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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直接献给海军衙门，和其它管道的全国性捐款究有多少？从一千万两到三千万两，总归都不算太离谱吧？！
五分钟打一炮，一分钟打五炮
就在这造园、祝寿，并大办其“昆明湖海军学堂”之时，中日关系，密锣紧鼓，以侵华为第一目标的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疯狂地扩军备战。在甲午前夕，日本海军已拥有新式舰艇二十一艘。其中九艘是一八八九年以后始完工下水的英德制最新型快速巡洋舰，装配有十吋左右速射炮数十尊。前节所述那条世界最快的巡洋舰（时速二十三浬）吉野号便是一个有决定性的生力军。当时世界军备竞争激烈，日本海军之迅速发展，足令欧美震惊！它从世界的末位海军迅速窜升至第十一位；黄海炮响时，它的战斗力已早越我军之上矣。
在这一国际军备发展之下，我当时的反应又如何呢，第一敏感的当然是身当其冲的海军将领了。丁汝昌不是如后来人想象的颟顸官僚。他是一位立志以身许国的战将和“死士”。他虽是旧式水师出身（和日本的伊东佑亨一样），但是在重洋之上，十六年不断的磨练，使他对国际形势和新的海军战略，也了如指掌（丁汝昌曾数度去欧洲和日本、南洋等地访问考察）。何况他手下的各舰管带和大副等人，都是经过严格训练，而精通外语的第一流世界级的海军将领。外加数不清的“洋员”，随舰服务。
他们眼看假想敌的日本海军，咄咄逼人，一天天地超过自己；诸将生非木石，首当其冲，怎能不忧心如焚，他们都是职业军人，知道在大洋之上作战，以时速十五浬的慢船，对抗时速二十三浬的快艇，那自己只有挨打的份儿。打败了，无法逃避。纵使打胜了，也无法追击。克敌制胜，贵在知己知彼，李鸿章在其奏折上，也一再转述之。
他们更知道，在海上炮战中，五分钟打一炮和一分钟打五炮的区别。敌人以快艇快炮，飘忽而来。一瞬之间。敌弹如疾风暴雨，临空而下。再一转瞬，敌舰又已逃得无影无踪。你以十五浬的时速；五分钟一炮的慢劲，真是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乌龟对鲨鱼，如何克敌制胜？！
不幸的是他们所具有的拔尖的“四化”专业，在那个颟顸无知、贪污腐化的官僚垃圾堆里完全被孤立了——在下者是急烂肝肠；居上者却无动于衷。
丁汝昌和他的将领们，无专折奏事之权。他们只有向李鸿章呼吁、陈情，请求“转奏”。但是李鸿章这位慈禧太后的“周恩来”，和毛主席的周恩来，并无两样。李鸿章对国际局势的认识，难道还不如丁汝昌、刘步蟾？！可是他也知道，他上面那个无知而专横跋扈的老泼女和周恩来上面的那个无知而专横跋扈的老泼男，也并无两样。面对这种昏后暴君，他们知道“仵旨”、“强谏”不但无济于事，后果有时且不堪设想。但是“和稀泥”和久了，以时间换空间，事情有时或可有转变的机会。所以他们就和稀泥了！李周二宰相，都是久历宦途的太极拳师。他二人一前一后，岂好和稀泥哉？形势比人强，亦有所不得已也。何况暴君之外，各自的朝廷也各有个“四人帮”（西太后的四人帮，笔者曾另有专文详述之）。加以派系倾轧，幸灾乐祸，所以李鸿章对自己部下的要求，有时连转奏也不敢转奏一下。因此，大清帝国的海军在创办之时，虽然曾火热一阵子，把“四化”（科技）推到巅峰，跻身八强之列；由于“五化”（政治）不能配合，科技发展也必然走入死巷子。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以后，正当日本海军全力向前推进之时，中国海军竟然“未购一舰”！
不特此也。就在中日双方都已箭在弦上，户部却取得海军衙门的同意，于一八九二年正式宣布以太后万寿需款，海军停购舰艇二年！这正是甲午的前夕啊！
快舰买不成了，至少快炮也该多买几尊吗？朝鲜局势吃紧，李鸿章循部下之请，要海军衙门拨款六十万，购快炮二十尊，以替代各主要舰艇上之慢炮，而户海两处，竟一毛不拔。李氏不得已，乃自海军日常粮饷给养之中，挤出二十万两，聊购次等快炮十二尊，以平舰上官兵之积愤。
这种腐烂的政治，拖垮了新兴的海军，在前线剑拔弩张的将士，焉有不知之理？知道了，内心又作何反应呢？
朋友，我们读史者和着史者，不妨设身处地想想嘛：假如你我也是当时海军将士的一员，我们作何感想呢？据中西记载，丁提督那时忧心忡忡。他已作好心理准备，死而后已。
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诸将领又何如呢？
