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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攻击性生物武器项目”。
1986年8月，五角大楼高级官员道格拉斯·费特告诉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为了开发“生物战的新手段”，苏联科学家已经开始改造细菌。他还补充道，生物技术领域的“惊人进展”正在开创一个新时代，设计的病原体可以在数小时内制造出来，而疫苗之类的抗毒剂也许需要数年。美国就苏联的细菌开发活动正式提出外交抗议，分别是1984年10月、1985年2月、1985年12月、1986年8月和198年12月。在那些受到怀疑的地方中，有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扎戈尔斯克附近高度警戒的场地，后者是莫斯科城外的一个古老的城镇，那里因寺院、宗教圣像和盖有蓝色与金色的洋葱形圆顶的童话般教堂而著称。
20世纪80年代标志着美国历史上军备建设发展最快的时代之一。五角大楼拥有充裕资金开发新的武器系统，包括数10亿美元开发星球大战反导弹系统。在一小笔钱都要大费周折的预算时代里，用于生物防御科研的经费却成倍增长，达到每年9100万美元。中层官员相信美国正在与苏联展开一场未宣布的生物武器竞赛，他们力促美国最优秀的研究者探索生物技术的前沿，希望找到新技术能够帮助他们理解用于战争的新型病原体的威胁。
有几位重要的美国科学家对这种研究作出了贡献，包括斯坦利·费尔科，他是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家，国家科学院成员，后来又当选为美国微生物学会主席。根据一项合同，费尔科与一个同事将一种危险的基因植入大肠杆菌，后者是人体肠道中一种常见的细菌，他们创造了一种攻击人体细胞的超级细菌。植入的病原体是假结核耶尔森氏菌，它是鼠疫耶尔森氏菌的一个危害较小的旁系，鼠疫耶尔森氏菌导致瘟疫，在14世纪曾经给欧洲带来黑死病，大批人死亡。1985年9月，费尔科和他的合作者拉尔夫·伊斯伯格在公开的科学刊物上谨慎地透露了一些情况，他们说，他们已经命名了该基因的假结核耶尔森氏菌的部分，它产生出侵入的毒素。他们强调，该细菌的攻击力“能够成功地被模拟”。他们没有提到武器或战争，而是强调他们的研究可以帮助科学家懂得传染是如何发展的，以及如何阻止传染。
军方的科学家则没有如此公开，他们改进了把温和细菌植入危险细菌的方法。在华盛顿特区一个军方的研究所，研究人员报告说，他们已经开发出新方法修正通常无害细菌的基因组成，如大肠杆菌，这样就可以生产出任何设计“层面的病原体”。
里根政府把1972年的生物武器公约解释为允许研究所有致命病原体，只要出于和平的目的。“我们在生物工程及相关学科进行研究，以理解什么是可能的，”理查德·L·瓦格纳承认道，他是国防部长的一个助理，也是项目负责人之一，“但目的是要理解如何设计防御手段，而不是设计攻击手段。”对五角大楼1980年至1986年间的研究进行的一项分析表明这两者间的界线是模糊的。在保护军人和公民的名义下，美国政府出资搞的项目，51个旨在制造新的病原体，32个为了提高毒素生产，23个为了击败疫苗，14个为了阻止诊断，3个为了欺骗保护性药物。
第二部分曝光（6）
这些研究结束了有关是否可能生产基因重组的细菌武器的怀疑。不确定性发展了，因为学术界和工业界的科学家发现他们要为设计的细菌存活下来而竭力奋斗，而不是如阿西洛马的某些专家所担心的那样，大规模生产超级细菌。大部分人造的细菌结果都比它们的自然天敌虚弱。因此，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立法者取消了对脱氧核糖核酸研究施加的大部分禁令，批准了一些经过生物工程改造的有机体可以进入环境中去。但军方的研究表明，在偶然事故中很难得到的东西却可以通过设计而成为可能。如果说超级细菌很难因意外原因而制造出来，那么却可以通过人为原因而获得。这只是一个持续努力的问题，这一点被当做秘密，基本上没有对外透露。
军方发现很容易聘用美国一些最好的科学家来应对这类挑战，特别是当研究工作扩展到遗传学最前沿领域的时候。然而，作为一种规则，顶尖科学家无意从事于所谓细菌战防御准备之类的平庸工作——诸如获得疫苗、医学治疗、战场探测器之类。里根政府慷慨地把资金拨给五角大楼，但在生物战保护方面的研究开支是受限制的。而军方即使有钱，也发现很难在缺乏科学吸引力的领域招募到有才华的科学家。
1984年圣诞夜，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所长戴维·赫克斯索尔和迪特里克堡的顶尖细菌专家理查德·斯珀策尔两个人一直工作到深夜，因为五角大楼迫切要知道细菌战防护需要供应什么东西。他们俩搞了一份应急的文件，建议储备足够的炭疽和肉毒杆菌疫苗，用以给200万军人接种。
