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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我们必须准备在一个化学环境中作战的指示，”他说。约翰斯顿把施瓦茨柯普夫的命令理解为一个简称。在军事用语中“化学”的意思是“生化”，生物和化学武器。
关于伊拉克生物战能力的情报分析开始在五角大楼更大范围内传阅。1990年8月6日，海军向它的指挥官们传达了一个信息，警告说伊拉克也许有细菌武器，可能对远达25英里之外的舰只具有效力。该信息说，初步估计伊拉克人“如果需要会部署这些细菌武器”。军事医学情报局的分析家散发了一份报告，概括了这些威胁。“伊拉克有一项成熟的进攻性生物武器项目，相当数量的肉毒杆菌毒素多半已经生产出来，可能已经武器化。此外，炭疽、霍乱、B型葡萄球菌肠毒素、产气荚膜梭状芽胞杆菌的细菌或其他毒素也许已进入开发高级阶段或可以进入武器化。”
该文件提到巴格达在运载细菌武器方面有数项选择，从卡车、船只或直升机可以携带的烟雾喷洒器到集束炸弹，为高性能飞机配备的喷雾罐、炮弹和导弹。这个令人沮丧的预测中也有一点让人稍觉安心。“据估计伊拉克军队将把使用生物武器作为最后手段。”
第二部分萨达姆（2）
差不多在同一时候，中情局也加入进来，写出了一份报告，题为“伊拉克生物战项目：萨达姆的秘密王牌”，在巴格达是否会将有毒细菌转为有用的武器问题上扯了一大堆话。“伊克的先进的和侵略性的生物武器项目在阿拉伯世界里是最广泛的，”该报告说，“到20世纪90年代末，伊拉克人可能已经部署好相当数量的生物型空投炸弹和炮弹火箭。”
中情局分析人员引用萨达姆的话称他在那年早些时候告诉一个美国参议员代表团，他会使用化学武器报复化学或核攻击伊拉克。“伊拉克将以同样的方式对待生物武器，这是我们的判断，”报告说，“有可能保留它的生物武器作为一种报复的选择。”分析人员提出了伊拉克也许会尝试偷袭的可能性。“伊拉克可能有偷偷使用生物毒剂的秘密计划。肉毒杆菌毒素，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炭疽菌有助于他们做隐秘的传播，因为甚至是少量毒素置于食品供应中都将足以毒死很多人。伊拉克还秘密使用喷洒罐或烟雾发生器，这是他们买来用于化学战的，用这些东西制造细菌毒剂的烟雾，利用风力吹向目标地区。”
去掉那些技术语汇，分析人员传递了一个简单的信息：美军可能因细菌武器受到重创。白宫和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在努力组织一个国际同盟反对巴格达，然而，他们却仍然不重视细菌战这个问题。但五角大楼里负责军队供应和保护军人健康的人一听便立刻搞懂了。8月8日，就是首批美军开往沙特阿拉伯的第二天，来自军医总局局长办公室的专家向陆军副参谋长戈登·沙利文做了细菌威胁的简报。他们建议立即动用已有储存给部队注射炭疽菌和肉毒杆菌的预防疫苗。当得到更多的疫苗时，可以给更多的战士免疫。3天后，一个五角大楼的后勤官员给迪特里克堡打电话询问有多少炭疽菌和肉毒杆菌疫苗可以送往沙特阿拉伯。这种询问似乎是常规的。美国的军队储藏着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东西，从燃料到食品，从弹药到裹尸袋当然，政府也有充足的疫苗用以对付伊拉克据称在生产的两种细菌毒剂。回答却不太令鼓舞。美国有大量对付数种疾病的疫苗，包括一些希奇古怪病毒的疫苗，但几乎没有针对炭疽菌和肉毒杆菌的疫苗。
几天后，军方的医疗官员向施瓦茨柯普夫将军的助手摊开了问题。军方仅有1万支炭疽疫苗的储存。即使扩大供应，给每个战士只注射2支或3支疫苗，军方最多也只能够向数千名军人提供保护。军方官员火速赶到密歇根州，敦促该州的卫生署是否能够提高产量。该实验室甚至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前已经全力开动以完成五角大楼1988年的炭疽疫苗定单。它有14万支可以在9月末准备好运送，够用来保护大约4。〖=F〗6万个军人。它的速度是超计划的，但要给在沙特阿拉伯集结的数十万部队免疫，这点数量是远远不够的。
在保护部队免受肉毒杆菌的攻击方面，军方的选择甚至更受限制。肉毒杆菌是极端稀少的，美国制药公司因缺乏市场从来没有为疫苗完整的临床试验付出过可观的代价。试验表明疫苗对人是安全的，但研究人员赖以了解非常见副作用的大规模研究从未做过，即便该疫苗已经存在了20多年。这个药是试验性的。根据联邦法律，这样的药不可以给病人，除非病人在了解了所有可能的风险后表示所谓“知情者同意”。该疫苗的储存量为3。〖=F〗4万支，可给不超过1万人做预防。
8月20日，五角大楼卫生官员召集了一个专家委员会，它的成员组成就相当于政府在生物武器方面的智囊，有医生、情报专家、了解情况的中层军官。他们的名称是：反生物战医学防御特别工作小组。他们举行会议的地点是很有启示意义的。在军队的文化中，接近权力是一个地位的象征，国防部高级官员忙着争夺接近部长办公地点的办公室。这个特别委员会聚首在军医总局局长办公室，在交通拥挤的利斯堡派克的一幢房子里，离五角大楼有数英里。
