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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克的邻居。那时艾基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帕斯捷尔纳克早已是举世闻名的大诗人。两人相差四十四岁，尽管民族语言文化背景不同，却成了莫逆之交。在帕斯捷尔纳克和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Nazim Hikmet）的鼓励下，艾基改用俄文写作。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奖后，受到官方的猛烈围攻，甚至面临驱逐出境的威胁。1959年，由于和帕斯捷尔纳克的特殊关系，艾基被高尔基文学院开除。
艾基在1993年接受英国杂志《审查制度索引》（Index Censorship）的采访中说：“……1958年以后，由于反帕斯捷尔纳克的事件，我被逐出文学界。我的生命受到威胁，不能回到楚瓦土。因而留在莫斯科，既无许可证也没有钱，只能在火车站过夜。幸运的是，在1959年我遇见一批地下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这下子救了我。我们分享共同的关切与志趣。”
作为地下作家，日子艰难，艾基主要靠翻译为生。他并未直接卷入持不同政见的运动，而是与那些地下艺术家为伍，坚持写作。从六十年代初起，他的书先在东欧，随后在法国和德国等地陆续出版。而国外的名声不仅没有得到苏联作协的认可，其诗作出现在海外侨民刊物上更是雪上加霜。直到1987年，楚瓦土报纸《青年共产党人》副刊以小册子的形式，首次用俄文和楚瓦士文发表了艾基的诗。不久他的诗选在莫斯科正式出版，由半官方的诗人叶甫图申科作序。叶甫图申科在序言中称他为“楚瓦士的孩子”。艾基的名字才终于在国内为人所知。
艾基转向俄文写作，无疑是一个重大转折，使他和全世界的读者的交流更容易了。他曾有意拉开自己和楚瓦士文化的距离。年轻时他曾说过，之所以避开楚瓦土民间传说，是因为和现代主义大师之作相比，其形式过于原始。而他后来开始转向，尤其自八十年代以来，越来越贴近自己祖传的文化，推崇在今日世界其持久的价值。这种回归，首先是他分别把法国、波兰和匈牙利诗歌译成楚瓦士文，使同胞获得更广阔的诗歌视野；同时把楚瓦士民间传说与诗歌整理并翻译成若干欧洲语言。
对于很多俄文读者来说，艾基的涛太神秘，过于忽视俄国诗歌的正常模式；这也让不少西方读者感到陌生，似乎与欧洲大陆的现代诗歌相距甚远。
艾基的诗歌更接近睡眠。他在1975年关于诗歌的札记《睡眠与诗歌》中写道：
“虽然如此，‘让我们跃人黑夜’（卡夫卡）。
“在那里有人。那里，在睡眠深处，有生者与死者的交流。
“而正如我们不用‘社会的’或‘民族的’来描绘死者的灵魂，那么，若只在睡眠中，让我们信任生者的灵魂，——为此让我们愿自己睡眠清澈，睡眠似乎忘掉了我们。
“除了诗歌，谁会许自己这样做呢？”
七
2003年9月的一天，我开车去芝加哥机场接艾基夫妇和他的英译者皮特·佛朗斯。皮特先到了一个钟头，他是从伦敦飞来的。我们坐在机场酒吧，边喝啤酒边聊天，等待来自莫斯科的艾基夫妇。皮特瘦而有神，精明强干。他是爱丁堡大学的退休教授。我问他怎么开始翻译艾基的诗。他说是因为他先翻译帕斯捷尔纳克，为了解其生平去采访艾基，从那时开始喜欢上了他的诗。你怎么开始学俄文的？我刨根问底。他笑了笑，说：“你知道，由于冷战，英国培养了很多窃听专家。我由于喜欢俄国诗歌，后来转了向。”真没想到阴错阳差，西方的间谍机构和东方的地下文学竟这样挂上钩。
艾基夫妇终于出现在门口。他见老了，花白的头发像将熄的火焰不屈不挠；他发福了，在人群中矮墩墩的。相比之下，戈林娜比他高出半头。我们紧紧拥抱。艾基的拥抱是俄国式的，热情有力，他的胡子硬扎扎戳在我腮帮上。
屈指一算，我们有十一年没见了。在我的推荐下，新方向出版社不久前刚出版了他的诗集《孩子与玫瑰》（本文开头就是我为该书作的序）。当我和同事约翰·若森沃德（John Rosen…wald）筹划在我们执教的柏洛依特学院举办国际诗歌节，我头一个想到的就是他。
这是他们头一次来美国。开车回柏洛依特的路上，艾基夫妇感叹：这儿多么像俄国。“你看，那片树林！那块坡地！”艾基惊呼道。
我把他们带进完全不像俄国的旅馆套间。除了烧煤气的假壁炉外，卧室的双人床边是个巨大的旋水浴盆。戈林娜完全呆了，既兴奋又束手无策。“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浴盆！”她叹息道。
与会者陆续到了。由于学校的经费有限，国际诗歌节规模很小，连我总共只有六个诗人，来自俄国、土耳其、日本、中国、墨西哥和美国。其实这样的规模很合适，诗人们之间能真正交流。
