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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中大雨大漏，小雨小漏，盆盆罐罐错错落落排了一地，听水声叮叮咚咚，作画也如有万泉滋润，实在韵味无限，于是为画室命名“叮咚堂”；棚子里夏天奇热，我经常赤膊作画，又称之“赤膊屋”。冬天是最美的时光，头上煤球炉子的铁烟筒盘旋，身边烤白薯的热香缭绕，边画边咽着口水，如此“薯香斋”让我画完了总有享受，不觉就画他个风息雨止，暑消热退和腊尽春回。第二间画室搬到了单位底楼阳台上，名曰“三透斋”。那阳台三面破窗，透风，透雨，透雪。雨天共沧浪歌吟水天一色，风日听十面埋伏刀兵鏖战，雪后看纸里纸外精白世界熠熠生辉，说不尽的美意，偶尔有楼上冲墩布，水泻画室，淋得我一头污水，洗净就是。只可惜那人造的黑龙飞瀑泼污了不少画作，吁嘘一番，接着再画。最后的画室确实是画室了，又亏得姓蒋的领导“可怜见儿”，腾了一个办公室给我，我就在这里放肆。一日画马，画得银蹄翻飞，红鬃飘扬，兴之所至，题《八骏图》，辞曰：“半生文场似疆场，春来秋去总匆忙，魂魄狂奔旅程远，心儿系在鞍鞯上。口衔马铁凝血痂，身受鞭笞伤叠伤，一声嘶鸣逐鸟翅，几笔飞白自画像。”画完了，题完了，真的学几声野马咴咴嘶鸣，神畅气舒，险些不知天高地厚。于是自命画室为“嘶鸣堂”。
出自这三间画室的十年之作，毁起来很快的，莫非是我有了觉悟，“觉今是而昨非？”不，今日也未必能称“是”。今日之“我”，不定哪天，自己又看着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该撕碎了。也许艺术就是如此这般的殉道，艺术生命的过程就是干了毁，毁了干，直至垂下疲惫的双手？明明是十分悲怆惨烈的撕扯，不知为什么，我忽然觉得这才是世间真正美丽的悲剧和神圣的宿命。我们这些人总是去追随想望中美人香草的踪迹；总是为了“那一个”，否定“这一个”，见异思迁。我想，在这寂寂无声的夜里，我撕碎了自己的从前，在没人知道的情况下，也不妨自诩为是凤凰涅，是为了艺术生命的重铸和再生，坚决地洗心革面，扔掉昔日多余的行囊和赘肉，往前看，往前走。忽然又觉得今夜的“自残”和“自毁”，可以比做城市的旧房危房的拆迁，但愿拆过了，铲平了，能盖起一座梦中的宫殿。我就是用梦来证明自己还喘气儿，就是为梦才活着的。
我在奋力撕扯自己作品的时候，腆着肚子，还真弄出了点儿“孤注一撕”的“英雄气”来。有些画看看再撕，有些看也懒得看了，抓过来就扯。单宣纸薄，好撕，一撕到底，声音响脆明亮，速度极似磨快的厨刀割开皮肉。皮纸坚韧，要费些气力才行，我的两手扯着纸边，如扯带血的筋肉，声音嘶哑，绵软，颤颤的，好像画儿也在呻吟，在叹息。裱褙好的，强了骨骼，有时需要刀剪来帮忙。剪了口子，咬牙切齿地去撕，有断臂裂骨之势，咔咔折断的声音撼人心魄。无论撕画的时候怎样声如击磬，势如裂帛，疾似闪电；无论抛落的纸屑如何做天鹅之舞，我都没有快感，快不起来。这一个晚上撕了几麻袋，就急着去找把火烧一个干净。等到完事儿了，我顶着满头纸灰，独坐画室，对镜看着两鬓的白发，不免心中一阵阵茫然和惆怅。我就这样在顷刻之间，把十年的岁月撕了，把年轻的生命撕了，把自己的“孩子”撕了，把昨天的“自己”撕了？可是明天呢？明天的梦能涂在纸上保存下来吗？
我默默地为自己祈祷。
漂在重庆
巴 一
清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酣梦中的我。
“喂，我找巴一。”一个听起来并不清脆的女中音。
我忙说：“我就是。你谁呀？”
“连我你都听不出来啦？”电话的那头，显然有些惊异地提高了嗓门：“我在你的楼下，下来接我吧。”是谁呢？我一时诧异地张大了嘴巴。朦胧的睡意荡然无存，放下话筒便去抓衣服。可我又犹豫了，脑海里“大弦嘈嘈如急雨”般搜寻着关于这声音的记忆。无论如何，我都对回响在耳际的这毫不客气的语句感到陌生。
确切地说，我来重庆整整十个年头了。从夹着个破手提包到处跑医院推销药品，到如今坐在富丽堂皇的“总经理”室决胜千里，结识了不少的好朋友，自然有男有女。生意场上的，行政机关的，文学圈里的，用不着通报姓名，哪怕是咳嗽一声都能分辨出他们活生生的音容笑貌来，怎么突然间对刚才电话里的声音就没有一点记忆呢？
莫非是我安徽老家来的人？不可能，他们不会说这么标准的重庆话。谁呢？
“下楼来没得？我等起的哟！”她又打来了电话催我。
顾不上三七二十一，我趿着拖鞋跑向了楼下。当我的目光与面前这位短发齐耳面孔端庄的女性对视的刹那间，我一时竟喊不出她的名字来！“您好”两个字反复重复着，却十分窘迫地叫不出她的姓名想不起哪儿见过她。好像，她并没有觉察到我的内心活动，上下打量我一番说：“胖了，比原来胖了点！”
