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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为文学作者，对文学以外事务力求慎言。然依中国文化传统，货殖既为齐民之术，与万民相涉，凡民便有建言资格，于是才有以下两则农村调查后的感想。
关于数据
一个全国著名的经济发达村，注册常住人口一千余，年人均利润数十万，全村居民住进了统建的小洋楼，享受了公费医疗、公费入学等社会福利，当然是骄人成绩。但深入了解一下便可知，这些利润并不仅仅是一千多人所创造，另有一万多外地民工在这里的企业中打工，只由于没有当地户籍，不进入当地人口统计，也就不纳入人均利润的核算，于是他们创造的利润便全部转移到当地户籍的一千多人名下。“人均”利润就是这样拉高的：至少拉高了十倍。
马克思以及大多数经济学家大概不会同意这样的统计，否则打工者的劳动创造将会被抹杀。当然，在正常情况下，打工者拿到了劳务费，但常识告诉我们，摊入成本的有限劳务费并不意味着利润分配。也就是说，在上述例子里，一万多人创造了利润，但一千多人享受着利润，享受着小洋楼、公费医疗、公费入学等等——可能的权力腐败现象尚不考虑在内。这样分配的合理根据，当然是上述那种至少拉高了十倍的人均利润统计，是把一万多外来打工者悄悄删除以后的所谓经济奇迹。
中国人口众多，造成了劳动力价格低廉，以至从八十年代末期到现在，公务员、教师、记者、军警等从业者的工资一般增长了一、二十倍，但底层流动打工者月薪仍在三百元到五百元之间徘徊，几乎一直无增长。如果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有什么奥秘的话，那么这种劳动力价格的冻结性低廉，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成本低廉，是诸多原因中极为重要的一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参与企业利润分配的庞大打工群体，更多承担了繁荣之下的牺牲，并且在一种十分可疑的经济统计之下，其牺牲被合理化了，隐形化了。这种统计掩盖了上述经济发达村的真相，同样也大大折扣了农村外出务工群体对都市经济繁荣的贡献，大大折扣了中、西部外出务工群体对东南沿海经济繁荣的贡献——深圳、广州、上海、北京等地让人目眩的“人均”高产值，诚然含有这些地区常住人口的辛勤劳作，但同样源于四面八方大量外来打工者的心血输入——只是他们通常也被排除在有关统计的人口分母以外。结果，这些地区“人均”高产值的荣耀和回报，与外来打工者似乎没有关系，与广大欠发达地区持久性的劳动力低价出售似乎没有关系。相反，有些人会耸耸肩，把那些地方的困难看作落后者们“懒惰”、“蒙昧”的自食其果。
经济数据可以反映现实，也可以扭曲现实。即使是最真实可靠的数据，也受制于统计者对统计方法的设置，受制于主观的理论定向和制度定向，从而是有选择的数据，并不是事实真相的全部。如果我们打破所谓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的身份界限，如果我们清除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城乡分隔的等级意识残余，如果我们把当前日益增多的外出务工群体纳入所有企业、所有地域的经济统计，各种“人均”数据必然就会发生巨大变化。这可能会使某些企业或地域的“政绩”在部分指标上缩水，但可恢复经济运行的本来面目，而且将帮助全社会对经济发展获得更为可靠的知识，也获得更为道德的眼光：一种超越体制化壁垒从而关切大局和关注弱者的眼光。可惜的是，很多经济理论常常夸耀经济学的所谓“客观性”、“科学性”、“价值中立性”，拿出成堆的数据来支撑自己的夸耀，却不知他们的利益制约和价值偏见总是在这些数据里隐藏——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对西方经济现状的描述之中。所谓评选世界500强可算手头边另一个例子：这种大吹大擂的年度评选，只是依据企业的利润、产值、生产率、资产规模等等指标，其统计方法从来没有设置过企业对社会的“就业贡献率”、“环保贡献率”、“分配公正率”一类指标。于是，世界企业的“500强”不一定就是世界企业的“500优”或者“500善”——为了争“强”，公司裁减员工增加失业可能会被持股者欢呼，公司制造污染破坏环境可能会被总统和议员庇护，公司内部严重的分配不公可能会被社会舆论忽略。这一切都关涉到很多人的利益——常常是更大多数人的利益。然而，据说从来只关心利益的经济学偏偏不在乎这些利益，在评选这“强”那“强”时从不采集和公示这些方面的数据，不对更广泛和更重要的利益得失给予评估。
