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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除鞑虏”的口号叫对了
孙文曾把启蒙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分为三等，曰：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⑨。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段时期，在中国搞“洋务运动”的人，在思想界多少都有点先知先觉的成分。因为在近百年来中国步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西化”与“现代化”实是那个时代——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同义字。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那一辈洋务派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⑩，着重的是坚船利炮。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零九）那一辈，则主张“西学为用”。他们比魏源进了一步，因为他们要“用”的，已不止于坚船利炮了。到康有为主张以西法变中法，搞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则其西化的程度，已经由“用”而及于“体”了。而孙文（一八六六～一九二五）当年那一批小华侨们，则主张“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那至少在政治上也有点“全盘西化”的意味了。
整整一个世纪快过去了。今日我们读历史的这批后知后觉，来翻翻满清末年的老帐，觉得孙文这一派所抓到的实在是那个时代的主题。当时在海外定居、留学的小华侨和留学生如孙日新（中山学名）、杨衢云等，对这个主题均已洞若观火，可是国内的知识界则尚见不及此。
由民族革命从而建立“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实是人类现代文明史上的特殊现象。一部现代世界史便是一部诸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史；它也是工业革命初期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亚当·史密斯（一七三二～一七九零）撰写的《国富论》中所论之“国”，便是当时在英格兰小岛上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所建的英国。美国革命时期的十三州，事实上也是一个民族国家，其后扩张成北美洲的一大帝国主义，才对其它民族兼容并包的。
这一民族国家在十九世纪之末季，由于德意志和意大利之统一，并产生了许多民族英雄的传奇故事，民族主义竟成为当时的时代精神。白种帝国主义者尚且如此，则被压迫民族就下用说了。
我国的满清皇朝到十九世纪末年，实在是气数已尽，无法再继续下去；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不击中要害，它会无限期地苟延残喘的。天王洪秀全的错误，便是他没有抓住这个主题，而乱搞其不急之务的“天父天兄”，终至身死国灭，为史家所笑。他那时如只搞单纯的“民族革命”，恐怕曾、左、李、胡也早已望风披靡了，“中兴名臣”云乎哉！
所以从实力上说，孙中山比起洪秀全来，相差不知几千万里了，而偌大的清帝国不亡于洪、杨，却被孙文的几个口号叫垮了，何哉？主题使然也。孙中山把主题摸对了，几颗炸弹一丢，满清帝国就土崩瓦解了。
我国战国时代军阀打内战，有个叫智伯的用河水来灌人家城堡，灌得对方吃不消了，智伯大喜说：想不到灌水也可亡人之国！其实亡人国并不必灌水。只要主题找对了，叫它几个动听的口号就够了！打内战，口号比洪水厉害多了呢！
孙文这个“驱除鞑虏”的口号是叫对了，因为它主题鲜明。在这个主题之下，把大清帝国之内一切罪恶，都派给鞑虏去承担，打击面缩小，抵抗力也减少。在一般人心目中，一旦鞑虏驱除，中华恢复，则其它一切枝节问题似乎均可迎刃而解。这一响当当的口号，在那时真是既可服人之口，又可服人之心。人心之向背，便决定了大清帝国覆灭的命运。所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举国风从，“辛亥革命”就变成个历史上伟大的里程碑了。
美国模式的困扰
