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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我不大了解生物武器。”不用担心，鲍威尔说，你只需要知道怎么样把事情搞定。
第二部分萨达姆（3）
江珀着手学习了。他很快了解到密歇根州公共卫生署是美国惟一有许可证生产肉毒杆菌和炭疽菌预防疫苗的。肉毒杆菌的解毒剂，又称抗毒剂，可以从接触过该菌的马或其他动物的血液中提取。但这种马美国只有一匹，名字叫“首航”（First Flight），能够生产该药，作为一种实验药物，仅给予一小批人使用。江珀找了该马的一幅照片，把照片安在画架上，在他向军事首长做简报时使用它。他声称，这是美国生产肉毒杆菌抗毒剂的全部工业基础。将军们的反应是不相信。江珀从专家那儿一再得到简报。令他最吃惊的是军队根本没有一套生物战防御的学说。如何处理伤亡者，探测器放在何处，或谁接受预防疫苗等等，都没有任何规划。
到底是否有任何探测器甚至谁都不清楚。数十年来，陆军试图设计出这种装备，可以觉察出细菌烟雾，对细菌攻击部队立刻提出警告。然而科学家还是没能克服技术障碍。空气充满了生物物质，从花粉到细菌都有。没有人能够搞明白如何设计出一种机器，能分辨出正常的“背景”和细菌武器。20世纪70年代，陆军开发的一种系统，庞大的空气嗅觉装置，配上粗糙的探测器，但被搁置了，因为它的精确性太差了。伊拉克入侵后不久，按照鲍威尔的命令，核防务署匆匆上马一个探测器，可以安放在飞机上。初步试验结果令人鼓舞，但由于试验的原型飞机坠毁，计划又被搁置了。
疫苗短缺使五角大楼负责卫生医疗事务的高级文职官员担忧。彼得·科利斯，急诊内科医生出身，他是负责卫生事务的副国防部长助理，敦促特别工作小组寻找疫苗生产的其他来源。他断定该小组需要有一个更鼓舞人心的名字。科利斯作为军医曾经研究过传染病，他从医学院学习时还记得炭疽菌孢子非同寻常的顽固，疾病可能从日常用品中传染，甚至一把刮胡须的刷子。最好的刮胡须的刷子是用獾的毛制成的。这样，生物武器医学防御特别工作小组便成了“獾工程”（Project Badger）。一个助手说，“你不能这么做，”提醒他五角大楼关于代号所需的程序。“我就这么做了，”他说。
该小组包括安娜·约翰逊瓦因加，她是文职官员，80年代末她曾试图建立起炭疽疫苗的储备。她自然成了“獾工程”（Project Badger）的成员。五角大楼官员很感困惑，为何生产速度不能加快。她解释了其中的缘由。谈话对双方来说都是令人失望的。
“马上给他们打电话告诉他们下星期送交50万支疫苗。”
“对不起，不能这么做。”
“怎么，钱可不是问题。”
“这不是钱的问题。”
“他们完全可以增加到平时的3倍，只需把工作人员安排成每天3班。”
“你要他们干什么，站在那里看着细菌生长吗？”
约翰逊瓦因加向她的不了解情况的同事解释基本事实。加快生产的惟一方法是用多重的装配生产线，这必须得到食品与药物署的认证。疫苗必须加工，测试效力和消毒、灌装。这个过程是无法缩短的。
军方向美国的主要制药商求助，但是反应都很消极。生产炭疽疫苗有特殊问题。炭疽菌孢子如此危险、如此持久，以至于制造疫苗的建筑和发酵器以后就再也不能派任何其他用处了。制造肉毒杆菌疫苗甚至是更大的生产挑战。该细菌必须在无氧环境中生长（炭疽正好相反，是需氧细菌）。有7种不同的菌株，每一种需要有专用的发酵器和生产线。
肉毒杆菌抗毒剂从马或其他动物的血液中提炼，这也有其自身的问题，要花数月时间让动物反复接触这种生物毒药，刺激动物的免疫系统。军方惟一提供生产疫苗的马名字叫“首航”（First Flight），“獾程”（Project Badger）立即着手补充，另外定购了100匹马，把它们放在迪特里克堡的围场上。专家们知道需要有一年时间才能从军方的马群中提炼和纯化首批抗毒剂。
约翰逊瓦因加接触了150家公司，希望它们生产炭疽疫苗，其中只有15家拥有合适的设备，但同意生产的仅有莱德利公司一家。科利斯亲自尝试给制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打电话，告诉他们是国防部长亲自授权他提出该请求的，结果也并没有好一些。问题部分在于科利斯和“獾工程”（Project Badger）小组提供的条件。军方决定不向制药公司提供免受诉讼保障，即便疫苗厂商在人们用此疫苗后产生严重反应时面临巨大的潜在法律责任。
在10月初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獾工程”（Project Badger）小组对军方承诺到4月1日疫苗将会有可观的增加。委员会的一个高级成员哈里·丹杰菲尔德上校认为这个承诺是乐观的。用于美军的任何疫苗将由食品与药物署检查，该署常常将整批疫苗全部驳回，因此，大量生产炭疽和肉毒杆菌疫苗需要将近一年时间，而不是几个月。“我们面临的问题，在需要解决的时间框架里，是无法解决的，”他后来说道，“设定目标的人恰好不了解问题是什么。”
