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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人物刻画”的观点，为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奠定了理论基础。我国报告文学的奠基者的一些作品，如夏衍的《包身工》、萧乾的《流民图》等都是既重视“报告性”，又注意“文学性”的优秀报告文学的代表作。新时期以来，徐迟、黄宗英等一批老作家的报告文学作品，也都重视报告性和文学性的有机融合。问题出在，有人片面理解茅盾的话，以小说的标准来要求报告文学，提出可以用“虚构”、“想像”等危害报告文学的生命——“真实性”的偏颇观点，从而导致了一部分作品虚构、失实的倾向。而另外有些人则“矫枉过正”，忽略甚至排除它的文学性，把报告文学同纪实文学简单地等同起来。因此，有人把缺乏文学性的记人、记事文章，传记、游记、日记，甚至工作回忆录和村史、厂史之类东西都称为报告文学。这不仅使报告文学“泛化”了，而且降低了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文学门类的品格。在当下许多报告文学作者忽视“文学性”的时候，应该大声疾呼：重视它的文学性。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但缺乏文学性的作品，其生命力也是虚弱的，不会长久的。
二是在认识和感受报告文学文学表现的时候，也不能简单地按虚构文学的标准和要素来衡量报告文学。
评论家李炳银认为，近年来报告文学的文学表现力、生动形象性确实有弱化的趋向，作家的文体自觉性显然大都不很强。很多作家只是满足于对事实和对象的机械描述，过多地受制于真实性而忽略了对真实对象的主观把握和文学艺术的表现。但我也认为，在认识和感受报告文学文学表现的时候，一定要立足于报告文学自身的特性和可能，千万不能、也不应该简单地按虚构文学的标准、要素来衡量报告文学。对报告文学的文学构成，需要结合其自身特性用一种开阔的胸襟来理解和解释。报告文学是一种大于文学的文学体裁，它的价值作用和接近社会读者的方式不仅仅是文学表达的一种途径。它的现实性与力度、思想认识深度、超前的意识和理想精神、使命感、忧患情怀和人文自觉等，都会在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接触报告中分别表达出来，给读者以冲击和触动。因此，企图把报告文学引向单纯、单一文学表现性的努力，终究不会成功。
评论家马相武认为，我们观察报告文学既要把它当文学看，也要把它当作非文学看。社会需要，读者需要，传统优势，都要求报告文学去与之相适应，去塑造自身。
三是部分报告文学作者文学修养亟待提高，不能只会“报告”这一手。
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认为，造成报告文学只有“报告”缺少“文学”的原因，主要是一些作者对已有的材料不能按文学艺术创作要求进行取舍、加工、提炼等精细处理。其次是一些作者还没有很好地掌握报告文学文体，对这种体裁缺乏基本理解和认识。毫无疑问，报告文学要有报告内容，即作品的信息量、辐射面等必要的“报告”，但只有这些“报告”内容还不行，必须会作“报告”。要注意“报告”的对象、时机、侧重点和“报告”的深度等等，这些其实都是能够体现文学性、也能够说明“报告”性的最基本的要求。再一个原因是现在不少作品是在某些单位、部门和某个领导意图下所产生的，这些作品往往是有人出钱、又有具体创作要求和目的，既要照顾到张三李四，又要考虑到“左邻右舍”，所以不可避免地加给作品更多的“报告”。
报告文学作家王霞认为，目前，报告文学中“报告”多而“文学”少的原因有三：一是作者理解的偏差。这种偏差表现在对报告文学文体性质的误解，以为读者仅需要了解事实和事件而忽视了它的文学功能。二是作者驾驭能力的欠缺。主张写报告文学的作者首先要去学习写小说，回过头来再写报告文学。而我们很多报告文学的作者是从写通讯转到写报告文学的，这就免不了把这种文体当成通讯或是总结采写，就免不了简单地“报告”了。三是作者缺乏必要的文学修养，只会“报告”这一手，更有甚者用材料来拼文章，当文章写出来后连自己都不知道属哪类文体，最后戴上“报告文学”这个帽。
近年来，虽然报告文学作者队伍越来越大，但有文学性能使读者读下去并“买单”的作品却越来越少。评论家王晖认为，当前报告文学引起读者强烈不满的主要原因是文学性差，而文学性差的报告文学多是非作家的作品，一批挂着“报告文学”招牌的“贴金文学”、“马屁文学”，在部分理论家的呵护下昂首挺胸地迈进了报告文学的作品大堂。
“报告”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实际是报告文学的理论研究应深及源头加以探究的命门课题。正视报告文学创作的现时状态，下工夫做些针对创作有先导意义的实质性研究，比始终纠缠在大而化的定义和口号中要有意义得多。
纪实文学：“空间”与“命题”抑长扬短的呼吁