他们的评估是对细菌战防御的一项广泛研究的组成部分，该项研究由陆军副参谋长马克斯维尔·瑟曼将军领导。他长得瘦长结实、神情严肃、来去匆匆、脾气不好，被人昵称为“疯狂的马克斯”。他很受下属的欢迎，是军人心目中的战士。1985年，他进行了军方称之为细菌战“功能性领域评估”工作，召集了数十位高级将领和文职人员一起评估关键的训练、理论和设备。瑟曼的报告发现在所有三个领域里都存在着缺陷。军队准备严重不足。如果美军遭到常规的细菌战攻击，如炭疽病菌，基本上是赤裸无防的。五角大楼的一位文职官员比尔·理查森与生化战防御打了数十年交道，他很钦佩瑟曼的干劲，但感到他的对抗策略注定是要失败的。“瑟曼走得太极端，太极端了，”理查森回忆道，“这个体系怎么也会继续维持下去，至于副参谋长换来换去，碍不了什么事。”瑟曼的报告基本上被冷落了。
当该文件传阅时，陆军的军医就斯珀策尔和赫克斯索尔建议的储备疫苗需要多少开支要求制药厂商报价。一家公司提出开设一个新的工厂，用于生产数百万支抗炭疽、肉毒杆菌及其他毒素的疫苗。这些疫苗价格很高，需数亿美元，军方的医疗官员没有能够说服五角大楼做这笔投资。
比尔·帕特里克对他所认为的发生在迪特里克堡的胆怯和无所作为感到厌烦，他在帮助联邦调查局调查拉杰尼希静修会在俄勒冈州的攻击后，于1986年辞去了在军队里的工作。他那时59岁，但已把自己称做与细菌武器结合在一起的“老顽固”。鉴于威胁肯定是在上升，帕特里克成立了一个细菌战咨询公司，服务对象是联邦部门和私人客户。他的名片上印有一个骷髅。在他的办公文具上面是一个死神的图像，黑色的镰刀上标有“生物战”字样，伸出的手播撒着细菌雨。
瑟曼指出的军方准备的关键缺陷之一是缺少疫苗，以对付帕特里克称之为“老东西”，也就是传统的毒素袭击。这个问题是赫克斯索尔，斯珀策尔和帕特里克在迪特里克堡都极力促成要解决的，但却未能成功。
20世纪80年代末，一个名叫罗伯特·恩格的年轻少校决心就这个问题出点力。恩格在军医局局长办公室工作，是核、生物、化学武器医疗防御军官。他就职后，很快了解到军方几乎没有疫苗储备用以保护军队对付炭疽和肉毒杆菌，这是两种最为人所知的生物毒剂。恩格阅读了关于苏联及其他国家生物战项目的报告，认识到如果打这样的战争，军方指挥官对这两种疫苗都需要足够的供应。因此，他着手安排采购50万支疫苗，够用来给16万军人注射全套防疫所需的6次中的前3次。
恩格向安娜·约翰逊瓦因加求助，后者是文职官员，有微生物学的博士学位。她一开始就懂得炭疽菌的破坏性威力。在迪特里克堡做研究时她的专业是病原体，然后进入军界，在处理医疗项目的指挥部工作。她曾接种过炭疽预防疫苗，这在美国很少见，该疫苗是20世纪50年代开发的，并在1970年得到食品与药物署的认证通过。疫苗分6次在18个月里使用。医生对该疫苗几乎没有经验。在最初20年里，该疫苗仅仅给迪特里克堡一小批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以及在毛纺工厂的数百个工人使用。接种疫苗的人，有些人抱怨说发生肿胀及其
他地方性的反应，但没有长期副作用的报告。
军方知道炭疽疫苗的缺陷。数年前，即1985年，军方请制药厂商开发改进产品。军方说现有的配方是“高反应型的”，或多半会引起生理反应，而且“可能无法预防全系列炭疽菌”。主要的制药厂商都没有投标。该疾病不是常见病，而且军方大量购买的承诺也靠不住。
美国的大制药厂商纷纷脱离疫苗行当，原因在于利润低，还有越来越多的法律诉讼。给儿童普遍防疫已经战胜了诸如百日咳之类的疾病。但有一些病人在注射了疫苗后发生严重的反应，包括大脑损伤和死亡。将这些病例与免疫联系起来的科学证据是有争议的，但陪审团比较同情年幼的受害者，作出了不利于制药厂商的某些令人震惊的裁决。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疫苗短缺。
在美国有一家拥有许可证的炭疽疫苗生产商：由密歇根州公共卫生署运作的一家很旧的实验室，在兰辛。该实验室建立于1925年，它开发了第一批白喉—破伤风—百日咳疫苗。它的有些建筑还是在大萧条时期造的；还有些则是军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造的。
密歇根州那家实验室的官员告诉约翰逊瓦因加，他们不可能满足恩格的需要。这里的设施大概每四年使用一次，生产小批量的炭疽疫苗，数量在1。〖=F〗5万支至1。〖=F〗7万支。1988年9月29日，军方第一次签署了合同，购买大量炭疽疫苗，要求密歇根州生产和储存30万支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