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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天，帕特里克接到田纳西州的一个老师的电话，后者当时已为军方的秘密工程工作。老师透露，他的工作主要是研究病原体如何才可能被高度部署以在战争中发挥威慑取胜作用。他不能细述，这是被禁止的。但这个研究令人着迷。他以对国家的热爱和对科学探索精神的想望为由，敦促帕特里克也加盟进来。
年轻的科学家热衷于接受挑战，也为以前的老师竟然还注意到他而受宠若惊。1951年，在对他经过半年多的背景核查后，帕特里克通过了高级保密工作的身份调查，获得许可在当时称为“迪特里克营”的联邦政府细菌战研究心脏工作。
第一部分武士（2）
细菌和战争是古老的盟友。两千多年前，锡西厄王国的弓箭手把箭头在粪便和腐烂的尸体上蘸过，以增加他们武器的致命性。14世纪时，鞑靼人把散发着瘟疫臭气的尸体掷过敌方的城墙。英国军队在法国和印度战争时期把布有天花病毒的毯子给予不友好的部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在敌方的骑兵部队中散播鼻疽病，这是一种马患的疾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在中国城市撒播感染了瘟疫的跳蚤，杀害了数百甚至可能数千人。
除了偶尔会有些成效外，细菌武器在战争或恐怖主义活动中从未起过决定性的作用。非有意的传染则是另一回事。欧洲人在世界范围的征服活动之常常可能成功是因为当地人对侵略者特有的疾病缺乏免疫力，包括天花、麻疹、流感、斑疹伤寒和瘟疫。但以细菌为武器发动战争相对来说是罕见的，特别在现代，这么做被广泛认为是不道德的、非人性的。即便如此，在20世纪早期，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苏联和英国等众多国家也曾研究过如何发动生物战。
他们都懂得他们在开发的武器完全不同于炸弹、子弹、手榴弹和导弹。生物武器的弹药是活的，它们能以几何指数的速率繁殖增长，如果高度传染，传播起来就像野火一样。最奇怪的是，战争总和喧闹嘈杂联系在一起，但细菌战却是悄无声息的。
在原子弹产生前，细菌武器被视为一种理想的大规模毁灭性手段，而且并不损坏财产。它们的主要问题在于不可预测性。在一个战场的范围内，细菌武器按照自然的规则行事，而不是军事长官的命令。它们也许杀死敌人，或者它们也可能掉转枪头反而吞噬掉进攻者和盟友。使用细菌武器似乎最好是针对远在他处的敌人，以减少疾病倒过来袭击己方的机会。
由于情报部门警告东京和柏林拥有生物武器，华盛顿在1942年开始做反细菌战的动员。罗斯福总统公开谴责美国的敌人拥有那种异常武器，称之为“恐怖和非人性”，尽管美国自己已在准备以同样手段进行报复。被选中领导美国的秘密计划的人是乔治·W·墨克，他是一个药品公司的总裁。墨克的名字家喻户晓，好几代医生都依赖《墨克手册》，将它作为诊断和医治疾病的可信赖的指南。但新的使命却几乎是隐而不露的，其秘密程度之高，只有美国造原子弹计划可相比。
细菌战研制总部设在迪特里克营，是马里兰乡下的一个旧的军事基地，其地理位置刚好够与
华盛顿及时迅速联系，又有一定距离可作为安全隔离地带。研制开始于1943年，然后迅速扩
大，从一个农业县的乡下据点开始，基地很快扩充为一个建筑密集的城市，有250栋建筑，5
000人在那里工作。
基地由围栏、瞭望塔和泛光灯团团围绕。卫兵接到的命令是首先开枪，然后再询问，并将机枪保持在待射状态。科学家也发到手枪，他们一直带在身边，或放在他们工作处的附近。处于基地心脏的总部则有它自己的一套武装警卫，不分白天黑夜保持高度警戒。所有人都有身份通行证，贴有雇员的照片——这套安全预防制度，后来数十年里被广泛推行。离开基地的人要将带照片的通行证交给警卫；偶尔有人没有如此做，就会遭到逮捕和审问。
科学家们埋头苦干，生产炭疽菌用于杀害敌方军队，生产农作物枯萎剂用于毁灭日本的水稻和德国的土豆。这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例如，他们必须慢慢处理炭疽菌，弄出它的最佳形式。在它成长周期的末尾，他们用热量或化学冲击迫使杆状细菌转化成孢子，进入一种休眠状态。当这个过程处理得当时，孢子就变得非常顽强，可以抵御热、消毒剂、太阳及其他环境因素。炭疽孢子已知可存活数十年。科学家们把孢子集中起来放入武器中。当孢子被吸入人体后，会转化回去成为杆状，完成一个感染。
迪特里克的科学家也了解了如何获得某些细菌排泄的毒药——这是一种策略，可以绕过传染
