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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加。袁氏旋奉朱谕，“按察使开缺”；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并随时具奏应办事宜”。这一下袁世凯便从一个“从二品”的中级地方官，升调成为一个“正二品”的中央大吏。清制“侍郎”与各部“尚书”通称“堂官”，几乎是平等办事的。袁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不像康有为那样木讷）。他知道他的擢升，有个中原因，尤其是在“谢恩”时，皇帝面谕，要他与荣禄“各办各事”。
这时荣禄已获得情报，他一面调兵布防，以备不测；一面制造英俄开战的假消息。并派专差急催袁世凯回津。当袁氏正在进退两难之时，便发生了谭“军机”深夜密访的敏感事件。据袁死后才泄露的《戊戌日记》所载：九月十八日（阴历八月初三）谭嗣同夤夜来访，并开门见山的告诉他，西太后与荣禄有弒君和废立的阴谋。皇上希望袁氏保驾，率兵诛除荣禄并包围颐和园。袁间如何处置西太后呢，谭说他已雇有好汉数十人；“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云云。袁在其日记中说他闻言“魂飞天外”，但是嗣同此时已“类似疯狂”，又系“天子近臣”，他不敢不敷衍。好不容易才把谭送走。
上节已交代过，袁世凯是绝不会接受谭嗣同之密谋的。两天之后他回到天津，乃把谭的计划向荣禄全盘泄漏。其实谭氏这一秘密计划，西太后与荣禄早已知道，也早已采取行动了——慈禧已于十九日（阴历八月四日）自园还宫。二十一日正式临朝“训政”，并下令京师戒严，火车停驶。随即幽禁皇帝、缉捕新党；尽废新政、恢复旧法。这就是所谓“戊戌政变”了。
——西太后发一阵雌威，新党新政也就从此烟清云散；皇帝也关入瀛台。
戊戌党人碑
在政变骤起时，第一个关城搜捕的要犯，自然就是康有为了。谁知康竞能于前一日，大摇大摆的走出城去。康氏第一名大弟子梁启超，幸好平时也有亲日言行。这时乃由日友保护躲入使馆，化装逃去。其它与新政新党有关，未及选走，或不愿逃走而被捕者凡数十人。其中首要分子就是所谓“六君子”——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和康广仁。这六人未经审讯就于中秋前二日阳历九月二十八日，在北京菜市口被杀，由顽固派的大头头刚毅“监斩”——刚毅（一八三七～一九〇〇）就是讲那句有名的混帐话，什么“宁赠友邦，不畀家奴”的满族恊办大学士——一个浑球。
就义的六人之中，最有殉道精神的要算谭嗣同（一八六五～一八九八）了。他本可逃走。但是他觉得他是新政前锋；新政失败他有殉难的义务。嗣同告诉劝他逃走的朋友说，变法就必然会流血；要流血，就应该从他开始。所以他就从容就义了。嗣同是一位无私的爱国者、一位真君子；中华民族的好男儿。
杨深秀（一八四九～一八九八）也是一位守正不阿、轻生重义的豪杰御史。他虽然也是维新派，但是在政变已成事实，西太后正式“训政”。皇帝被幽，举朝战栗之时，他本可闭口免死。但他偏要挺身而出，诘问光绪被黜之故，并抗疏坚请慈禧归政，以致被捕就义。我们试查明、清两朝千百个御史，和国、共两党中专打苍蝇、穷拍马屁的所谓监察官员中，有几个杨深秀呢，孙中山就是看重像杨御史这种言官，才坚持要搞“五权”宪法的呢！
六君子之中死得最寃枉的要算是三十一岁的康广仁（一八四七～一八九八）。广仁没有做官，也没有在维新运动中当过重要干部。所以变法失败之后，他无心避难，也没有逃难。因为他实在没有被杀的罪状。但是他终于陈尸菜市口，只因为一条资格——他是“康有为的弟弟”。所以他在被杀之前，在狱中以头撞墙，悲痛呼号，实在也是很够惨烈的。
诸烈士既死，新党中坚或逃匿、或拘囚、或流放，一时俱尽。那些原与他们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开明朝臣，或被黜（如翁同和）、或被阻（如张之洞）、或缄口自保、靠边站（如李鸿章、刘坤一、孙家鼎）……朝中无人，大清帝国的内政外交决策大权，便掌握在以西太后为首的。一群群老朽昏庸、顽劣无知的自私官僚之手。如此则其后朝政每下愈况，终于引起“义和拳”和“八国联军”之祸，那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发展了。
必然之中有偶然
“戊戌变法”是我国三千年历史中，在商鞅（公元前三九〇～前三三八）、王莽（公元前三二～公元二三）、王安石（一〇二一～一〇八六）之后，和邓小平（一九〇三～一九九七）之前，几个惊人的变法运动之一。
商鞅“作法自毙”终遭“车裂”（四五部马车或牛车把他拉裂成几条肉块），死得最惨。王莽食古不化，搞教条主义，结果也被砍头。王安石以旧瓶装新酒，用已锈烂的国家机器，来改造积重难返的大病态社会。他能保全了首级，也算是“命大”。
