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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的通信记录。这个神秘叛逃者所说的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得到独立的验证。中情局甚至派莱德伯格去伦敦盘问帕谢奇尼克，政府官员说。这位就新的生物学发出最早警告的生物学家报告说叛逃者讲的似乎是实话。
麦凯钦现在准备相信前苏联可能维持着一个庞大的秘密细菌武器项目，正如病毒—毒气帮专家在过去15年来所指控的那样。1990年2月，麦凯钦向布什政府的一个处理军控问题的秘密委员会通报了情况。他说，“我们从一个极端可信的来源得到极端可信的信息，”并补充道，“我们已做了大量确认验证。”该委员会立刻决定向苏联人提出指控。这些指控是强烈的，但委员会同意这些问题必须解决。
在一个月内，英国人也向前苏联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提出了该问题。他回答说，“我知道你们从哪儿得来的，是从帕谢奇尼克那儿。”一个月后，国务卿詹姆斯·A·贝克在俄国会见了前苏联外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麦凯钦也是代表团成员，他起草了向苏联人提出指控的概要，由贝克在参观游览时交给谢瓦尔德纳泽。他问贝克的一个助手当天下午代表团到什么地方去。他被告知是到扎戈尔斯克的一个寺院。这绝对是很讽刺的。就在那里，在扎戈尔斯克的旁边，高墙和铁丝网的后面，有前苏联建立的秘密细菌设施之一。
麦凯钦承认帕谢奇尼克的曝光促使他以新的眼光审视多年来的证据。他在最近一次谈话中坦率地承认，狂热者结果确实讲到点子上去了。“他们是对的，确实有这个项目。”他补充道，结果是，苏联人“的确把资金投入到这个项目上去了”。
美国情报官员开始密切观察外国的细菌武器开发，特别是那些涉及新的生物学的项目。1990年6月，分析人员的目标集中在伊拉克靠近巴格达的阿勒图瓦伊萨的一个研究中心。该中心雇用了伊拉克最好的军事科学家，1981年，曾遭到以色列预防性的轰炸，因被怀疑在制造核武器燃料。现在，美国国防情报署的专家研究其对高级材料的购买模式，他们越来越怀疑阿勒图瓦伊萨正在搞“细胞生物学和基因工程”，目的是开发新一级生物武器，就是帕谢奇尼克警告的苏联人在干的事情。分析人员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这是可能的，因为该中心“在这些领域没有出过任何出版物”。当然，对这些采购也可以得出没有问题的解释。但阿勒图瓦伊萨的历史和它的高度安全防范都使分析人员担忧。伊拉克是否也像前苏联一样在开发一把致命的利刃？
第二部分萨达姆（1）
1990年9月， 一个研究人员戴着防毒面罩， 穿着防护服——从头到脚的套服，加上一副手套和一双靴子——走进迪特里克堡的一个实验室，给一只恒河猴注射足够的麻醉药使它失去知觉。当猴子呼吸慢慢平息下来，她把它移入一个有机玻璃箱子，把它的头安置在橡胶圈围的圈上，然后打开一个烟雾喷射装置，小心地释放定量炭疽杆菌，这是导致炭疽病的细菌。这个细菌编号为Vollum 1B，就是出售给伊拉克的同样菌株。烟雾的粒子测定为大约1个微米——非常适合入驻肺部。一只接一只，共有60只恒河猴被感染后送入笼子。这是迪特里克堡搞过的最雄心勃勃的实验之一，出于一个非同寻常的实际紧急需要。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在1990年8月2日入侵科威特，美国情报机构确信他的武器库里包含了细菌武器。这次实验旨在找出哪一种治疗方法对炭疽菌的攻击能提供最好的保护：仅用抗生素，还是疫苗，还是两者并用？
多年来无视细菌战威胁已使美军非常易受打击。无论是现役军人还是预备役军人都没有注射过炭疽或其他著名的生物武器威胁的预防疫苗，尽管发生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事件以及前苏联为细菌战做广泛准备的证据越来越多。五角大楼没有任何计划针对在一场危机中如何“猛增”疫苗生产，而且手中也几乎没有任何存货。甚至更要紧的是，军队缺乏设备可以用来测定细菌武器的攻击，如炭疽菌，它在人体中的潜伏期要好几天，当感染炭疽杆菌的病人开始发烧，也就是该疾病的第一个症兆，常常已经太晚了。在迪特里克堡研究如何治疗此病而发生的混乱仅仅是美国多么缺乏准备的一个迹象。
这个实验在1412号建筑里进行，离美国科学家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开发完善细菌武器的地方不远。一个特别设计的通风系统使室内的气压比外面的略低，这被称为负压。如果任何细菌意外释放，就会被吸收进实验室。技术人员遵照严格的规则处理致命有机体，根据生物实验安全三级标准操作。只有那些“烫手的”毒剂如伊波拉病毒，由于没有任何治疗方法，所以处理起来会更为谨慎。