这一步，代之以生产致命的毒素直接向敌人喷洒。有一种是肉毒杆菌毒素，系科学界迄今已
知最具毒性的混合体。它使肌肉瘫痪，包括横隔膜，没有横隔膜，肺部就不能呼吸，患者很
快就会死去。科学家后来也了解了如何使肉毒杆菌毒素高度浓缩，只需要一磅这样的毒素，
如果使用得当，在理论上可以使10亿人丧生。
美国开发的任何生物武器都没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实际使用过，战后，开发的速度大幅度下降，规模也缩小了，但仍保持着。一个原因是美国得到的数千份文件记录了日本皇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细菌战计划。西方学者说，日本在满洲里的城镇广泛撒播炭疽、伤寒和瘟疫等病菌，杀害了成千上万中国人。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的医生在中国人和其他战俘包括美国人身上进行了可憎的试验。医生在健康的俘虏身上注入病原体以了解疾病是如何传播的。很多受害者，或者日本人称之为“木头”的，被故意饿死或冻死，有些人被用做活体解剖。战后，虽然有9个日本医生和护士因活体解剖8个被俘美国飞行员被判有罪，但是没有日本高级官员因发动生物战而受到起诉。美国官员保证731部队长官以及他的几个手下免受起诉，作为交换，美国得到日本的大量细菌战文件，并且日本人还帮助美国人译解。这些科学数据被视为意外的收获并得到详细的研究。
美国军方对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感兴趣，它的代价与当时刚发明的化学和原子武器相比简直太低了。美国政府担心不仅是苏联，恐怕还有其他敌人也会做这种比较，受到吸引而开发用于战争的病原体。就同等重量而言，细菌武器使人致残丧生的能力被视为核爆炸的潜在对手，有些甚至被认为更具毁灭性。
在1949年7月的一份秘密报告中，10多个资深联邦和民间专家在某次讨论时告诉国防部长，在计划和开发中对细菌武器应赋予更多的关注。这类战争仍然处在“其初始阶段”，该小组说，但可预见的进展将“极大地”提高武器的有效性。细菌武器悄无声息，但却是致命的，是反攻的理想武器。该小组认为，“此类破坏造成的结果与自然灾难极为相似，”这可能极大地有助于秘密使用它。该小组警告对美国的生物攻击“可能是灾难性的”，并强烈建议制定“家庭防御”粉碎该类进攻的规划，需要联邦政府、州和私人部门的合作努力。
从事该项秘密工作的某些资深人士不同意政府的推理。西奥多·罗斯伯里是战时在迪特里克的一个微生物学家，他在1949年撰写的著作《和平与瘟疫》中详细研究了细菌武器。他警告说，该领域的承诺是虚幻的，所谓免疫没有任何军事价值，因为细菌攻击的结果总是不可能预测或控制的。他坚持认为，专家的知识应转而放在对传染的疾病发动攻击。他的呼吁没有立刻产生影响。
第一部分武士（3）
1951年春，帕特里克来到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郊外的迪特里克军事基地。当时他25岁。
围栏的顶上装着倒刺的铁丝网。大门旁告示牌上写着“禁止摄影”。
全副武装的卫兵警惕地守卫在入口处。
同所有新来的雇员一样，帕特里克签署了一份弃权声明，如果他死于得自迪特里克的疾病，美国政府有权获得他的身体。然后，他接受了一系列疫苗接种，这是新雇员进入充满细菌的“危险区”之前必须完成的。
他很快就学会了其他求生之道——服用抗生素，洗手，对人和实验室进行紫外线照射，有效杀死细菌的波长等等。注意事项还要求他们使用头罩和面具，橡皮手套和靴子。经常穿着保护装的人大汗淋漓、全身发痒。他们呼吸的是净化空气。他们在“热盒子”（hot boxes）旁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这是玻璃房子，连着橡皮手套，这样人就可以把手伸进去处理充满细菌的玻璃器皿，或者装配细菌炸弹的部件。尽管有着这些危险，帕特里克还是在1952年把家属迁到基地。基地有自己的住房、剧院、餐馆以及幼儿看护服务。社会生活都是围绕着军官们的俱乐部进行的。
帕特里克加入到迪特里克时，那里正开始热闹起来。冷战的爆发和朝鲜战争促使华盛顿把新的重点放在细菌战的规划。在苏联和美国进行的标准原子武器试验已经震撼了全世界。
在迪特里克，建筑队造了一个四层楼高、中空的金属圆球。雇员们称它为八球。细菌武器在里面试爆，产生传染性的烟雾用于在动物和人的身上进行试验。工人们还造起了470号楼，这是一家没有窗的标准工厂，用于制造炭疽菌。它有8层楼高，在低矮建筑中鹤立鸡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