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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再把话题扯回到经济问题上，“工农业和服务行业的人不能停下来不干活。不然我们吃什么？”
周恩来总理从未像今天这样繁忙。为了筹备国庆节的庆祝活动，一些年轻战士住进了中南海招待所。周恩来深夜到那里查房，替他们盖好被子。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没完没了的两派交锋的会议上，当双方正进行辩论时，周恩来坐在台阶上忙着吃一碗面条。当知道饭店的服务员在革命宣传鼓动下提出他们不再给客人擦皮鞋、应铃或上菜时，周恩来心平气和地作了解释。
由于那些有经验的高级行政与技术官员被狂热的红卫兵拉去批斗，进行人格侮辱、殴打甚至关押起来，政府部门逐渐瘫痪了来了。经过几个月白热化的革命之后，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只剩下七分之一人仍在工作。周恩来最后伤心地说：“只有财政部长李先念被留下来帮我。”
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事是小事而不值得他费心。他带着一种显而易见的平静来处理向他提出的所有要求。他尽其所能坚持处理政府的日常事务，尽管能帮助他的只是那些剩下来的空架子机构。他所处理的事从柴米油盐到人造卫星，从少数民族事务到接待外国客人，什么都有。中国的一些父母们向他抱怨说，他们的孩子被赶到了边远省份。他无例外地向他们所有的人保证要调查并解决他们抱怨的事。
他经常彻夜不眠，与学生、工人、政府官员、地方代表谈话，调解红卫兵敌对派别之间的冲突并促成他们的和解。他还命令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寺庙，防止它们被激进分子毁掉。在长途电话里他说服一个狂热分子不要毁灭花园城市杭州的历史遗产。当时住在中国的两个外国人精确地描述了周恩来的活动：
成百万的中国人相信他本人是这个巨大的国家里惟一能够解决他们的难题的人……无数的人指望他了解他们的个人困难，指望他回答他们那些诉苦的信件，或答应为他们的孩子——在华北游荡的红卫兵搞到被子。
当１０月１日的国庆节到来时，周恩来仍然能够以一种不受限制的乐观语调讲话。他说文化大革命“灭掉了资产阶级的威风，清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一股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正在掀起。……全国７亿人民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但两天后，他又继续在有关文革的文件中批示，强调有关规定。
红卫兵不能进入有解放军守卫的机关，不能穿军装携带武器，因为你们不是正规军。……司法权属于法院……宣传机构、党报、新华社、广播电台不能为任何红卫兵组织所使用。
他告诉红卫兵不要去西藏，这个禁令后来被江青轻而易举地取消了。
毛主义者现在决定要提高赌注，把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社会全面铺开，否定了周恩来要求文革不去影响工人农民的恳求，８月份制定的“十六条”被抛在了一边。负责文革小组目前工作的毛泽东的前秘书陈伯达指责一些人认为文化大革命会妨碍生产，陈伯达宣称：“害怕群众就是害怕革命”，陈伯达所说的这些人显然包括周恩来在内。红卫兵报道了下面一段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在１０月２４日的一次会议上的对话：
毛泽东说：“真正的右派分子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
周恩来插进来说：“现在可比这要多了。”
毛泽东急躁地回答：“不管他们有多少，我们都将战胜他们。”
在讨论了政治事务之后，他们开始商量红卫兵的大串联问题。周恩来很重视这件事。
他说：“应该作些适当的准备。”说他是这个政权的管家，真是一点错也没有。
毛泽东有些恼火地问道：“有什么可准备的？在哪找不到碗饭吃？”
这就是两个互为补充的革命者之间的差异，他们当中有一个是带有普通人的那种冲动和即兴创作方面的天才；一个则是沉迷于计划，像清教徒一样律己的人。
周恩来提出了一个聪明的建议，让红卫兵仿效长征，步行而不是乘火车进行他们的串联。这样既可以缓和铁路运输的紧张局面，同时又可以耗费年轻的激进分子的精力，使他们不至于造成太多的破坏。他在参加国民党的缔造者孙中山诞辰１００周年的纪念会上，发表了大胆的讲话，他痛斥上海的红卫兵闯进孙中山的遗孀的住宅。他说：“一些年轻人的所作所为简直不像话。”
但是，他不得不再次被迫让步。不久，林彪宣布红卫兵可以像他们批评党那样来批评政府。这就抽去了由８月份妥协而产生的“十六条”的最后一根支柱。周恩来在会上坐在一旁一言不发，脸气得通红。
