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第二个阶段是“审问”，有不明的地方就要追根问底，要对所学加以怀疑。问过以后，要结合现实的实际情况，作考察、分析，这就是第三阶段：“慎思”。最后是第四阶段：“明辨”。真理是越辨越明的，不辨，则所谓“博学”的知识就会鱼龙混杂、真伪难辨、良莠不分。
“行”是承继“文”而来的，是上面所提的四个阶段的后续，即是理论结合实践，做到“笃行”，即是“知行合一”，用实践去检验真理。这五个阶段是联系在一起的，不可或缺。
此外，“行”还应当可以指躬行周礼。
“忠”是尽心，出于自己的自觉自愿，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论语·公冶长》中： “子张问曰：‘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尹子文进无喜色，退无怨色，对于公家的事，尽心去做，这就是忠的典范，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信”是出于《论语·学而》：“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这是指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要胸怀坦荡，对人守信。要信守诺言，不可言行相悖，答应他人的事尽力兑现。为人诚实，不弄虚作假，不糊弄他人。
“文、行、忠、信”，这四门学科是相辅相成的，它可以有效地扼制社会道德失范，教导人们做一个谦谦君子。
4五十而知天命
孔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这是众所周知，然而，在五十岁左右的时候，他的行为却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因为他读到了一本书：《周易》。《周易》被尊为群经之首。《周易》的学问据说可以推算出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也即是一门究天、人两者之间规律的学问。
“大易之数五十，天地万物之理究矣”，意思是说，取五十根蓍草当做代表，就可以推算明白天地万物的道理了。这个办法流行至今，是中国民俗里卜蓍算命的最古老方法之一。
孔子所说的“五十而知天命”，其实含有双关的意思。一是指五十岁的时候；一是指上面提及的，他用大易之数，推知了自己的天命。圣人的德行要能够合乎天地的运行规律。孔子推知自己，能够合乎天道，而且可以算是不负使命。“知天命”的意思是指知道自己是上天所命，而自己的德行，已经不会辜负上苍的安排了。所以孔子给自己下结论说：无大过。即是没有大的过错。
《于丹〈论语〉心得》说道：
“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论语·宪问》）皇侃对这段话的解释是：‘下学，学人事；上达，达天命。我既学人事，人事有否有泰，故不尤人；上达天命，天命有穷有通，故我不怨天也。’可见，‘知天命’关键在于一个‘知’字，要能够了解什么是自己的天命。当自己能够客观认识命运中的穷与通，人世间的好与坏，知道这一切都很自然，那么你就能理性把握，平静应对。”
总结一下，于丹说“知天命”即是要把生命中发生的一切都看做是自然而然的，无论是命运中的穷与通，人世间的好与坏。很明显，这是一种宿命论。这种宿命论的确能够给人的心灵带来安慰。但是，“知天命”有它比较固定的意思，正如《论语正义》所说：“是故知有仁、义、礼、智之道，奉而行之，此君子之知天命也。知已有得于仁、义、礼、智之道，而推而行之，此圣人之知天命也。”简单地说，意思是：那些知道有仁、义、礼、智这些大道理的人们，奉行它，这就是君子知道了天命。而那些知道天命的圣人，很清楚自己在仁、义、礼、智这些方面有成就，而且能够到处推广它，使这些道理可以通过实践得到证实。
但是于丹教授的解释是能够不怨天、不尤人，不为外物所动，就如同庄子所说的： “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于丹说：“孔子所谓的‘知天命’，其实就是把学习的各种道理，最后达到了一种融会和提升。”（《于丹〈论语〉心得》第１１３页）这样的理解恐怕与《论 语》的本义“差之千里”了吧。
5六十而耳顺
“耳顺，就是不论什么样的话都能听得进去，都能站在发言者的立场去想问题”，于丹教授如是说：“在对天命有了透彻的了解，自己的内心有了巨大的定力之后，孔子说，‘六十而耳顺’。此时，你能做到最大限度地尊重他人，你能理解任何一个事情存在的道理，你能虚心倾听各种声音，并站在别人的出发点上去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
这种说法也有多方面的偏颇。
在这里，我们需要先弄明白孔子为何说“六十而耳顺”？
孔子在六十岁左右时，周游了列国，四处讲学。他接触的人多了，学说杂了，世界观也宽阔起来。六十来岁时，他看淡了荣辱，无论任何人对自己的学说是否褒贬，他都能够大肚能容了。所以，孔子做到了“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即“能够被任用就施展抱负，不被任用就藏身自好吧。”
这种出仕与退隐、入世与出世、进与退的人生态度是矛盾的，孔子却能够在面对它时，做到通权达变的方法和气度。所以，耳顺是一种心胸开阔的状态，能够耳闻而辨知说话者的言行、品德。另一种意思是说，到了那个年龄的孔子，任何耳闻到的东西，都能够与他的学说相通。
如果我们参照庄周（《庄子·天下》）的“道术之裂天下”的说法，即天下的“道”本来只有一个，后来因为各家各派，站在不同的立场，持了不同的方法去阐释这个唯一的“道”，才会使“道”分为众多的学说，导致百家学说的不同，然而，它们都最终是通向道的。在六十岁这个年龄段的孔子，已经明白了“大道为一”、“圣人之道，一又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