会议很快就触及正题。起草1988年6月关于伊拉克从美国公司购买细菌报告的情报分析人员通报说，巴格达最先进的细菌研究涉及炭疽杆菌和肉毒杆菌。军方的医学专家检讨了诊断吸入型炭疽病的困难，该病起始于“非特定的”症状，如发烧和疲劳。炭疽病如不加治疗“是百分之一百致命”，他们说。肉毒杆菌较易辨认——受害者在数小时之内就出现神经性问题——但较难防御。该毒剂有7种菌株，伊拉克得到的是F菌株“种基培养物”，是一个变体，美国现有的一点疫苗还不能对此预防。委员会把材料很快过了一遍，发言时用的是科学专业术语的缩略语，大家都知道需要做什么。到下午4点钟，当他们休会时，官员们达成了一项意义深远的建议：美国应该立刻开始对开往沙特阿拉伯的部队进行防疫，将现有的疫苗用于保护“风险最大的”战士。
在沙漠里，施瓦茨柯普夫将军和他的部队为另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所困扰。一个陆军少校在为空军的大力神C130运输机寻查降落地点时碰到上千头羊的尸体，腐烂的状态各异。那是不是细菌攻击或者就是一些病重的牲口呢？军方不想碰运气。8月30日，施瓦茨柯普夫将军的助手派了一个三人小组去那些腐烂尸体处查看。一个沙特的化学方面的军官与小组同往，做他自己的调查，并为美国人当翻译，结果他是多余的；当地的贝都因人从孟加拉国雇用了牧羊人为他们放牧，美国人和他们的谈话是用英语进行的。小组很快得出结论，这些羊死于自然原因。牧羊人说他们自己健康状况良好。问题很简单：在本地区的动物没有针对当地的疾病进行合适的防疫。
虚惊一场的华盛顿官员们开始感到放心了，在那里，给部队防疫的建议得到了支持。陆军和空军的高层军医赞成该计划，五角大楼负责卫生医疗事务的高级官员恩里克·门德斯也赞成该计划。军队流行病学理事会敦促“尽快”进行炭疽病防疫，这反映了他们在医学上达成的共识。门德斯给国防部长迪克·切尼起草了一个备忘录，命令开始防疫作业。
切尼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L·鲍威尔将军，以及施瓦茨柯普夫，都相信这个建议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拟议中的计划指出任何防疫项目都需保密。但沙特阿拉伯挤满了记者，大量人员进行防疫肯定会泄露出去。防疫还会使政府最重要的外交努力复杂化：组成一支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的多国部队。美国根本还没有足够的疫苗可用以保护自己的战士，更不用说盟军的部队、住在该国的美国平民或沙特的平民。
1990年9月21日，鲍威尔会见美国军队的司令员，地点在戒备森严的五角大楼内那个封闭的保密会议室，那是专用来为陆海空三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官举行定期会议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断定立刻开始进行防疫弊大于利。与情报分析人员的想法不同，他们的结论是威胁“仍然不足道”——无法证实伊拉克已经掌握了如何将其生产的细菌转化为武器的技术。会后的备忘录简要地概括了结果。“鲍威尔的决定已不再是医学性质的，相反，它是政治的、社会的和军事/作业性质的。”这并不意味着鲍威尔不在乎生物战的威胁。作为一个步兵出身的职业军人，鲍威尔对伊拉克细菌武库的担忧远超过它的化学武器。他觉得美国是有准备挫败化学武器攻击的。他们受过此方面的训练，曾经实践过穿防护服、戴面罩作战。“你能够对付化学武器，”数年后鲍威尔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化学品不会持久，你能够摆脱它，我知道如何对付。”相反，多国部队在防御细菌战方面是临阵磨枪，匆忙应战。“生物武器是一张疯狂的牌，”他回忆道，“这种东西我处理起来就比较困难。”对这种形势鲍威尔并不吃惊。“我在军队里干了30多年，”他说，“我完全清楚我们没有防御的装备，也没有疫苗。”
鲍威尔启用约翰·江珀准将作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个人使者，督促疫苗和探测器的生产。江珀准将是一星将军，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工作。
“江珀，我很担心生物武器的防御问题，我要你来对付它，”鲍威尔说。
“先生，我想你找错人了，”他回答道，“我只是一个来自得克萨斯州帕里斯的愚蠢的战斗机飞行员。我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获得过一个电气工程学位。我不大了解生物武器。”不用担心，鲍威尔说，你只需要知道怎么样把事情搞定。
第二部分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