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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希尔和任何人一样都没有治这个问题的良方。通货膨胀是巨大的“企业蛀虫”，它会“不管主人的死活，每天都抢先吞噬掉企业投资”。
在华尔街，通货膨胀引发了对企业资产的疯狂购买。公司也和人一样，心急火燎地要把钱换成别的什么，这导致了80年代早期的兼并狂潮。老名牌公司如德尔。蒙特、国内航空公司、七喜、史蒂贝克和热带产物都被高价购买。这迫使几百万富翁巴菲特在华尔街处于最可怕之一的危机时采取了一些未必管用的措施。
在他看来，企业经理的虚荣会使他们做一些愚蠢的交易。这些由于适者生存选举出来的经理个个精力充沛，可常常是“动物的脑子”。他们根据自己的块头来评估自己的实力，而巴菲特是用尺子来测量效益的。（他认为这是唯一明智的目标。）这些经理们不像巴菲特那样低价买下公司的一小部分，而喜欢花大价钱一下子把整个公司买下来。可是不用为他们担心，这些狂妄自大的经理们自信有本事付高价。
许多措施太像儿童故事里说的那样简单了，一个美丽的公主吻了他一下，那位被变成癞蛤蟆的英俊王子就变回来了。因此，他们也相信自己的天才之吻会给公司带来巨大的利益……这样的吻我们见多了，可奇迹一直没发生。
这段话是巴菲特在1981年的报告中写的，当时正是兼并狂潮时期。第二年，他忍不住要报复一下。许多经理正在发行股票来支付兼并。巴菲特对这种天真的技巧进行了无情的剖析。首先他发现兼并别人的经理们不仅买进，也在卖出。由于发行新股，所有稳定的股东占有公司的比例都减少了。为了掩盖这个事实，经理们用的是买方的语言：“A公司买下了B公司。”可是
“仔细想一想，话该这么说：”卖掉A的一部分来买B，‘话虽然难听，但确切多了“。
他们为什么要修饰措辞呢？多数股票，包括购买方自己的股价都很低。
在这种情况下，兼并方是用无吸引力的货币来买东西，就像美国人在巴黎时，可美元贬值了。当他买下其他企业时，却在廉价出售自己公司的一部分。
巴菲特建议这些经理和董事们“思维敏锐一点”，问问自己是否愿以这种价格出售整个公司，如果不愿意，那为什么还要卖掉一部分呢？
经营上的小错误会慢慢积累成大错误的，而不是大胜利。 （拉斯维加斯就是靠财富转移建设起来的，那时人们也以为这种资本交易损失很小。）
最让巴菲特不安的是经理们是用股东的钱来扩建自己的王国——他们的首要义务应该是为股东服务。这样的经理“最好到政府部门任职去”。
巴菲特形象地把总裁们比作官僚。但生活中他与许多经理是很友好的，他跟他们一起进餐，因此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在信中提他们的名字。可他还是与企业界的朋友们疏远了。（关于白领阶层犯罪，“用笔偷一大笔钱比用枪抢一点钱要安全得多”。）有人说巴菲特是个Dust Bowl的进步论者，可他除了不是草原上的社会主义者外什么都是……社会主义者认为商人是资本主义，巴菲特恰恰相反。他攻击总裁们当资本家不足却偏偏很自负。
这是巴菲特谈得最多的话题。这在企业经理和股东之间是正常的。他认为，其他股东的企业经理压力很大。这是他在1980年说的。当时修改后的《联邦法》迫使伯克希尔让罗克福德银行独立。巴菲特算了一下，这家银行占伯克希尔资产的4％，于是他让股东们按比例选择持有公司或银行的股票，或者两种各占一些。这完全由他们的喜好决定。唯一无选择权的是他自己，他得接受别人选剩的所有股票，因为切蛋糕的人必须对剩下的那块感到满意。
本着同样的精神，1981年由查理。芒格提出构想，巴菲特设计了一个企业慈善计划。每100万元的股票——当时卖到了470美元——由股东选择一个慈善团体，伯克希尔捐献2美元。如果有人持有100股，他就能决定让谁接受200美元的礼物，以此类推。在其他的公共公司里，股东们出钱，由公司经理或董事来选择慈善团体。巴菲特觉得这样太虚伪了，经理们是花股东的钱为自己捞名声。“许多经理对政府怎样分配纳税人的钱感到不满，自己却兴致勃勃地支配股东的钱。”
这些色彩使伯克希尔成了一个有私营色彩的公司。实际上，他正力求把伯克希尔办成巴菲特伙伴公司的公共部门。其近两千名股东中有一部分人是公司外的伙伴，当然大多数人不是，他写那些信的目的之一就是吸引并组织一个股东组，让他们像伙伴一样——换言之就是让他们跟着他走。