以孙文为精神领袖的“驱除鞑虏”这个模式的“革命”，历史上是有先例的。早在一三六八年，凤阳人朱元璋就照样的驱除鞑虏、建立明朝。朱元璋的问题不大，他把鞑虏驱除了，按照传统模式，做个“开国之君”，则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可是这同一型态的民族革命，发生在一九一一年，问题便复杂了，因为它发生了鞑虏被驱除之后的国体问题。“帝制乎？共和乎？”无论帝制论者是怎样地能言善辩，二十世纪的世界潮流是不许任何人再来做皇帝了。既然时代已不允许再出个皇帝，则“建立民国”就必然成为另一时代的主题。问题是建立哪一种模式的民国呢？以孙文为理论骨干的革命党人，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当时的“美国模式”。美国那时因搞资本主义而出了毛病；以亨利·乔治（Henry George，1839～1897）的理论为基础的一些社会改革家正在闹一个叫做“国民运动”的社会改革。亨利·乔治的思想也影响了孙文，所以孙氏在考虑采取美国模式之后，又加上了一个新的革命口号叫做“平均地权”。但是那时追随中山的人，则认为这一口号是不急之需。而反对中山的人，则认为它是煽动农民暴动的致乱之源。总之，这一口号不是当时的主题。那个领导和推动武昌起义的革命团体共进会，乃干脆把“平均地权”这一口号改为“平均人权”。
所以辛亥革命以后的民国，便是一个美国模式的民国。那位一辈子崇美的胡适先生对这个“民国初年”的民主政制推崇之至；等到它终于崩溃了，胡氏还惋惜不已。
不幸的是，这个生吞活剥了的“美国模式”在中国施行起来却完全走了样。何以故呢？则史家论者多矣。但是归根究底一句话，便是中国并不是美国。它没有英美传统中的必要条件。东施效颦，就必然走样。就以国会中，胡适先生十分信服的，从龙之士的八百罗汉来说，他们哪一个是真正民选的呢？八百罗汉之中，革命前很多都是舍身为国的革命志士。可是革命成功了，做上“京议员”的大官了，又不懂代议士在民选政府中的真正涵义，因而就难免个别的变成了贪财好色的官僚，把个国会弄得乌烟瘴气。要以这样一批官僚政客的投票来制衡并组织“责任内阁”， 把袁大总统选下去，这一点不特袁氏当时心有未甘，纵是当时有识之士和后世公正的史家也应为袁氏不平。
笔者读史无心为“洪宪皇帝”打翻案官司；只是觉得袁的对手方也并不那么可敬可爱罢了。话说回来，民国初年那个美国模式的破产，不能单怪袁世凯要做皇帝，双方都有责任；其所以然者，实是当时中国没有实行美国模式的任何条件。天真的胡适便因为见不及此，才对当时那批政客存有奢望。
袁、孙对寡头政治之尝试与构想
胡适是位学者，写文章看政事，难免天真，故有惋惜。谁知文章不与政事同，那时卷在政治漩涡里的当权派袁世凯和孙文可不是这么想法。他二人都深深体验出，解决中国问题之道，舍弃枪杆出政权，武力解决，打出个“寡头政治”的中央集权的政体来，别无他途可循。所谓议会政治在当时中国是不可能实行的。
在这方面有所构想，老实说，孙文较之袁世凯抢先一步。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中山再度逃亡日本。是年九月二十七日，孙氏乃用强制办法，把那个原为三权相制的国民党，改组成一个由他个人来独裁专制的“中华革命党” 。这是一个革命政党在性质上的转变——事实上也可以说是国民党成立以后的“第一次清党”（一九二七年的“清党”实在是第二次）。被清除出党的（或不愿加入的）都是一些誉满中国的同盟会、国民党时期的革命元勋，如黄兴、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李烈钧、柏文蔚等人。自此以后的“国民党”（一九二零年后改称“中国国民党”）就变成了一个由领袖个人独裁专制的革命政党了。虽然它的政策上明文规定着，在革命成功取得政权之后，老百姓们在它的训政之下受训，受训及格，被认为可以行使“政权”了，它便会主动地还政于民，实行宪政。
其实正如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 1712～1778）所说的，一个人如使用没有节制的权力，这权力是没有不被滥用的。所以纵是民主睿智的现代哲人孙中山亦在所不免。辛亥以前孙氏只是一个以“同盟”精神和形式组成的革命政党的“总理”，他是不能滥用其权的。一九零七年三月中山在日被逐出境，他只因私下收了日本政府赠送的区区五千元，已被党内同志攻击得体无完肤，同盟会几乎为之瓦解。等到一九一三年之后，国民党被改组，一些有民主自由思想的元勋被清除出党，中山变成“中华革命党”党魁之后，情形便不一样了。中山为着“党”的前途，甚或个人的权力，他的政治行为就逐渐脱轨。
举一、两件孙文独断独行的小例子，便可见其余：
一九一四年欧战爆发以后，日本人利用欧洲列强无暇东顾的真空状态，向中国提出了有名的“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当时是国家最高的主政者，他既不能接受，又不敢贸然拒绝，只有一面拖延谈判时间，一面由当时身任大总统府和国务院双重秘书身分的顾维钧，暗中泄密，以引起国际间的注意和奥援，甚或干涉。
在此国族危急存亡之秋，全国民心沸腾，甚至远在重洋之外的留美学生也闹起爱国情绪，集会喧嚣，主张对日作战，使那火气不大的胡适曾为之写了英文信，劝大家安心向学。这时因反袁而被迫流亡海外的激烈而有操守的国民党领袖们，如黄兴等，大都为顾全大局，主张暂停反袁活动，并为袁世凯撑腰，以便全民族一致对外，好向日本侵略者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一面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