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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政府内外的分析家把这个国际条约视为完全合乎美国本身的利益。他们的逻辑是简单的：当战争是昂贵时，军事行动需要大量先进设备和核武器，那么只有富国才能玩这个游戏。廉价武器且又具有毁灭性力量将扯平战场上的高低之差。专家们同意，这是华盛顿必须要避免的。这个观点，梅塞尔森及其他人以前就已提出，几年来，在公开场合和私下场合一再强调。
但是，帕特里克和他的同事却感到，很多国家恐怕不会遵守它们放弃细菌武器的保证，这类武器如此廉价，又如此有效，它们肯定会秘密扩散。此外，他和同事们担心，这类武器最终将被用来反对美国。“我的大部分同事——试验厂部门主管、弹药部门主管等——大家都在想，‘天哪，这东西最终还是会出来反咬我们一口，’”他回忆道，“这玩意实在是太好了，怎么会消逝呢。”
尽管帕特里克心存疑虑，但是，他还是帮助迪特里克堡完成了如他说的“从黑到白”的转换过程。他支持了持续3年的努力，摧毁了进攻性的武器库，然后在新成立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着手研究
细菌防御手段。这是政府致力于防御研究的中心，设在迪特里克堡，处在其先前研究工作的阴影之下。比起以前的进攻性研究，防御性研究所需的专家以及建筑都少得多，预算亦大为缩水。至此时，军方的实验室只不过是迪特里克堡基地大片房屋的用户之一而已。
然而，帕特里克还是不自在。他不仅不喜欢在他看来是美国正在下的一个大赌注，而且发现新的工作违背了他多年来已经形成的感觉。他谈到寻找挫败细菌攻击的方法时说道，“这是不同的世界，防御性研究远远复杂得多。开发一种武器级的制剂要花18个月的时间，而开发一种针对它的优秀疫苗却需要10年的时间。”
帕特里克在津津乐道于他当一个细菌武士的经历时是坦率的，他说，他的记忆中，杀害动物、感染人、寻找制造死亡的新方法，诸如此类他仍然感到坦然。这些都是军事准备、威慑敌人、保持国家强大的组成部分。“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目标就是解决问题，并不考虑我们从事的工作其哲学结果是什么。”他说，“当星期五我们坐在一起闲聊时，我们不会说‘我们有道义的责任去阻止它！’而是说‘我们应如何提高浓度？’你决不会把它和人联系在一起。也许这不好，但是，这里涉及的是危险。
“我们老想到的是中国人和俄国人。要是我们知道他们确实在干的事情，我们就会更加努力工作的。”
第二部分曝光（1）
当世界放弃细菌武器时，科学正在打破人与自然的界限。生物学家第一次了解到如何操控存在于一切生物中的生命指令规则。这是一个突破，给生物战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大自然亘古以来就已写就了这些指令规则。科学第一次观察到这些规则是在1953年，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即DNA是如何支配我们的遗传特征的。遗传密码结果是被锁定在一个双螺旋结构中，该种结构是一切生物从细菌到海牛所共有的。令人吃惊的是，不同的指令规则，其字母和语言都是一样的。
20世纪70年代初，科学家利用这一共同性创立了基因工程，也称为生物工程或基因拼接。是时，科学家已能够编辑、重写和重新安排生命的脚本，把某一行或某一章从一个生物移到另一个。这就是生物剪切和镶嵌。由于越来越容易进行，基因得以重新组合安排。
一项早期的试验集中在萤火虫，把它的生物发光基因加入到胡萝卜，出乎意料，一种新的胡萝卜品种产生了，它能够在黑暗中发光。20世纪70年代中期，有更务实想法的科学家把人产生胰岛素的基因接入细菌，制造出大量混合物。众多糖尿病人当时就是依靠这种大规模生产的胰岛素，这是以后成为亿万美元产业的第一种产品。数千个从事重新组合的项目努力的目标是治疗疾病、拯救生命、提高人的健康水平。
这些结果对全世界的军界来说也具有深远的意义。新的生物学也许能够产生出不为现代医学所知的疾病，当然也无法治愈。也许可以制造出超级病菌，即更强大、更威胁、更成熟的病菌。细菌似乎有可能成为终极武器。
站在遗传学革命前沿的科学家属于最先了解它对敌人具有何种潜在意义的人。一代人之前，物理学家发明了原子弹，也正是他们投身于核武器控制。现在，最了解新学科知识的生物学家开始探索如何遏制他们的发现带来的破坏性力量。
乔舒亚·莱德伯格在纽约长大，是一个正统犹太教拉比拉比，指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员或犹太教会众领袖。——译者的长子。1958年，在33岁时，他获得了诺贝尔奖，表彰他早在20岁就开始的工作。他的研究显示细菌以一种类似性的活动互相之间转移基因。他的发现对基因工程这门新科学具有关键的意义。莱德伯格公开为这个发展的领域辩护，但他也看到了使细菌武器更危险的潜在可能。在一次采访中，他说，“我认为，持续扩大这种技术，从长期来看是自杀。”
