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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奎斯特做了一个关键的推断，一个将使他的一些更高级的同事困扰的推断。情报报告指出的生产大量毒剂和把毒剂转换成武器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像看上去那么重要。在细菌战中，细菌就是武器。每一个国家在对付细菌战时都努力想搞清楚如何制作可以运载毒剂的炸弹或导弹。（高热爆炸把大部分细菌都毁掉了。）但萨达姆的工程师不需要发明一个可以工作的生物导弹或炮弹。他们在1990年春购买的烟雾发生器就可以做得很好。
然后还有恐怖分子威胁。西奎斯特和利比拉来情报官员要他们提供额外的情况介绍。如果萨达姆在与美国开战前宣布他有5个集装箱可以在华盛顿释放生物武器，那么怎么办？他会做吗？你打赌他会，这就是回答。西奎斯特在给利比和保罗·沃尔福威茨的高度机密备忘录中提出了他的结论。美国在国内和战场上都是脆弱易受打击的。
利比相信，伊拉克使用细菌武器，有可能性，但不是很大。萨达姆身处的压力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大。在利比看来，他在科威特被打败也还是能够生存。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天，利比对同事们说，萨达姆仍将指挥伊拉克仅存的军队。为了威慑伊拉克领袖不敢使用细菌或化学武器，美国必须威胁萨达姆最珍惜的东西——他的权力。切尼听取了西奎斯特研究的汇报，高级官员开始讨论如何给伊拉克领导人传送明白无误的信息。
莱德伯格也在担心平民的安全。萨达姆·侯赛因当年早些时候的声明说他将用他的“烈火”焚毁以色列，这被广泛看做是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的威胁。作为国防科学理事会的成员，莱德伯格接触了一些关于伊拉克生物武器项目的保密情报。“我敲开每一扇门，必须要见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见情报人员，见联邦调查局，”他说道。他也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对平民百姓我们怎么办？”
没有人想过哪个政府部门应该对发生在国内的细菌攻击作出反应。莱德伯格敦促布什政府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着手规划平民防御。他争辩道，萨达姆·侯赛因最可能使用细菌武器的方式将是通过一个代理人，一个恐怖组织。白宫官员开始悄悄组织一支紧急反应队伍，集中在卫生部。负责安排莱德伯格与斯考克罗夫特会见的官员是一位年轻的上升明星，名叫康杜丽莎·赖斯，她是苏联问题专家，当她还是斯坦福大学学生时，莱德伯格就已经认识她。准备工作稍微做了一些：在华盛顿地区进行一两次训练演习，储存一些抗毒剂等等。但莱德伯格感到他做了贡献。国家的首都不管怎么说对恐怖袭击的抵御能力稍强一些了。
美国的高级将领开始了解威胁的严重性。11月末，在听取了生物探测器缺乏的汇报后，陆军参谋长卡尔·沃诺将军极为震惊，美军竟然将被用来做人体探测器，像在可能有致命危险的煤矿里放入的金丝雀。他要求病毒—毒气帮专家告诉他为什么战士竟成为“使用生物武器毒剂首当其冲的‘探测器’”。难道没有其他情报系统或设备可以对即将来临的攻击提出警告吗？沃诺说很多国家也许都会以伊拉克为榜样，获得生物毒剂。“美国决不能处于这样一种境地，连给自己的军队防疫都做不到，”他对一个高级助手说。他要求有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储存疫苗或其他主意。
在利雅得，施瓦茨柯普夫将军深感陷入困境。他已经相信生物战威胁是确实的。但疫苗供应完全跟不上需要。必须要有某个人来扮演上帝的角色，决定谁先得到防疫保护。施瓦茨柯普夫相信这种决定应该由华盛顿作出，他不断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施加压力，要求运送足够疫苗给所有人防疫。“这是一场恶梦，”他说道。
施瓦茨柯普夫对来自情报机构的用词谨慎的评估也感到失望。他需要事实，不是臆测。伊拉克使用细菌武器的理论是什么？他们的导弹是否有细菌弹头？华盛顿的病毒—毒气帮专家对他们没法提供更清楚的答案也颇感丧气。但对伊拉克最为警戒的秘密项目之一，就是拿不到足够的第一手情报。军事学情报中心10月22日的一份报告是非常典型的：“大量炭疽菌和肉毒杆菌毒剂多半已经被生产出来，”该报告说，“我们相信这些毒剂已被武器化，生物型的和毒剂型的弹药已存在。”
