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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万支。1988年9月29日，军方第一次签署了合同，购买大量炭疽疫苗，要求密歇根州生产和储存30万支疫苗。
根据合同，军方同意为更大的发酵器出资，制造疫苗的细菌将在里面繁殖。该实验室的大部分设备都已经20多年了，正如军方的一份文件所说的那样，“肯定不是第一流的”。考虑到加速生产的困难，军方给了密歇根州5年时间，到1993年9月，完成30万支疫苗生产。
在里根时代，从事病毒—毒气问题分析的人员迅速增加，情报机构开始收集有关细菌武器的新信息，并发布细菌武器向第三世界国家扩散的报告。1988年6月，他们说伊拉克已经走上建设“细菌武库”的道路，并以合法的科学研究为幌子。这个保密的研究是在迪特里克堡进行的，执行者是军队医学情报中心。
第二部分曝光（7）
该中心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初只有一个分析人员，负责监督全世界生物项目，后发展成一个班子，有众多不同的专家，包括受过基因工程高级训练的微生物学家。该中心1988年关于伊拉克的报告集中在“老东西”上。分析人员说巴格达的科学家已经从肉毒梭状芽胞杆菌中生产出武器，从那里生产出的致命毒素比神经毒气威力大1万倍。报告说，伊拉克还企图从炭疽菌和其他致命细菌中生产出“研究与开发级”数量的武器。
情报报告通常充满了防止误解所作的说明，但这份报告包含了几项警告性的主张。它说伊拉克科学家为了进行暗杀而在开发细菌武器。萨达姆·侯赛因总统的女婿侯赛因·卡迈勒，也是巴格达权势熏天的情报机构头子，亲自负责监督生物武器研究。这些细节表明该项目得到伊拉克独裁政权最重要人物的支持，它们伴随着一个理应引起美国高级官员注意的暴露出来的情况。伊拉克科学家在从一家美国的公司购买他们的初始细菌——这是任何生物武器项目的基础。“伊拉克人组织工作干得极为出色，巧妙地购买所需的进攻性材料，使用的程序有效地掩盖了他们的目的，”报告说道，“他们目前从美国菌种保藏中心购买了细菌菌株。”
该公司系科学材料供应商，坐落在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州郊区，就是这家公司，俄勒冈州的拉杰尼希静修会也曾经向其购买过一些细菌，它自然也是伊拉克秘密工作的一个关注点。该公司储藏的菌株，在世界上规模最大，包括20世纪50年代中发现的炭疽和肉毒杆菌毒性特强的变异体，那是美国细菌战项目的一部分。该公司作为一个全球性的收费图书馆向微生物领域开展研究的科学家提供服务，它也被看做是努力提高人类健康的重要工具。海外客户购买最毒的菌株需要得到商业部的许可证，但在1988年，这基本上是一个形式。来自伊拉克或其他任何地方的申请很少被拒绝。在前两年，1986年5月，该公司曾向巴格达大学出售过一组细菌，包括三种不同类型的炭疽菌，五种肉毒杆菌的变体，以及三种布鲁氏菌，这种细菌导致布鲁氏菌病，是一种动物疾病，使人丧失能力，但一般不是致命的。更多的定单也在筹划中。
似乎也没有什么理由要阻止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官员看伊拉克更像是一个盟友，而不是一个可能的敌人。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政策，在伊拉克对伊朗的长期战争中，是向前者“倾斜的”，美国甚至向伊拉克军队提供有关伊朗军队分布的间谍卫星照片。美国军方对波斯湾的应急计划是假定召集美军保卫该地区的油田，反对苏联突入伊朗，美军将与伊拉克军队联合起来与苏军作战。美国官员对伊拉克使用神经毒气对付其库尔德少数民族颇为不安。不管怎样，美伊关系继续保持着。
关于伊拉克开发生物武器的情报送到国务院、中情局和军方的各部门，包括中央司令部，后者计划和指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行动。情报没有带来任何行动。没有人给美国的公司打电话警告他们不要再向巴格达出售细菌。没有人提议商业部停发向伊拉克出口细菌的许可证。
1988年9月29日，上述报告完成3个月后，11种菌株，包括4种类型的炭疽菌，从马里兰州发往伊拉克。下定单的是伊拉克贸易部的技术与科学材料进口处，这个处已经被美国情报官员认定为巴格达购买细菌武器材料的窗口。其中1种细菌，菌株11966号，是迪特里克堡1951年开发用于细菌战的炭疽菌。
一直拖到后来，情报部门才促使美国官员禁止向巴格达转让更多的细菌。1989年2月23日，商业部禁止出售炭疽菌及其他数十种病原体，不仅对伊拉克，而且对伊朗、利比亚、叙利亚均禁止，这些国家也被怀疑企图开发细菌武器。商业部宣布说，发布禁止令原因在于对生物战威胁的“高度担忧”。