他发现了细菌中的基因交换，这导致他对抗生素的抗药性危险提出了警告，比公众真正注意这个问题早了数十年。莱德伯格属于最早将克隆作为一种实际事务讨论的科学家。他参与建立了微生物遗传学，以及计算机人工智能领域和外层空间生命存在可能性的研究。
他一生从事反对生物武器，这得之于他个人的军事知识，以及与传染病所作的斗争。1943年，还在10多岁时，他赢得了参与权，加入到哥伦比亚大学为培养军医设立的一个海军本科生项目。1944年，他进而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学院的医科学生。他的研究跟着他在美国海军医院承担的责任不同而转换，该医院在长岛的圣奥尔本斯。在那里的临床病理实验室，莱德伯格从一架显微镜中检查出粪便样本中的寄生卵和疟疾的血液涂片。该疾病在折磨着从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返回的海军陆战队。瓜达尔卡纳尔岛，太平洋西南部所罗门群岛最大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日军队曾激战于此。——译者
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在威斯康星大学担任了一个教学职位，该大学在将迪特里克堡建成美国制造细菌武器中心的过程中发挥过主要的作用。威斯康星的微生物学家埃德温·B·弗雷德曾根据罗斯福的陆军部长的需要出任过他的顾问，学校的另一位微生物学家艾拉·L·鲍德温则选择了迪特里克，成为那里的首任科学主管。
在威斯康星大学期间，莱德伯格遇到了李奥·西拉德，后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参与制造原子弹，随后到芝加哥大学研究生物学。芝加哥大学汇集了一批曼哈顿计划的老资格科学家——西拉德、恩里科·费米、爱德华·特勒等等，他们就自己释放出来的那种毁灭性力量辩论着究竟该怎么办，有些人甚至主张成立一个世界政府。西拉德赞成以条约来限制核武器。他和莱德伯格初相识于生物学研讨会上，两人一见如故，后来便常常见面。莱德伯格说，西拉德成为“我的第一个公共政策科学家的楷模”。
1967年，莱德伯格在他以前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尝试移接基因。试验没有成功，但他从中看到了前景。他的结论是在实验室创造新的生命形态也许很快就会成为可能。从威斯康星大学转到斯坦福大学后，他继续做该实验，正是这所在加利福尼亚的大学，几年后成为遗传学革命的中心。
越战期间，反对生物战的全国性浪潮迭起，莱德伯格成为《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者，在1968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创造合成基因将随着“系统构筑”新的疾病病因和“最危险的灭绝性实验”而威胁人类。他号召终止细菌战，称“时间已经不多了”。
莱德伯格私下里还积极鼓动结束政府的项目，向领导人通报他所预见到的危险。1969年3月，他致信迪特里克堡的科学主管赖利·豪斯赖特提出的供讨论的问题。对生物武器，他问道，“到底哪里才是彻底的终结呢？”“生物武器的扩散能够得到控制吗？生物武器会被采用为一种游击战术吗？反制的手段是什么？”这是较早提出，也就是后来为人所知的生物恐怖主义。“我非常担心这一点，”他写道，“但又战战兢兢不敢提出，害怕会使这种罪恶的念头进入某些人的头脑。”
1969年晚些时候，他告诉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允许进行生物武器新的开发“就好像等于是我们同意安排把氢弹放在超市里出售”。尼克松的禁令同年生效以及华盛顿开始谋划一个全球性的条约后，莱德伯格应政府之邀向联合国提出建议。1970年8月，他在日内瓦向联合国裁军署做了一次演讲，数十年后该次演讲被视为一个转折点。科学的最新进步预示着一场军备竞赛，他警告说，“其目标恐怕就是要以最有效的方式将人类从这个星球上消灭。”昆虫传染已经扫荡了美国的栗树和欧洲的葡萄，他说道。现在人类面临着类似的危险——“就是我们自己的发明导致的危险”。他说，这种危险激发了“我自己的道德困扰，那就是我投身于其中的事业，对我身处其中的人类而言，究竟是一个祝福还是一个诅咒”。他补充道，“我们整整一代生物学家，以及此时正在读书的更年轻的学生都将直面这个进退两难的困境。”
第二部分曝光（2）
1972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在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开始签署，100多个国家支持公约提出的消灭生物武器的目标，宣布细菌战“违背人类的良知”。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民间的科学家开始了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