——他们三位后来都是自杀殉团的。据当时随舰的“洋员”事后的回忆，甲午战前，各舰之上的青年水兵（包括黎元洪吧），士气极高，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厮杀；可是舰上的高级将领则个个面有忧色。这一现象因而使那些旁观的洋员认为，中国下级士兵水手战士，可爱可敬；而他们的上级将领，则个个畏葸无能，胆小该杀（详见下节）。
【附注】葸（xǐ），害怕，畏惧。
根据这些洋员目击者唯一的记载（中文记载极少，几乎没有），我国后来的历史家和新闻作家，几乎众口一辞把丁汝昌、刘步蟾以下的殉国将领，鄙夷得一无是处。岂真如是哉？！这儿倒想以历史事实，与本文读者，平心再思之。
老李、老蒋得罪了“天下英雄”
北洋舰队里的下级军官和战士水兵炮手们，士气之高是可以理解的。海军那时是我国唯一的一支现代化武装。亲身参预此一新式武装的青年战士，无不感到光荣和自豪。其情况正和我国抗战前，以及抗战初期的空军一样，有志青年真趋之若鹜。笔者自己在青年期，对空军即非常向往。曾有三试三北的悲壮经验。当时眼见青年伙伴，通过体检，献身空军。我对他们的向慕之情，至今难忘——这些伙伴多半都是一去不返。把他们那无限美好的青年生命，献给了祖国！
我国空军当年士气之高，作战之勇，牺牲之大，史有明文，也有目共睹，无待多赘——大清帝国当年海军，正是如此。
下级战士，披坚执锐，豪情万丈，他们是知己不知彼的。
高级将领便不然了。他们是知彼知己。眼看敌人的军备，早已超越我们；而我们朝廷之中的贪官污吏，舍黄海不要，还要在颐和园内雕其“石舫”，办其“海军”。眼看日人咄咄进逼，大战迫在眉睫，而我军炮慢船缓，既乏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如何得了？日夕念及，能不五内同摧？！朋友，你我如处此逆境，如何奋发，而况当年无知的言官御史，他们既不敢批评太后，亦不敢詈骂醇王。终日只抱着个他们并不了解的海军将领丁汝昌、刘步蟾，作辱骂和讥笑的对象，揆诸情理，岂可谓平？（上引《论文集》中，庄吉发先生的宏文页一六七～一九四，便颇值一读。也颇能发人深思。）
再者，那时刚练习“亲政”，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小皇帝，对宫墙之外的世界，原不太了解，但是在翁同和一批近臣的影响之下，也成为主战派的核心力量。皇上有所不知，当时大清帝国的基本问题，都扎根于宫墙之内。宫墙之内的问题下解决，则宫墙之外的任何维新变法，都是肤浅的、治标的。万岁爷尚在童稚之年，见不及此。他挥身其间，便慢慢地形成一个以翁同和为中心的“帝党”。而帝党的主要政敌，便是那以李鸿章为首的“后党”。帝后之间倾轧起来，倒霉的便是国家和人民了。当时一些文士所做的比较高雅的“顺口溜”（和今天一样），说什么“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就指的是这个帝后与翁李之争。李鸿章自知其陆海军的无能，不敢轻言对日作战。朝鲜问题发生了，他一意拜求帝国主义的俄英两国出面调解。后党的李鸿章愈是畏葸主和；帝党的翁同和便愈是坚强主战。在这一情况之下，老太后也相信大清海军既是世界八强之一，打不过红毛番，至少打得过东洋鬼。所以她老人家倒没有李宰相那样儒怯。东洋人要打就打嘛，女老板要打，男伙计怎能抗命，王家俭、王尔敏两教授对老李都颇有正论。
在帝党方面，那个小学还未结业的小皇帝，其主战却不在师傅（翁翰林）之下——翁是他的老师。他对老官僚李鸿章的畏首畏尾。则大不以为然。老师的话就益发有力了。
再者翁李之争，还多一层个人恩怨。
原来在太平天国之乱时，淮军奉命增援苏杭。这批只想“顶子红”不怕“颈子红”的陈胜、吴广，一旦打入“天堂”，猪八戒游上海，乱来一泡，是可以想象的。那时受祸最深的当然便是苏常一带的地主豪绅了。
但是这批地主豪绅，原都在长毛久治下自保身家的。长毛又岂是省油灯？——这也是咱们中国人的特性吧！对统治者自会拍马溜须。因此这些地主豪绅，对长毛也是歌功颂德的。这种“德政碑”纵迟至今日，仍有耸立街头者。碑上题名自然都是各地的头面人物，工农不与焉。可是一旦长毛革命政权崩溃，这些碑上留名的头面人物，就有“通匪”和“匪谍”之嫌了。由于“通匪”或“匪谍”案子而被警总抄了家，你又能到哪里去“按铃控告”呢？倒了长毛，发了淮勇（湘勇），倒霉当然都是老百姓，尤其是那些“父子宰相、叔侄状元”的阀阅之家和他们的宗亲至戚了。但是哑子吃黄连，有苦难诉。这样反应到朝廷里去，就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