伊拉克入侵发生后几个星期里，关于伊拉克生物武器项目的情报报告引起了五角大楼更高级官员的注意。有一个人对该报告谨慎构筑的语言感到特别失望， 他就是I·刘易斯·利比，一个穿戴整齐、看上去有点孩子气的律师，他是五角大楼负责制定政策的高级官员之一。作为负责制定政策的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的副手，他的工作是在国际大棋盘上考虑超前的两到三步。下一个热点在哪里？可以做些什么来阻止麻烦发生？决策者忙于应对日常危机时他们忽视了什么？对利比来说，“可能”和“大概”这样的词从关于伊拉克生物武器项目的报告中跳出去了。他认为报告就其叙述的东西而言提供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但它对伊拉克的意图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却没有明确的回答。利比知道美国没有什么间谍隐藏在伊拉克的秘密政权内部，以提供所谓的实时情报。关于生物武器的报告主要根据拍摄的卫星照片，截获的电话谈话片断，以及与向伊拉克出售设备的西方商人的谈话作出来的。利比告诉同事们情报分析人员有一个不良的习惯：如果他们在报告里没有看到某些东西，他们就假设这些东西是不存在的。另一位资深情报军官说得非常透彻：没有证据并不一定是证据不存在。
第二部分萨达姆（4）
美军在沙特阿拉伯沙漠中开始集结几个星期后，利比召集了他的高级助手协调生物战的防御问题。他的指令是简单的：“如果我们开战了，萨达姆使用生物武器，我要做到能够看着战士和他们的家属的眼睛，对他们说，‘我们做了一切我们能够做的事情。’”他要求一个助手、职业海军军官拉里·西奎斯特上校密切观察萨达姆是否确实拥有一个可使用的细菌武库。西奎斯特曾经指挥过“衣阿华号”军舰，让他做这项工作是明智的选择。海军舰长受的训练是综合型的，能够掌握复杂的工程系统的各个互相牵连的错综情况。西奎斯特迅速学习的能力给予他很大帮助。他不害怕沉到未知领域的深处。了解生物武器与他在海军中干了一辈子的东西并无什么不同。在他看来，你只须开始提出正确的问题，并如此保持下去。
1990年9月末，当鲍威尔把匆忙进行防疫的速度降下来时，西奎斯特和另一位负责向利比报告的军官乔治·拉什上校飞往俄亥俄州的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接受生物战的教育。他们的老师是几位年老的科学家，曾与比尔·帕特里克一起工作，为美国制造细菌武器。他们从基本东西开始：毒剂如何起作用，如何使它们容易传播，在一次攻击中多少人可能被杀死。然后他们转向更高级的题目，如LD50，即针对目标人口之50％需要使用的致命剂量是多少。那天结束时，西奎斯特和拉什深感震撼。生物战的致命力量与核攻击根本就是不相上下，如果不是更厉害的话。在海湾地区的冲突，其蕴含的意义立刻就清楚了：萨达姆·侯赛因有手段造成重创，以一次计划完美的攻击，给多国部队造成广岛式的伤亡。美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首次使用原子弹打击日本的广岛和长崎，造成巨大伤亡。——译者两位军官驾着租来的车返回机场，一路上努力消化他们刚学到的知识。在候机室里，他们的谈话在继续，谈得如此投入，乃至于错失了他们的返程航班。
西奎斯特向华盛顿的情报官员提出更具体的问题。赖特帕特森的科学家说生物武器可以很容易地用杀虫的烟雾喷洒器传播。那么，伊拉克是否得到充足的供应？是的，他们回答说。1990年春，伊拉克人从一家意大利公司购买了40台顶级烟雾发生器。每一个喷洒器的能力为一小时800加仑，形状紧凑，可安装在载货卡车、小型船只，或单引擎飞机上，可以喷洒液体或干燥的生物毒剂。西奎斯特核查了沙特阿拉伯沙漠的气候图表。他注意到，秋天的每个星期有3到5个夜晚会有气温转换，意思是一层热空气处在接近地面的冷空气之上。西奎斯特理解其重要性。转换使得生物武器更加致命，因为空气把毒剂烟雾笼罩在目标上。他做了一些计算：假定美国有20万军队安扎在沙特阿拉伯野外。如果伊拉克人得以将一艘小船偷驶入波斯湾，船上配备有一台烟雾发生器，就能够释放炭疽烟雾，在合适的天气条件下，可以杀死90％的战士。
西奎斯特做了一个关键的推断，一个将使他的一些更高级的同事困扰的推断。情报报告指出的生产大量毒剂和把毒剂转换成武器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像看上去那么重要。在细菌战中，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