2005年11月，第四届“正泰杯”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审表彰大会如期举行。这项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和浙江温州的正泰集团公司联合举办的评选活动，已然是一年一度中国报告文学创作成就的大检阅。这届评选获奖作品分别是：长篇，《中国新教育风暴》（王宏甲）、《生存与毁灭》（李林缨）、《只有一个孩子》（杨晓升）、《苦婚》（涂俏）；中短篇，《4万？400万的牵挂》（张雅文）、《用胸膛行走西藏》（党益民）、《特别关注：写给中国人民的故事》（罗盘）、《永远的红树林》（何建明）、《大爱无言》（马文科）。从获奖的篇目看，至少可以看出评选者的两种诉求：一是注重对现实生活的书写、审视和忧患的表达，改变报告文学创作中纯粹历史的表现和资料汇编、求异猎奇式作品过多的状况；二是引导作家追求精、短报告文学的创作，从此次获奖作品中短篇占上风可见一斑。
作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的张锲先生，在这届表彰大会上的发言中，更着重于对报告文学创作中抑长扬短的呼吁。这也是近两年许多报告文学工作者的共同心声。两位专事报告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王晖和孟晓原对此有一段颇具见地的对话，对报告文学“长”盛“短”缺的现象做了一番十分中肯且很有价值的“报告”。王晖认为：“‘长风日盛’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弥漫于报告文学创作中的普遍现象，这无疑不利于报告文学制式的多元化发展。一些有识之士大力倡导短篇作品的写作。与之相呼应的是，2005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举办了‘雪凡妮杯和谐美全国短篇报告文学征文’活动，涌现出《今生无悔》（朱金平）、《忠诚》（黄传会）、《台湾媳妇老兵妻》（萨仁图娅）等不少优秀作品。刘茵发表在《报告文学》杂志上的《砸车奇遇》，我觉得是一篇颇具新意、巧思、引人入胜又发人深省的短篇佳作。其实，从文体建构上来说，短篇制式的报告文学看似易写其实难工，它对作家的思维能力、综合提炼能力以及简洁而生动的表达能力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可以说，这是报告文学创作中的‘瓷器活’。近百年来堪称经典的报告文学中，短篇制式不在少数。我赞同这样的倡导，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制式问题，它实际上代表着对当下粗制滥造、追求金钱利益、迎合出版商趣味、败坏报告文学声名的反省与批评，代表着对精品创作的褒扬和鼓励。在一定的意义上，应该把这看作是新世纪报告文学的救亡运动。”丁晓原认为：“报告文学的‘注水’问题是相当突出的。作为读者，我不喜欢长而空的作品。长篇报告文学写作和出版的动机很值得我们注意。有些题材是否有必要以书的规模出版，是否有些‘短题’长做了？利益驱动的‘原则’严重地影响了报告文学的健康发展。从这一角度而言，你把倡导精短报告文学‘看作是新世纪报告文学的救亡运动’，就绝不是危言耸听了。从报告文学创作本身看，‘长风日盛’反映了作者对文体体性把握的偏颇。报告文学强调纪实性，但并不意味着对客体‘照单全收’，这里有一个基于作者眼光、识见的选择问题。选择，一方面表示强化，另一方面要求放弃。现在的作者有一种‘求全’心理，这就从本体上消解了报告文学。报告文学要讲究作品言说的表现力，否则报告文学的读者会更多地流失。我注意到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在倡导精短报告文学方面所作的努力，尽管‘雪凡妮杯和谐美全国短篇报告文学征文’并未推出更多优秀的短篇，但是其价值导向是明显的。刘茵的《砸车奇遇》我读了，感受同样。作为资深的报告文学编审，她对报告文学的精短化多有呼吁，2005年又以自己的写作践行，精神感佩。我觉得我们不仅要倡导作者写作短篇报告文学，而且希望媒体能推动短体报告文学的发展。《文汇报》和《南方周末》等报纸刊发的报告文学，有一些的确是精短的。报纸应当成为报告文学发表的主要阵地之一。”
在报告文学评奖过程中不约而同出现的这些声音，反映了报告文学界对于现状中的问题的自知与自省。相信通过创作与批评的这种积极互动，报告文学能够在扬长避短的努力中再获新的进取与新的发展。
诗歌：“虚热”与“沉潜”诗歌：“虚热”与“沉潜”
“盘点年度诗歌写作，评议年度诗歌热点，探讨年度诗歌问题。”我且戏仿电视编导的言语风格，大致按照这样的思路考察2005年的诗歌。我设想，这并列的几部分，在经过描述和评介之后，或许能够获得其内在的关联性，并使2005年度新诗发展概貌得以呈现。换言之，我将不是孤立地谈论三个方面的话题，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