这个方法的独特性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美国的公共公司不实行控股权接管制，因此经理们还鼓励别人多持股。在多数经理的眼中，股东只是一群流动的人——用菲尔。费舍的话说就像高速路上停车吃饭的人。伯克希尔被人接管的可能性非常小，巴菲特在信中也提到了这一点，这也正是他希望的“饭馆”模式：“我们希望股东对我们的服务和菜满意，以后年年来。”
在全家前往拉古纳海岸的途中，巴菲特假想收信人是出国一年的姐姐罗伯塔，他草草地在黄色法律用纸上写了7500字的长信。它由卡罗尔。卢斯编辑后发表在 《幸福》杂志上，可信里全是他自己的观点，听起来就像与人交
谈一样，充满了简明的规劝。
这些书信作为报告以公司的名义印在粗纸上，封面上有一条竖黑带。里面没有喜诗糖业的巧克力照片，没有像别的总裁那样故作沉思状的巴菲特和芒格的照片，也没有自我炫耀的图表；里面只有文字。
巴菲特年度报告写得好是因为他读得多。这样的报告是典型的装饰公共关系的文件，它不披露公司的经营，但很能吸引新的投资者。别的许多报告里只有总裁们一些敷衍了事的话，甚至可能是别人捉刀的。巴菲特每年都要看几个报告，就是找不到与经理们谈话的感觉，也见不着对经营状况的介绍。
你们的董事长认为股东有权从经理那里得知公司的实际情况和他们的评估，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你们这样要求私营公司，也该这样要求公共公司。
他很不高兴，因为有的经理说老巴菲特就是这样的鬼话。当企业状况不佳时他们就用一种“有弹性的评估体系”，就是说，“先把箭射到白板上，然后再把靶心画上去，用这样的办法来交代经营情况。”
他写的介绍专业会计知识的书很能鼓舞士气。他鼓励有意的经理们先打扮一下自己的公司再拿出去，这使得华尔街显得一派生机。但危险时经理们也会像欺骗公众一样欺骗他自己。许多人的经营目标不是经济效益最大化，而是报告上的结果。巴菲特说：“强调会计簿上的价值而忽略经济实力，长此以往只能是两者都一事无成。”
那么企业领导人到底该说些什么呢？理论上讲，他们该像经理们那样报告实情。巴菲特希望肯。察思能坦白地向他报告纺织厂的情况，他自己也要同样对待社会投资者，当然两者不可能同样详细。
实际上伯克希尔的报告很少美化自己，它只是向读者提供足够的信息，让他们自己去评估。在合作时期巴菲特一再向投资人说明，他不能事先保证成功的机率。就像个虔诚的教徒，他只有忏悔后才心安理得。如果他的报告还不很完美，那是因为他有点腻味了或是自以为是。有些笑话的意思很晦涩，连他自己也不完全明白。而他坦言失误和言不由衷的自我批评有时也显得太做作了。但他的谦虚不是为了欺骗别人，至少不是为了欺骗上层股东。
1982年他的股票卖到750美元。这个数字可反映伯克希尔在股票上的赢利。离开华盛顿到别处发展的时机成熟了。联储主席鲍。沃克一直在尽量榨它的油水。它先经历了经济停顿，然后又是通货膨胀。到了1982年沃克自信可以降低利率了。当时白宫里也是一派乐观景象，里根躲过了暗杀并开始实行减税。
华尔街在此之前一直惶惶不安。现在，就像躲在地下室里啃猫食的人抛去伪装获得解放一样，经纪人和银行家又充满自信地回到自己的岗位上。1982年夏天，利率不断下降。6月份国库券的利率还是13。32％，到8月就成了8。66％。股票开始时对这种刺激没什么反应。8月份股市连跌8天，道。琼斯跌到15年来的最低点777点。到了周五13日，它开始回升了11点，到下星期一又上升了几点。星期二上午10点41分，亨利。考夫曼，这位永远忧郁的带着水晶球的所罗门经济学家使情况顿时扭转。素有宿命论博士之称的考夫曼说，与过去安慰人的情况不同，他现在真的认为利率会继续下跌。这个消息使买股者大为恐慌。股票指数猛长了38。81点，是历史上一日内升得最快的一次。第二天的《华尔街日报》预言说：“有人认为这是80年代经济
腾飞的征兆。“人们轰动了。
到第二年5月1日，股票又长了100点；到10月又是100点。到1983年，经济增长恢复到了正常水平，通货膨胀率降到了3％。全世界的人都发现，石油不是太少，而是多得卖不出去了。债券市场仍然兴旺，长期利率从两年前的15％降到了11％。股市也是60年代以来从未见过的稳定。新股发行到处都是，这在投机时期是不可能的。华尔街的信托交易也恢复了。到5月份，指数达到1232点，比《商业周刊》说它完了时还高出66点。这家杂志现在又赶紧声称股市复活了，但它的订量少了42％。“华尔街到处传说着这家杂志重新发现了股票价值的惊人消息”，阿兰。阿尔本恨恨地说，“它当时的报道引起了一片恐慌。寡妇们在哭，孤儿们在泣，交易场地板上扔满了预售的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