邓小平是我民族的变法专家之中，年龄最大、地位最高（比王莽还高一级）、个子最小（比拿破仑还矮几公分），而更是夫妻儿女，全家总动员的一位。他也生个不平凡的三上三下的八字。做官搞党，要三上三下；搞改革体制、变法维新，是否也要来个三上三下？天机不可泄漏，目前谁亦不知也。吾人隔岸观火，但知他已搞了两上两下。今后能否可以三上不下，像他做官一样的大运亨通，大洋三岸的观察家们，就各说各话了。其实今日之摇头晃脑的专家学者、吵吵闹闹的无冕之王、港台媒体，乃至张半仙、李铁嘴等数不尽的算命先生，包括闭门造车的笔者自己，都在胡说八道。
——将来谜底揭晓，诸公猜错了，原属活该；诸公猜对了，也只是巧合。若说诸葛亮的六爻八卦，真能上通鬼神，知过去未来，那就是三国演义了。黄药禅师说得好：“后事还须问后人。”大考之后，分数贴出，将来的老师，自会有公平的评断。
至于康有为戊戌变法，就不然了。戊戌去古未远，史料齐全。水晶球内，事实昭然；而载湉康梁、慈禧荣禄，威权久泯，恩怨已断。当今史家，如熟悉史实，剔除成见，未始不能作论定之言，以彰史迹而戒来兹。笔者不揣浅薄，试作此想，曾为这桩公案，腾出四章，凡数万言，以窥其堂奥。长话短结，试问戊戌变法在历史上，究竟应该怎样定位呢？首章已言之，长逾一百五十年的中国近代史，在社会发展的性质上，原是一部“转型史”——从中古东方型的社会，转入现代西方型的社会。这一转型自鸦片战争开始，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徘徊于中古边缘的“第三世界”。其工程之艰巨，可想而知。但是那时的光绪爷要把这百年难变之“型”，而变之于指顾之间，其必然失败，实无待多费笔墨。把这一现象“概念化”一下，我们可以说：“戊戌变法之失败”是个历史上的“必然”。
但是历史上的“必然”，往往又为“偶然”所左右。因为失败的时间、空间、全面或局部、程序和方向、方式和影响……在在都决定于“偶然”因素。这些“偶然”有时也就“必然”的成为下一阶段历史发展的“基因”（gene或cause）。
例如：“全部失败”和“局部失败”二者都是“偶然”；但是二者不同的空间，对下一阶段历史的基因，就大不相同。再如：失败于“百日”和失败于“十年”，也都是人为因素的“偶然”；但是这不同长短的时间，对于下一阶段基因的发展，也就“必然”有决定性的影响。
研究戊戌变法，我们之所以要用两篇篇幅来解剖康有为一人的缘故，便是左右这个历史“必然”的最主要的“偶然”，便是康有为这个“人格”（personification）。把康有为换成康无为，则“戊戌变法”这段历史失败的过程，和它对下一阶段所发生的基因作用，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通古今之变，识中西之长
在这段历史之中，康氏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是理论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不幸康有为在这三方面，连最起码的条件，亦不具备。因为生为现代中国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他的见识和学养实应兼跨古今两代，和中西两型。康氏对西学那一点点粗浅的认识，不但跨不过这两条鸿沟，他强不知以为知，适足以为害。——毛泽东搞“大跃进”，饿死农民两千五百万，就是类似的强不知以为知，最惨痛的一件史例。
至于康有为的汉学，他的火候可还在梁漱溟、钱宾四之上。不幸的是他故步自封，走火入魔，犯了教条主义的大错。康作诗说：“良史莫无两司马，传经唯有一公羊。”两千年旧史都赶不上两司马，可能是事实。传经唯有一公羊，从今文家观点出发，也没人能制止他作如是说。百家争鸣，原是盛事。他千不该万不该，是不该真来搞个通经致用，以死硬的教条主义来排斥一切。他如果不搞教条主义，而能虚怀若谷的与以张之洞、翁同和为首的开明派合作，则变法维新亦有其建设性，而不致走上后来顽固派独大的局面。教条主义之为害中国，康有为是始作俑者。
——这也是个历史的“偶然”。
不能做理论家、思想家也就罢了，康有为至少可以做个民胞物与、襟怀豁达的政治家嘛！可惜康氏也没有做政治家的秉赋。他生就是个骄傲不群、木讷乖僻，而又顽固急躁的知识分子。他十九岁结婚；我国千年旧俗，花烛之夕，亲友们热闹一番，闹闹新房，也是常事。而他这个乖僻的新郎，却不许闹新房，弄得颇失亲友之欢。那时有为笃信周礼，一切要按“礼”行事。所以在他祖父去世之日，他也在棺前结苫庐，辕绖白衣不去身，终年不食肉。他自记说：“时读丧礼，因考三礼之学，造次皆守礼法古，严肃俨恪，一步不远。”但是他自己也说，他这样做“人咸迂笑之”。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