走进我的住室，她换了双拖鞋，微笑着环顾四周问：“夫人在吗？”我回答她：“没有。我一个人住。”她马上说：“那，可不可以参观？”我说：“如果不嫌太乱，请随便看吧。”她兴趣盎然，果真向一个一个房间里走去。
她是谁呢？我脑海里浮现着电影上一个个“女间谍”、“女神探”的美女来，不可能，这么一个清秀的女孩怎么可能是那些“反面人物”呢？我一次次否定着自己。尽管百思不得其解，还是礼貌地取出纸杯，给她泡上了茶水。
“你还是一个人在重庆啊？真不容易。”退出我乱糟糟的寝室，她坐在了我对面的沙发上。我应承着，尽量放松我紧张的微笑。终于，我憋不住了：“你能告诉我怎么知道我的住址的吗？”
“你猜呢？”她歪着头，两眼一眨不眨的。
我说我猜不着。她“扑哧”笑出声来。“还记得九年前那个冬天的早晨吗？你在招待所的七楼饿了三天，是我给你的方便面，知道了吧？”
就这么一句话，宛若一颗炮弹，顷刻间炸开了我封存多年的记忆；顷刻间使我的狂妄和虚荣灰飞烟灭。我颤抖的手燃着了香烟……
那一年，我26岁，那是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第二年。穿着藏青色的司法制服，神气十足地回到农村老家时，院子里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见我一脸的愕然，邻居们才告诉我：祖母已经死了。我扑向堂屋，父亲、二叔、三叔都跪在祖母的遗体旁嚎啕大哭。我明白了一切。握着祖母冰凉的双手，望着她已合上的凹陷的眼睛和干瘪的嘴唇，痛不欲生。在姊妹排行中，我是老大，从小学到中学，祖母几乎是天天晚上在煤油灯下陪我写作业，读大学和毕业分配后，祖母天天求神拜佛，祝福我能有出息，不再在村子里受欺负，不再像上几辈人那样枯守在农田里……祖母对我恩重如山，什么时候她患的病我都不知道。她怎么就突然间死了呢？擦着眼泪，我开始责怪起父亲来。父亲说，祖母患病后，她一直不告诉任何人，更不允许他们写信告诉我。待她病重晕倒在门口时，她才说请医生来看看。祖母的手勾着，面部斜向了一边，村子里的医生说祖母中了风，要花很多钱买很贵的药才能治好。听到这些，我父亲就和他的兄弟凑钱给祖母治病。可是，父亲把猪牛鸡全卖了，那点钱两三天就用完了。他们在村里到处借，可村里人担心父亲以后还不起这笔债……
父亲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我说，这些情况怎么不告诉我呢？父亲喃喃自语说，找你又有啥用？一个月40元的工资还不够自己用的，再说你读书时贷信用社的300块钱不知道啥时候才还得上，光利息也不知道长了多少……
听完父亲的话，我再也说不出一个字。为了供养我，他们倾尽了全部心血，忍受着贫困的煎熬，巴望着我能比他们强。如今到了城里，还自己顾不住自己，经常带家里蒸好的馒头在宿舍里吃。我是他们的希望，如今却丝毫也帮不上他们……想到这些，我恨自己的无能，恨自己的无奈……
为了救治身患重病的祖母，为了改变父母因贫穷而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的状况，我决定辞去苦熬出来的“铁饭碗”，做生意去！“我要赚钱”的念头，恐怕比当年高玉宝喊叫着“我要读书”还要强烈……
那个雪雨交加的晚上，我走向了离我们老家最近的漯河火车站，乘上了开往重庆的火车。
吭吭哧哧的列车，理直气壮地停在了菜园坝火车站。在拥挤着走出车站的旅客中，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人想到，我这个身上只有90元的安徽农村人，决心要在重庆干出一番事业来。
扑面而来的麻辣味，完全听不懂的重庆话，衣着时髦热情如火的重庆人，一下子激发了埋藏在我心底的渴望和追求。原来在书本里读到过的红岩村、渣滓洞，在电影里看过的江姐、小萝卜头等等，都已近在咫尺。激动和憧憬，时时都在撞击着我的胸怀。在两路口一家叫做“铁二招”的旅馆住下来后，我便开始了我的漂泊生涯。
我问过一个擦皮鞋的老太太：“我是哪里的人？像个干部吗？”老太太停住了手中蹭鞋的旧布，望了我一眼，慈祥地笑着说：“你是北方人。如果是干部的话，也不过是个小集镇上的干部。”老人的话，给了我很多的启示。至少，重庆人是见多识广见过世面的人，在他们面前，你装不了什么假相。我又问手里拎个捧捧衣着不太讲究的“扁担”：“你看我像是干什么的？”“扁担”先是摇头说“不知道”，而后说：“你在哪里干活的？”于是，我便知道我的形象和他们差不了多少。我苦笑着，暗自估量着我在举目无亲的重庆是几斤几两……
至今，我丝毫不怨恨当初求职时将我拒之门外的一些人，因为我没理由责怪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