研究人员对如何与炭疽菌斗争所知甚少。食品与药物署在1970年批准预防炭疽病的疫苗，其根据就是对一小批吸入该炭疽菌者所作的研究。研究表明抗生素短期疗程是无效的，但迪特里克堡的细菌病学部主任阿瑟·M·弗里德兰德有一个假设，大剂量抗生素持续至少一个月可以制服该疾病。
研究人员把感染的猴子分成6组。一组仅仅注射疫苗；另一组得到疫苗和抗生素；另外三组用抗生素治疗30天——用青霉素、强力霉素，或者环丙沙星。最后10只猴子分在参照组里，每12个小时注射生理盐水。在它们吸入炭疽杆菌孢子的数天后，参照组的猴子开始停止与疾病的抗争。它们的临死状况提供了该细菌致命力量的可怖证明。到了第八天，10只猴子只剩1只活着。两天后，仅给苗的一组中的8只猴子也死了。相反，每天给予抗生素治疗的猴子活到第四个星期。
实验非常吃力，后勤保障也是一次令人生畏的演习。在研究中使用的抗生素，一种可以注射，但另外两种只有口服的，这意味着猴子必须每天做两次麻醉，把药通过管子灌入它们的胃。每一只死去的猴子立刻解剖。弗里德兰德对团队工作的紧张程度感到惊讶。科研工作者是单干型的，喜欢单独工作，或者与信任的某个同事合作。这次实验涉及60多个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给猴子做麻醉超过3700次，技术人员采的血样高达1000份用于绘出该疾病的进展情况。“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努力，一段极为狂乱的时间，”弗里德兰德说。军方密切注意这次实验。“五角大楼每天有人打电话来询问，将军们总是问道，‘今天情况怎么样？’”
一个月后结果出来，进一步加剧了H·诺曼·施瓦茨柯普夫将军面对的困境，他作为多国部队的战场司令正把大军集结在沙特阿拉伯。连续给服抗生素30天，在大部分猴子身上阻止了炭疽病发作。但炭疽菌孢子能够在淋巴系统中潜伏数星期，并可随时恢复活力，而且抗生素之间效果也有差别。接受青霉素的10只猴子中，有3只在治疗停止后死了。接受强力霉素或环丙沙星的猴子情况较好，治疗停止后，每组只有1只猴子死去。疫苗与强力霉素结合治疗情况最好，治疗停止后所有的猴子都在以后的数月里存活下来。研究还包括一项附带条件：所有猴子都在感染后的24小时内开始治疗。
传递的信息是清楚的：1个月的抗生素治疗提高病人的治疗机会，但不是一个完全的解决方案。即使最新最有效的抗生素，如强力霉素或环丙沙星，最终也有大约10％的失败率。其隐含的意思是，如果军队遭到大规模攻击，会有上万的死亡率。实验结果建议，对细菌攻击的最佳防御是给部队先注射预防疫苗， 然后才进驻到波斯湾地区。如果这不可能——考虑到疫苗的短缺，这几乎肯定是不可能的——那么多国部队只有在遭到攻击后的一天内能够用到抗生素和疫苗，才可以在面对炭疽威胁时有足够的信心。他们需要三样东西：能够在接触细菌后立刻发出警报的探测器，大量储备的疫苗，以及足可供每个战士治疗至少1个月的抗生素。
抗生素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得到。但探测炭疽菌孢子的技术还在萌芽初期阶段，几乎肯定不能在1991年1月15日以前得到，这是联合国要求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出的最后日期。在此日期前大量增加疫苗供应的前景同样也不乐观。密歇根州公共卫生署那些设施恐怕无法填补这个空缺。美国工业以前曾经接受过这种挑战，但加速生产一种药品可不像命令一个军火承包商生产出更多的坦克或迫击炮。一家新的疫苗工厂需要食品与药物署的批准，必须符合严格的规则来制造药品，这个过程要花数年时间。
施瓦茨柯普夫早在几个月前，也就是刚接任负责保卫波斯湾的中央司令部后不久，就开始担心伊拉克的威胁。在7月末进行的一场战争模拟对抗演习中，他的将领们演练了如何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作出反应。这场代号为“内部观察90”的演习清楚地显示了美军在打一场绕过半个地球的战争时面临的后勤供应问题。萨达姆·侯赛因的化学武器只是简单地提了一下。参加者没有任何人提到如果伊拉克动用生物武器将会如何影响战争。
伊拉克入侵后数天，施瓦茨柯普夫和一个美国代表团请求沙特阿拉伯王储法赫德同意接受数十万美军部署在国王的土地上。国王同意了，当美国代表团返回美国飞经埃及时，施瓦茨柯普夫的脑子里想的是在沙漠里建立一支可依赖的军队所带来的挑战。他拿起保密电话， 接通了他的参谋长罗伯特·B·约翰斯顿，后者还在佛罗里达州坦帕的中央司令部的总部。施瓦茨柯普夫把当前要紧的问题迅速过了一遍。他要把总部搬到沙特阿拉伯以便控制行动指挥。“按照所有的指示和命令，包括我们必须准备在一个化学环境中作战的指示，”他说。约翰斯顿把施瓦茨柯普夫的命令理解为一个简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