当病毒—毒气帮专家担心新的国外的威胁时，莱德伯格把他的注意力转向国内新的细菌危险。他声称，武器仅仅是威胁的最具戏剧性的部分。事实上，人类开始在输掉与传染疾病的战斗。细菌，通过遗传突变和进化选择的自然过程，证明越来越对抗生素和药物等医疗武器具有抗药性——如艾滋病的发展、抗药性结核病、新的大肠杆菌种类都是证明，它们是危险的，甚或可能致命。曾被认为已经解决了的老的疾病在显现出新的力量，有关当局发现在预测和控制这些新的传染方面他们自己准备很差。1988年，莱德伯格和一小批病毒学家和热带医药专家制定出了战略。1989年5月，他们行动起来了。
“大自然并不是温和的，”在与白宫一街之隔的华盛顿宾馆举行的一个为期三天的会议上，莱德伯格对一批与会的科学工作者说，“人类的生存并不是一个预先注定的演进计划。”
莱德伯格的警告得到深明其中奥妙的医生和科学家的广泛支持。死于传染疾病的美国人越来越多，增长得很快。单是艾滋病就已经成为凶猛的传染病。这次会议得到联邦政府的国家医学研究所的部分支持，会议结束后医学研究所的总结报告引出的结论是：危险是真实的。
但是，要吸引新的资金用于对付传染病上升的工作却证明是极其困难的。在1951年的时候，当时对细菌战的恐惧几乎达到了顶点，建立流行病情报服务部就很容易，而该中心曾经培训出数千个疾病监察人员。然而，今天抗生素被视为所向无敌的法宝。公共卫生和微生物学已成明日黄花，数十亿美元联邦资金花在生物学研究上，主要是研究癌症和心脏病之类的老年人疾病。公共卫生方面实在乏善可陈老旧落伍，选民对这方面没有什么支持可言，在公共议程上几乎无立足之地。数万亿美元投入到武器上，就因为没有从这大笔开支中拨出那么一小部分，每年竟有数百万儿童死于传染疾病。
莱德伯格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在里根政府的末期以及乔治·布什总统就职初期，华盛顿限制了抵御细菌威胁的热情，无论这威胁来自大自然还是人为的对手。冷战正在结束，反对莫斯科的宣传战降温了。民间专家的疑问越来越大，到底是否有任何人真的在制造致命的生物武器？他们认为生物武器公约是起作用的。
这些怀疑渗入到美国的高级军事将领中间，他们很多人一开始就不喜欢细菌武器，很多人赞成对此下的禁令。到20世纪80年代末，细菌战在美国的军事战略中已处于边缘地位。基因革命则使事情更糟糕。当美国的国家安全官员衡量与苏联人的军事平衡时，他们担心的是常规武器，核导弹，以及莫斯科的大量化学武器储存。苏联针对生物攻击所作的广泛的民用防御准备，包括配有特殊设计的空气过滤器的防空洞，被认为只不过是莫斯科神经过敏的另一个例证。毕竟，苏联军队没有搞过使用细菌武器的演习。生物攻击所产生的问题连想一想都太令人害怕了。如果欧洲为炭疽菌或其他细菌所浸润，北约保卫欧洲的军队到底又可以干些什么呢？飞机、机场、用具等等，一切都被污染了。战士都已死去或呼吸困难。在美国军方的武士文化中没有任何东西使计划制定者竟然会习惯于把打仗放到医学竞争的范围里考虑。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是退休的空军将领，他曾经出任过福特总统和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几年后他在一次采访中概括了占上风的态度。他说，“我有一个偏见，对我来说，生物武器是不实际的，或者在军事上是无用的。作为恐怖武器，它们很好。但在战争的范围里，它们太不精确，得到的反应也太拖沓滞后。生物武器多半不会被采用。”
针对细菌威胁考虑如何来保卫自身，美国军方没有真正的计划。“我们有待办的事务，也有已办的事务，还有一个很不好办的事务，”一个军官回忆道，“我们将细菌武器视为威胁，但我们不想去对付它，不想把它放入到战争计划中。这太难了。”同样的“太难做”逻辑亦体现在军方对核威胁的反应中。核武器是如此快速，杀伤力巨大，官员们在经过数十年的艰苦研究后，发现任何防御都是不可能的，尽管里根总统提出了星球大战盾牌的梦想。如果做比较的话，那么防御细菌战的问题只是更复杂。敌人可以把细菌武器藏匿在表面上完全是民用的工厂里，从而使防御者都很难就现实的威胁作出评估。
第二部分曝光（8）
美国没有任何计划保护其平民免遭生物袭击。有一些专家，包括帕特里克和莱德伯格，他们已经开始警告恐怖分子也许会尝试细菌武器。但发生在俄勒冈州的生菜沙拉档攻击被遗忘了，考虑过这个问题的高级政府官员，大部分也认为细菌武器是军方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如果制造炸药也可以达到同样目的而又不伤及攻击者，那么还会有谁想去撒播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