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周恩来第一次被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或是选择当一个殉道者，或是做一个跟不上步伐的合作者。类似的情况以后又屡次出现。很明显，这个运动已越过了此前毛泽东与其他人共同商定的界限，正是这个界限才使得这场运动不是那么不可接受。在周恩来看来，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是错误的，是与社会主义的概念相对立的。它只会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而在中国人及外国人的眼里，社会主义理想是他毕生为之而奋斗的东西。毛泽东圈子里的那些狂热分子，他们的思想深受过去中国封建时代的影响。当他们现在手中握有大权时，便任意痛斥无辜的男男女女，殴打、关押、折磨、杀害他们所讨厌的人。他们进行这些反公民的活动时毫不考虑法律程序，有时甚至把道德准则也抛在一边。
周恩来有两种选择，不过他的两种选择都受到极大的限制，因为他既缺少一群有组织的追随者，又未控制军队。他可以采取这样一种态度，要求毛泽东放弃这场运动或是使红卫兵就范，但这将使周恩来变得对毛泽东毫无用处，而且使他毫无疑义地被划到妨碍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阵营里。毛泽东的追随者里已经有人把周恩来划入反对派阵营，周恩来这么干的话将会被从他有影响的位置上赶下去，失去对政府的控制，很可能还会被红卫兵关押起来，送进监狱，受到虐待，甚至死亡也不是不可能的。
所有这一切可能会使周恩来在西方人中享有更高的声望，他将会作为一个理想主义的殉道者而结束他的一生。然而，这种不昧良心的戏剧性行为不是中国政治的传统。中国人比起欧洲人来更为现实，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以周恩来那样的身份做出那样的姿态，这在长期习惯于专制统治的人民看来只能是无能为力或哗众取宠。
另一种可能是继续假装支持这场运动，同时努力控制它的越轨行为，减少其危害，医治它所造成的创伤。这就是周恩来选择的道路。
从那时起，作为一个官员，他耐心地坚持自己的立场，最后满意地看到事实表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在这个过程中，大批在文革中遇到麻烦的无辜的人们及有用的制度被挽救下来。周恩来付出的代价是不得不赞同毛主义者的纲领，并与取代被害者的那些凶手们一起在公开场合露面。为此，一些西方人从未原谅他。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却牢记孔夫子的一句话“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大家都极其欣赏由于周恩来的老练，说到底也由于其责任在肩和更为险峻的处境所产生的结果。
因为周恩来原来曾支持社教运动，因此激进派把他看作一个不可信任的机会主义者。在文革问题上，当形势变得严峻而关键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一个文革的背叛者。相形之下，开明派把他尊为这个政权所信奉的哲学中一切好的、具有建设性的东西的救星，而芸芸众生则会对他摇摆不定感到迷惑不解。
周恩来利用林彪的一次错误在毛泽东的头脑里播下了毛对林不信任的种子。
要想在毛泽东和他的妻子之间打入一个楔子则要困难得多。江青越来越公开坚持她在激进事业中的权威，使周恩来不可避免地要与她发生冲突。例如，在１２月的某一天，一些江青的追随者要去逮捕彭真市长，对此周恩来宣称：“谁也不能开这样一个任意抓人的先例！”他把彭真秘密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但他做这类事情能否成功要取决于左派分子抓人的决心的大小。他也曾不得不违心地同意红卫兵讯问和折磨他的５个同僚，这５个人都是他领导下的高效率政府机构的中坚。周恩来曾坦率地对来访的日本人承认，在那种时候，个人将不得不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自己的“进退”。文革结束后，邓小平评价说，周恩来有时被迫做一些违心的事，是为了减少文革所造成的损失。
周恩来一直没有遭到什么毁灭性的麻烦，因为毛泽东和江青都需要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当默默羞辱他的时候，他们也需要利用他那别人无法比拟的才能。但周恩来没能在最高层次为他的副总理、部长和副部长们寻得同样的庇护。这些人现在都忙于应付来自红卫兵方面的压力。其中一些人，比如说农业部长谭震林，不善于接受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外交部长陈毅是另一个突出的例子。他在言行上极不慎重，极易被红卫兵抓住把柄。尽管他在工作上是周恩来的左膀右臂，周恩来竭尽全力去保护他，最终却无济于事。
这样，便开始了一个痛苦的过程。１２月份的时候，他不得不让步，同意组织一个集会批判廖承志——旧学校出来的中国最优秀的外交官之一，并组织一次示威来反对他的另一个在体委工作的被保护人。那时经常出现这样的现象，如果某一天周恩来告诉工厂继续生产，并要求红卫兵不要干扰工厂的生产，第二天早晨他就会发现《人民日报》上白纸黑字写着：要像在城市所进行的事业一样，农村也要开展文化大革命，同时，工厂也要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