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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汪、胡在加盟之前都没有参加过小组织。因为广东佬那时，不论是革命或保皇，都站在最前排。搞革命要做“会党”，汪、胡不为也；搞保皇要抬举“载湉小丑”（章太炎办《苏报》所用的詈辞，章也为此坐牢），汪、胡亦不为也。所以他二人就变成排满革命的单干户。一旦入盟，也就只有第一种忠诚。追随中山，作其肱股，而终身不渝了。中山也幸亏有了这哼哈二将。
但是那时保持同盟会不致分裂的最大功臣，应该还是黄兴。黄兴是“同盟会”中的实力派；也是孙公之下的“林彪”（法定接班人）。他已是众望所归，用不着搞什么“五七一”就可接班。但是黄兴这个人虽也是个跨会分子，却有点儒家气质——也可说是“固有文化”的涵养吧——他识大体、有气度；他拒绝了赵匡胤的那件黄袍。并且苦口婆心、任劳任怨的维持了“同盟会”的团结，这才有后来的中华民国。
不幸后来有一些史家，按传统治史的方法，把缔造民国的功勋，全部派给了国父孙中山先生，而对黄克强的贡献，显然是只给了些低调的认可。这可把他的小女婿薛君度教授气坏了。君度不知吹断了多少根胡子。他为这位民国的cofounder 老泰山明怨白谤，真忙了大半辈子。最近我的朋友汪荣祖教授著书研究章太炎（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日台湾初版），也颇为克强不平。其实历史书为英雄作不公平的定位，是自古而然。杨衢云烈士还不是因为少了个女婿，而至今无人替他平反。再者，中国现代化是分阶段前进的。中山的历史功勋如只限于同盟会那一阶段，而没有“联俄容共”的后一段，他在历史上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光鲜的。黄公不幸，没等到历史进入另一阶段，他就短命死了，夫复何言？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一期 第八章 鞑虏易驱，民国难建 第八章 鞑虏易驱，民国难建
还有许多历史家，尤其是若干美国汉学家，像已故的哈佛学派健将玛丽·瑞德教授（Mary C。 Wright）。她把狭义的辛亥革命追根究底，竟发现武昌起义是“文学社”、“共进会”他们搞起来的。“同盟会”几乎没有实际参与。
我们治革命史的，如果只从“组织”的一个角度来看它，这话原没有错。辛亥十月十日武昌首义时，同盟会和那些首义团体，的确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但是“革命”原是在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之下，“一时俱发的群众运动”（ a。 spontaneous mass movement）。在爆发之前，更重要的则是有一个“全国一致信服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此一意志，虽革命群众人人皆有，然其中总有一两个，甚或只有一个团体，为“众星所拱”，为兄弟团体所信服的，“马首是瞻”的老大。中国革命如此，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也都是一样的。老实说，辛亥革命前后，革命群众所一致笃信不移的共同意志，只有八个字：“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须知袁世凯就是抓住上四字而掠夺了革命果实， 身正大位的；他也是背叛后四字而身败名裂、遗臭青史的。）而同盟会却正是这桩“共同意志”的发源地和推动者。它也是化这一意志为革命行动的“马首”。它更提供了“以美国为模范”的运作方式、抽象理论，和领袖人才。
——辛亥革命期间，“同盟会”之外， 其它的小革命团体，都只是一些“娃娃队”、“红卫兵”。他们造反有余；建立民国就不是他们办得了的事了。所以治辛亥革命史而忽略了“同盟会”领导的重要性，正如治黑奴解放史而低贬了林肯一样，都是二次大战后，美国繁琐史学滥觞的结果，不足取也。
可是同盟会当时这八字灵符，宣传起来，虽有其摧枯拉朽之力；而实行起来，却有其难易之分。“驱除鞑虏”那时是最有效率的口号。它扩大了统战范围；缩小了打击目标。把大清帝国的一切罪恶，腐烂社会的一切不平，帝国主义的各项侵略，这些大黑锅，都让“鞑虏”大哥一肩背了过去。把“鞑虏”一下“驱”掉了，一个灿烂光辉的中华上国，立刻就可“恢复”了。——好不痛快哉？！
驱除鞑虏岂难事哉？非也！现在纽约市大执鞭，当年是“正黄旗”贵族的吾友黄庚教授，便时常指着他自己的鼻子向我说：“你们（汉人）那时要驱除的鞑虏，就是我！ ”“ 我们（汉人）”那时为什么要“驱除”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小鞑虏黄庚呢？我拍拍黄教授说：“我们不但不驱除你，还把汉家姑娘嫁给你呢！”