公司当然不能亏损，当然不能没有利润，这是一条市场经济的底线。但是不是利润越多就越好？产值越高就越好？对于公司广大员工来说，对于全人类的公共利益来说，那些在经济竞争中既有优胜之“强”，同时又能在“就业贡献率”、“环保贡献率”、“分配公正率”等等方面表现卓越的企业，不是更值得全社会尊敬和表彰？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就不能创造一种新的年度评选？据说公司盈利最终将增进人类整体的福祉，即便如此，如果它们造福于未来的人类却损害着眼下的人类，难道就值得我们全心信任和热烈致敬？
单纯重“强”和求“强”，是利润和资产挂帅的表现，意识形态的偏执暗伏其中。经济活动终究是为人服务的，是为未来之人更是为眼下之人服务的。因此就业、环保、分配公正等等正是经济学的应有之义，而不应排除在经济学之外；应该落实为公司业绩评估的重要指标，而不能停留于某些经济专家业余的道德空谈。这些指标的长久缺失，这些数据被某些利益集团本能地反感和拒绝，暴露了诸多经济学所谓“客观性”、“科学性”、“价值中立性”的可疑，暴露了这些经济学的深刻危机：充其量只是一种公司的经济学而不是社会的经济学，是以物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学。如果说主流经济学以西方发达国家为经验背景，难免不会漠视这些指标，那么一个人均资源十分匮乏和国际环境并不宽松的人口大国，一个在就业、环保、分配公正方面正面临着超常压力的后发展大国，国情如此特异，理论与实践就不能照搬。其经济学如果同样缺失这些指标，长时间只是跟着别人鹦鹉学舌，可以肯定：必无“齐民”之效，反有误国与祸民之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真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需要有各种统计原则和统计方法的创新——这将是理论创新最直接和最明显的成果，也将是理论创新最紧迫和最切实的起点。
关于市场
“要想富，先修路”，是一句流行标语，出现在很多田头村口，当然是很好的说法。但“修了路后必然富”的逆定律并不成立，因为开路不是挖金元宝，道路通达之处可能富，也可能穷。据联合国1999年发展报告统计：全世界有四十多个国家比十年前更穷，而这些国家的路越来越多。
在没有交通便利以前，一个乡下青年结婚成家，几千元的家具开支只能就地消费，让当地木匠来赚。一旦有了公路，这笔钱就可能坐上中巴或者大巴，进入广州或者上海家具商的腰包，那里的家具一定款式更多，在大批量和集约化的生产之下也一定价格更低廉。这就是路网拓展以后购买力将向经济核心地区集中的寻常例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核心地区的信息、技术、资金、人才以及政治优势将获得更大的扩张空间，其商品将更容易倾销边缘地区，使那里的很多小企业在竞争压力下淘汰出局。还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边缘地区找不到什么出路的人才，在父母和社会支付了越来越昂贵的教育成本之后，将进一步流向核心地区。这样的过程少则数年，多则数十年，前者便不再可能复制后者的产业结构并且与之竞争，只能拱手交出产品深加工的能力和利润，一步步沦为纯粹的原材料供应方。不难想象，一块芯片换几十吨木材，这样的“平等”的市场交换在富国和穷国之间发生，也正在中国的富区和穷区之间出现。
落后地区当然也可以发展自己的特色产业，比如高附加值农业。但只要相关消费力仅限于少数富人，与大面积的人口无缘，与都市里失业人口和乡下的半无业人口无缘，那么生产者就只是在争夺一个很小的市场，高附加值农产品就太容易过剩。反季节瓜菜、鲜花和草木、牛奶和肉鸽，这都是好东西，大家都愿意享受，但这种自然生理需求在多数人购买力有限的情况下，无法变成足够的市场需求——这就是“需求不足”或者“生产过剩”的真实含义。当生产者一拥而上的时候，物多价贱，物贱伤农，高附加值就可能变成低附加值，甚至是负附加值，就会更进一步削弱广大生产者的消费力，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加强乡村产业结构调整的说法不是不对，而是必须以扩大相应的市场需求为前提，以国家加强利益分配调节从而使大多数人手里有票子为前提的前提。否则先行者还有点赚头，盲目的跟进者就要大栽跟头。
这就是沿着公路网络而迅速扩张的市场化。从全局上来说，这种趋势将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促进技术创新，增强综合国力。但这种趋势的另一面将是各种资源的流动和集中，如无有效的调控，便可能扩大贫富差距。九十年代以来东南沿海和西北内地构成了横的差距；近年来国、省两级财政收入普遍大增，而县、乡两级财政收入普遍下滑（乃至有些地方陷入危机），则构成了竖的差距。一方面是很多人购车、置业的“消费升级”热潮，另一方面是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