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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位黎炮弁又被转战至“广甲”舰。广甲被日舰击沉时，老黎泅水逃生，又干起陆军来。想不到他捡回的小命“贵不可言”。武昌城一声炮响，这位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竟被革命军强迫做了革命元勋。其后又做了两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他是分两次做的，非“余又任”也。）——读者欲知其详，去看看章太炎那一篇顶刮刮的《黎大总统墓志铭》，价值数千块袁大头的好文章！
但是他的老师严复就没那个好命了。严复学贯中西（非笔者过誉吧）。他压根儿瞧不起他那个臭官僚土上司李鸿章。鸿章也嫌他古怪，敬而远之。严宗光因而觉得要做官，还得走“正途”考科举。提调不干了，乃“捐”了个监生（秀才），参加福州乡试，想来个“一举成名天下知”，扬眉吐气一下。谁知三考不售．只好卖卖洋文，当当翻译，了其怀才不遇的一生。
再看刘步蟾：刘氏则代表他们同学中，另一个极端。步蟾显然没有严复的文采。但是他在本行学术科的成就可能远超过严宗光。他于一八六七年入伍（且用个现代名词），五年毕业，三年实习期满，一八七四年（日军侵台之年）即由总教习日意格，发具船长证明书，证明他可以独立作一舰之长。这时正是李鸿章要购舰造船买炮，成立新式海军之时，苦无人才。此时步蟾大致二十岁左右（严复刚二十岁），英姿焕发，一下便被李鸿章看中了。步蟾其后留学格林威治，并在英国舰队见习。归国后立刻成为北洋大臣身边的红人——也是理所当然嘛！此后他奉命率队赴欧“接舰”，可能不只一次。一八八一年李氏向德国订购定远、镇远两大主力舰时，步蟾又奉命率十余员工赴德监造。一八八五年船成，又奉命“接舰”返国。未几北洋舰队完成编制，步蟾奉命出任旗舰定远的管带，官阶是总兵（位同今日的师长），地位仅次于提督丁汝昌，为中国海军中的第二号将领。此时刘步蟾年龄不过三十上下。少年得志，意气风发，可想而知。
在千舰易买，一将难求的情况之下，李鸿章对刘亦万般倚重，密奏他才可大用，隐然是将来的提督人选。但鸿章对他也稍有保留，则是因为他们南方子弟，略嫌轻浮。其实这是满清老官僚的成见。须知清末的海军正如民国初年的空军，是一种最时髦、最洋化的兵种。当时的威海卫和旅顺口的海军俱乐部内，酒吧间、弹子房、跳舞厅……，应有尽有，斯时国内闻所未闻也。过这种时髦生活的青年军官，在满清老官僚的眼光中就略嫌轻浮了。
刘步蟾事实上只是他们“马尾一期”同学中一个最突出的例子。与他同时出任镇远管带的林泰曾；出任致远管带的邓世昌；来远管带的邱宝仁；济远管带的方伯谦；威远管带的林颖启等等，都是大同小异的青年军官。总之，他们都是当时中国，受过十年以上，最严格的最现代化训练的海军专才。驾驶这种庞大而复杂的大洋轮，外行是不能领导内行的。而这种内行在当时的大清帝国之内找不出三十人。这三十人却又是一个师父（马尾一期）下山的。李中堂不办新式海军则罢。要办，则所有主要舰长职位就由他们包办了。
——顺理成章的事嘛！再者，他们既有此相同的背景和友谊，很自然的也就形成了一个帮。对帮之外的外行领导丁汝昌，不用说阳奉阴违；对老李重金礼聘来的外国专家，也就不放在眼里了。在这一心理状态之下，一八九〇年就发生上述的“升旗事件”了。原来丁汝昌于是年率舰访香港。一时因公离舰，旗舰管带刘步蟾乃降下提督旗，改升总兵旗（他自己是总兵），以示他才是一舰之主呢，这时还在船上的琅威理不服，因他自认是大清海军的副提督。有他在船，自应升提督旗。步蟾没理他，官司便打到李鸿章那儿去了。李鸿章来他个是刘而非琅。琅威理大怒乃拂袖而去。英国那时想掌握中国海军，琅氏一去便削弱了英国的影响力。英国再一怒，就不许中国学生进入英国皇家海校就读了。
*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二期 第二章 慈禧太后和她的颐和园 第二章 慈禧太后和她的颐和园
在前篇拙文里，笔者曾提到，在近百余年的中国里，李鸿章实在是最早的，乃至唯一的当国者，曾经领导我国参加过世界军备竞争（WorldArmRace）。
我们应当暸解，自哥伦布发现美洲（一四九二），到二次大战结束（一九四五），在白色帝国主义的五霸七雄（后来又加上个日本帝国主义）的操纵之下，我们这个地球，实在是个“土匪世界”（引李登辉总统的一句石破天惊的名言）。那儿只有强权，没有公理。强权从何而来呢，曰：武装也；军备也。在李鸿章那个时代，人类还没有发明飞机和原子弹。列强要横行世界，就只能靠强大的海军了。