分析人员提到另一个令人担心的消息。向伊拉克提供集束炸弹的一家智利公司，它的驻巴格达办事处被窃听到在讨论“母公司关于肉毒杆菌毒剂烟雾测试的参数”。这是否意味着伊拉克有这种武器？分析人员无法肯定。他们写道，这种证据只允许得出“推断的估计”：伊拉克人企图购买这类武器，而不是他们已有了。关于伊拉克在战争中用其武器干什么这个关键问题，也就是它的“使用理论”，专家们认同了施瓦茨柯普夫的观点：存在着“严重的情报差距”。同一时期的一份国防情报局分析报告说伊拉克“据评估已经拥有武器化的炭疽菌和肉毒杆菌。武器或传播系统的类型和数量则不得而知”。国防情报局分析官员承认，“关于伊拉克可能如何使用他们的生物武器，没有可靠的情报。在敌意爆发前保持秘密状态，这是最合适的一种做法。”
到底何时开始给部队防疫的僵局仍在继续，鲍威尔回到五角大楼的保密会议室与美军4个军种的首长协商。只有海军支持立刻防疫。几天后，10月21日，美国驻利雅得大使查尔斯·弗里曼提出了他的反对意见。给战士防疫，但不给平民，这是个坏主意，弗里曼在一份秘密电报中警告说。这可能传播恐慌，分裂联盟。此外，在该地区还有美国公民，在油田工作的。他们怎么办？这将会成为公共关系上的大灾难，如果美国仅仅保护自己的战士，弗里曼警告道。
第二部分萨达姆（5）
情报官员开始努力搞明白什么东西也许会促使伊拉克领导人动用细菌武器。“如果萨达姆得出结论，他的个人地位岌岌可危，”中情局分析人员在1990年11月警告说，“这可能令他相信应使用生物武器以震动多国部队。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炭疽菌攻击多国部队军事部署或沙特阿拉伯的主要石油设施可能会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
制定大规模轰炸伊拉克的多国部队计划的空军军官认为，他们可能以一些精确定位的炸弹来解决巴格达细菌项目带来的某些不确定因素。美国情报机构已经认定了据信是伊拉克研究生产生物武器的主要地点，以及十几个冷冻舱。分析人员吃不准伊拉克把这些冷冻舱派什么用处。做空袭计划的空军军官们打算把它们以及其他任何有可能与伊拉克生物武器项目有联系的结构都破坏掉。
这一点在华盛顿的情报分析人员中又造成了新的不确定。没有人知道如果轰炸藏有炭疽菌或肉毒杆菌的建筑或冷冻舱会发生什么。大量毒剂是否会给整个地区带来疾病和死亡？另一个匆忙组成的被封为“跨部门合成小组”的专家委员会做了一些初步估算，认为伊拉克内部的伤亡可能会令人震惊的。对伊拉克境内10个不同的地点进行攻击可能会杀死超过15万的伊拉克平民，即超过在广岛轰炸中的死亡人数。英国人也加入进来，做的评估也一样黑暗。
驻利雅得美军司令查尔斯·霍纳将军正在规划对伊拉克的空中打击，他相信这些估计是夸大的。霍纳迫切需要更多的事实，并了解到太阳光能杀死炭疽菌孢子。他的助手提出了降低风险的几种方式。冷冻舱可用导致内向爆炸的炸弹予以打击，而不会炸开。飞行员可投下燃烧装置，制造杀死孢子的高热。飞行任务可在日出前执行，如此，即使炭疽菌不当心释放了，白天的热量也将削弱细菌。
12月，霍纳向切尼和鲍威尔汇报了他的轰炸冷冻舱的计划。他描述了修正过的测算，即有多少炭疽菌在轰炸后可能在伊拉克扩散。“我不能向你们保证我们不会在这方面造成伤亡，”他告诉他们，“对一个制造储存这些可怕武器的国家，必须要有惩罚。所以，如果有一个附带结果，如果由于这而造成平民伤亡，或许这点是要对所有想做同样事情的国家讲清楚的。”
几个星期后，那个合成小组承认其计算是不对的，并修改了对伤亡的估计结果，其计算大幅度下降了。由于分析人员不知道伊拉克把它的细菌武器藏在哪儿，因此他们作出的是“最坏情况”的预测，假定每一处地方都可能藏着伊拉克的细菌武器。第二个估计上的重大错误是：合成小组起先估计从爆炸中存活并飘入空气中的孢子在1％到10％。咨询美国老一辈细菌武器专家，包括比尔·帕特里克，结果表明实际逃逸的数量远远要低——在十万分之一到千分之一。
新的分析仍然提供了值得思考的预测：多国部队的轰炸多半将导致数百或许数千伊拉克平民因吸入炭疽菌忍受痛苦的、 苟延折磨的死亡。高级官员衡量了这个风险， 并且——假定这是永久消除萨达姆的生物武器威胁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他们接受了。
鲍威尔让约翰·江珀将军负责疫苗工作。江珀在12月初给施瓦茨柯普夫传递了一个信息，向他建议解决疫苗供应有限的一个办法。指挥官们可以给全部50万大军都落实抗生素，但是疫苗将被作为储备，用于治疗遭到炭疽菌攻击的人。在迪特里克堡的试验中，强力霉素加上疫苗使所有的猴子都存活了下来。
江珀的电报使施瓦茨柯普夫的军医们迷惑不解。炭疽菌繁殖迅速，研究人员当初治疗猴子是在它们遭感染后一天之内进行的。由于探测器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可能要到官兵出现症状之后，才能得知遭到了感染，那已经是数天之后了。施瓦茨柯普夫的医疗顾问觉得，让部队依靠抗生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