第二天我请艾基和皮特到我的班上去，我当时正好在教艾基的诗，学生们对他的诗很感兴趣。和我同住一个小镇的美国朋友丹（Dan）专程为诗歌节赶来，他特别喜欢艾基的诗，也跟着旁听。艾基朗诵了几首自己的诗，然后回答学生们的问题，由皮特翻译。他谈到苏联地下诗歌时，丹插进来问：“那样的处境是不是很危险？”艾基突然生气了，脸憋得通红，喃喃说：“多讨厌。”他过了好一会儿才镇定下来，舒了气说：“危险？那是可以描述的吗？”看来是丹的话，触动了他那段经历的痛处，这是一个普通美国人难以预料的。
一个女学生问他为什么很多诗都献给某某，那是些什么人。艾基回答说，主要是他的朋友，大多是普通人。既然普希金把许多诗献给王公贵族，他怎么就不能献给普通人呢？他开始谈到俄罗斯的诗歌传统，谈到马雅可夫斯基、曼德尔施塔姆和帕斯捷尔纳克，谈到官方话语和韵律系统的关系，以及诗人如何才能打破这种无形的禁锢。
八
张枣：谁都知道，用韵律写作的俄文诗歌是人类最美丽的最伟大的精神冒险。而您几乎不用韵，这是为了反抗官方话语美化生活的企图吗？
艾基：不是几乎不用，而是从来不用。一种专制的意识形态总是要求制度化、类同化，让每个词都穿上坚硬的装甲；它要的是没有生气的词和人，但诗人的内心是自由的，他表述的人和物得是活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用韵就像下象棋，尽管棋路千变万化，但它总是有一个极点的，到了极点就只有重复。诗的节奏和韵律发自一首诗内在结构的需求，只有在必需时，这些外在形式的东西才能变成某种意义上的反叛。但一般来讲，韵律总是束缚思想、与自由相悖的。
张枣：我们生活被每日的外部事件切割成碎片，再无内连续性了。一个真正的小说家现在可以说是再无故事可讲，导演再无情节可戏剧化，画家也再无物体可描绘。早在本世纪初，一位俄国大画家，马列维奇，就倡导超越具体物态的艺术（Suprematismus），诗人也是因为丧失了真正的生活而再无韵可押吗？
艾基：马列维奇在1919年就写过一篇诗论，他批评了整个时代的诗歌，他说诗歌在犯一个危险的错误，因为它只关注物态世界而忽略世界的精神性。重要的是，诗人应该将自身的精神性的能量传递给世界。这种能量是抽象的，只有通过抽象化才能精确地表现人的内心状态。确实如此，人再无故事可讲。
张枣：同时艺术的形式也只存在于一种非形式中，也就是说，每首诗都在航向一个未知的、必须找到后才成为形式的形式，而每个形式又是一次性的，对创作者本人和别人同是如此。
艾基：这种寻找就是我刚才说的对思想目录化的反叛。这个世界万象缤纷，我们直觉地或潜意识地认识到，一首诗最多只是这世界的一个小小模型而已，这已足够了。
张枣：直到几年前，您在国内几乎一直没有机会发表作品，是您本人不愿意发表还是由于那个制度不容忍？
艾基：这当然不仅仅是政治制度的问题，要知道，不平凡的词儿在哪儿都是令人不快的，这很简单。
张枣：您曾与冲白斯捷尔纳克有过私交。您能谈谈与俄国先驱诗人的精神联系吗？
艾基：马雅可夫斯基有许多特征像马列维奇和阿波里奈尔。他的诗才和思想太了不起了。重要的是，他的思考方式是雕塑型的，给俄国语言艺术带来了巨大的突破。他用的每个词都比平常重五倍，像一个真正的雕塑家、词在他手上可变得忽大忽小。但人们不能苛求他作智力的反思，这是帕斯捷尔纳克的特长。智力在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中变成树、面包、大局然，深具活力，有肉有血，他是一个伟大的识象。至于曼德尔施塔姆，他是精神忍受不可思议的命运时发自灵魂的疾呼。这种疾呼是俄国词语与俄国灵魂的完美结合。
张枣：诗人能够既是政治动物又写纯诗吗？比如茨维塔耶娃？
艾基：茨维塔耶娃是一个美妙的诗人，但就意识形态而言，她才幼稚呢。有一天她写了首《献给白军的神》的诗，一部拥护君主制度的作品，她丈夫，一名白军军官，回家后看了说，马丽亚，你什么都不懂，白军的神可真是天灾人祸。其实政治与纯诗，两者互不妨碍。今天在俄国，一个五岁的孩子就是政治家了，他知道在学校讲什么话，回家又讲什么话。您瞧，政治渗透每个人的生活，但无论如何，经历各种日常困境的灵魂都高于政治，它必须以人类的名义，以美好自由生活的名义来讲话。
张枣：最后一个问题：在我们这个破碎的时代，写作还可能吗？
艾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断裂，它虽是一个文化与精神的地干线，在我看来都没有根。所谓根就是爱，它表现为历史、传统和未来。在这儿我想起叶赛宁的一句话：诗升不难，难的是度过完整的一生。人得学会跟别人生活在一起，彼此了解对方的不聿和忧愁，人得与大自然生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