在十九世纪，英国的海军是世界上首屈一指了。大英帝国要维持“日不落”的权势，在海军实力上还要确保它的“两强标准”（two…powerstandard）呢！换言之，大英帝国的海军实力，要超出其它任何两个列强合并起来的战斗力量。
同治九年（一八七零）以后，出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深谙此道。他一再讲，洋人的神气，神气在有“铁甲”。你跟洋人打交道而自己无铁甲，你得闭起乌鸦嘴。
李鸿章是近百余年来，我国仅有两大外交家之一——另一人是周恩来。笔者曾替顾维钧先生写了几百万字的回忆录。但是翻烂顾氏的公私文件，我总认为威灵顿顾只是个“技术官僚”、“博士帮首”和“黄面皮的洋员”。他一直只是在替老板干活而已；自己没有真正在外交上作主的政治力量——李鸿章和周恩来就不同了。
李鸿章也是近代中国搞以夷制夷的祖师爷——搞以夷制夷，连周恩来都未搞好。李鸿章当然也成绩欠佳。李氏未搞好的道理，是他的“铁甲”被日本打沉了。搞以夷制夷而无“铁甲”为后盾，那就变成买空卖空了。“夷”也不是傻瓜嘛！专搞买空卖空，哪里行得通呢？！所以甲午之前，李鸿章立志要参加世界军备竞赛。
老实说，在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时期（一八七〇～一八九五）的大清帝国，要参加世界军备竞赛，是绰有余裕的。大清帝国毕竟是个大帝国嘛！它和今日中国大陆上的人民共和国一样，虽然也是一穷二白，但潜力是无限的。甲午之前慢说像上述的日本“吉野号”那样的巡洋舰，就是再买它三五条“定远”、“镇远”那一级的主力舰，也是轻而易举的。
君不见一项〈马关条约〉（一八九五）我们就赔了两万万六千万两。六年之后的〈辛丑条约〉（一九〇一），我们不又赔了四万万两？合计，七年之内一下便赔掉六万万六千万两！
——我们有这么多钱去付“赔款”，没钱买船？！当然四万万两是分期付的。付多了蒙债主们退款，还要让我的老师胡适之，我的朋友杨振宁、何炳棣……去放洋留学呢！羊毛出在羊身上，我们老太后当年赔的款，一小部分被退回，我们到现在还没用完呢！甲午战前我们没钱买船？！我们再买五条（定远级主力舰）、十条（吉野级巡洋舰），也游刃有余呢！有钱为什么下买船，要等到打了败仗，再去“赔款”呢？！
朋友，这便是上篇拙文所说的：专搞“四化”，不搞“五化”，则“四化”往往是徒劳——此地着重“往往”二字。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搞社会科学的人，不应该把话说得太“绝”。
须知，四化者，科技现代化也。五化者，政治现代化也。“政治现代化”不一定要搞什么鸟“民主墙”嘛！但你至少也该搞个干净而有效率的现代化政府——至少也得像当时德国和日本那样。像我们慈禧老太后治下的那摊烂拘屎，总归是不够资格参加世界军备竞赛的——帝国主义虽然都是“土匪”、“强盗”，但是盗亦有道也。
现在且看看我们李中堂，如何在这场世界军备竞赛中先败下阵来，后来才打败仗，才赔款。
海军衙门是个大“肥缺”
在北洋舰队成军之初，李鸿章便极力主张二洋一统、分建合操。中央政府应有个研讨战略、统一指挥，以及筹画预算、部署后勤的总机关。这本是顺理成章之事，任何现代国家，都是少不了的，只是名称不同罢了。例如英国的海军部（Admiralty），德国和日本的“大本营”和“参谋本部”；今日美国的“五角大厦”（Pentagon），乃至目前北京和台北的“军委会”、“国防部”一类的机构……，在清末，就叫做“海军事务衙门”或“海军衙门”了。
李鸿章本是个好权而又有责任心的干才。在海军衙门的酝酿期间，他本来就当仁不让的。可是这次却由不得他了。在大清国海军成立之初，那些自视为统治阶级的满族亲贵，早已虎视眈眈。本来湘淮军之崛起，他们已感到切身威胁。海军再起，他们就不能再让汉人掌握了。不幸的是，两百多年的荣华富贵和游手好闲的生活，早把这个高踞统治阶层的少数民族，腐烂得无可救药了。上文已述之，海军是多么技术化的现代兵种。这种腐烂的满族亲贵，如何能插手其间呢？
但是现在这个“海军衙门”可就不同了。它是个高高在上，设于皇城之内，外表上似乎只是个专门管人事、管钱包的大“衙门”！而这衙门所管的海防经费，动辄百万。在他们的眼光里，这衙门是比大清朝廷之内的六部九卿，朝廷之外的督抚司道，任何一个衙门都更要有银子的新衙门。总之，在大清官场中，海军衙门是一个最“肥”的大“肥缺”。亲贵们是绝不能放过的！
大清王朝发展至此。也可说是“气数已尽”吧！就在这紧要关头，那个比较贤良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