所以孙中山那时要“驱除鞑虏”，只是驱除几个可怜又可嫌的满族寡妇孤儿，和十来位昏聩糊涂，连半句“满语”也不会说的满族老头子罢了。其后袁世凯歪歪嘴，不就把他们“驱除”了？——干净利落。
可是那八字灵符的下四字“建立民国”，就不那么简单了。中山与同盟会诸公，首先即以他们自己新组织的同盟会为示范，来试验那个“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和“司法独立”的美国式的共和模式（republican mode）。
“同盟会”于一九零五年八月二十日在东京成立时，其组织形式即分“执行”、“评议”（立法）、“司法”三部。中山由全体一致推选出任“执行部总理”， 黄兴当选为“执行部庶务”， 等于副总理。汪精卫则当选为“评议部议长”； 邱家彦为“司法部判事长”。每部各有分属。全会干部三十余人，三权分立，煞有介事。然据曾任执行部书记的田桐回忆：“当时以秘密结社，最忌手续繁复。稽考时日，司法、评议二部，尤难实行。同人提议开三部联合会。遇有重要之事，将三部人员结合，一次议决实行。自此制行后，司法、评议二部未曾独立行使职权矣。”（见田桐，载（《革命文献》第二辑）事实上，当一九零七年三月四日孙总理接受日人馈金离日时，如此重大事件，他们显然连会也没有开过。于此一纠纷，我们就可看出这个革命司令部内，平时会务操作的程序了。其后由“同盟会”进而改组为“国民党”而“中华革命党”而“中国国民党”。连“总理”、“总裁”二职称都变成孙、蒋二公专用的“谥法”，再没有第二个“总理”，第二个“总裁”了。三权分立云乎哉？有人或许要问：既然如此，革命不就不彻底了吗？朋友，革命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它是分阶段前进的。每一阶段都有些进步，搞了七、八上十个阶段，“革命”就会“成功”了。用不着做急色鬼。所以当时以一个首倡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神圣政党、国父完人，以身作则，尚且如此，欲以之托诸军阀及“八百罗汉”（民初国会议员的集体诨名），而期其有成，岂非缘木求鱼哉？辛亥革命过去八十年了。我们搞“建立民国”，到现在已换了几个朝代，而我们的“民国”至今还是个半调子、“四不像”，实在是没什么好奇怪的。――但是一个真正的“民国”，最后是必然要出现的。不信，等着瞧嘛！
三权已足，五权不够
精通“国父思想”、“孙文主义”的专家们，可能认为笔者所说的“八字”灵符，太简单化了。国父还有“五权”宪法呢！你只提了三权；国父还有“三民主义”呢！你只碰到二民。民生主义、平均地权，你就不谈了耶？
限于篇幅，应另有专篇始能详答。简而言之，我们要知道，国父也是逊清遗老，去古末远。他老人家看中了祖宗遗教中最最可取的两大制度：“ 考试制度”和“御史制度”。他要把它们延续下来。于三权之外，另设“考试权”和“监察权”。殊不知这对难兄难弟，都只是“农业社会”和“中央集权”前提下的天才发明。可是在工商业发达，现代化的“多重中心的社会”（multi…centered society） 里，他兄弟就无能为力了。因为在一个多重中心的现代化社会里，要“考”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就以这超级工业化的美国情况来说吧。凡是沾上要领取执照的职业，几乎无一不要考（虽然“考试”这个怪物原是中国人发明的）。且看律师、医师、建筑师、会计师、社会服务员（social worker） 、警察、邮务员、飞行师、领航员，甚至尝酒师（winetaster） 、水喉工、地产经纪、货车驾驶员、出租车驾驶员、电器工、电梯操纵员、私家车驾驶员……盖不下百数十种，再加上各大公司行会，亦各有其专业考试，下及垃圾夫等等……无不有其考试。一个“考试院”哪考得了那许多？所以中山所特别强调者，只是“文官考试”（高普考），专为入朝当官而参加之考试也。试问今日台港有志青年，有几个要做官？他们要在工商界当大老板呢！“考试院”派啥用场？
至于“监察权”就更不值一提了。我国传统上的“御史”也、“言官”也、“参劾”也， 都是专制政体中的看家狗（watchdog）罢了。最近在台湾的蒋纬国将军为了“私藏”几十枝“打靶枪”被揭发，便弄得手忙脚乱。在他老子和哥哥当政的时代，纬国要私藏几个原子弹，于右任院长敢瞥他一眼？——在一个现代化的政府之中，发生监察作用的，不是御史大夫也，反对党也！所以在一个现代化了的政体之内，防贪防腐，三权已足。政治民主化不了，搞五权、十权亦无济于事也。设个专打苍蝇的“监察院”有屁用？
再看无劳增值、涨价归公
再看看国父的“平均地权”的高论吧！中山那时谈平均地权，非搞毛泽东式的“土改”也。他的重点是亨利·乔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