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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地认为自己也有那么点荣耀——即使自己不是天才，至少他们发现了天才。这个教派有自己的教义（“格雷厄姆和多德”投资哲学），它的教徒都是些感觉良好的虔诚教徒。
他们当中有读过“格雷厄姆和多德”的图森的冶金工程师詹姆斯。雷克，有在波卡特洛、爱达荷经营一家保险公司的罗纳德。弥尔顿，还有奥斯汀的摄影师迈克尔。奥布里恩，他是在写转让证书时认识巴菲特的。读了巴菲特的书信体报告后他买了他的股票。还有一个是杰克逊维尔的叫萨德。麦克纳尔蒂的钱商，他对巴菲特如此崇拜，于是他带着妻子来庆祝自己的结婚纪念日。
还有一个忠实者来自密西西比的蒂姆C。梅德利，是个杰克逊的财政计划人。他的妻子吃惊地问他：“你花1000美元一直到内布拉斯加，只为了听人讲话？”梅德利只有一股股票，“也许我是有点疯狂，”他承认说，“可你是个忠实的教徒，你常去教堂，巴菲特对我就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梅德利第一次遇见巴菲特是在梅德利的走廊里，当时巴菲特正在欢迎投资者。他头发乱糟糟的，穿着蓝色短便上衣，一条肥大的灰裤子，皮带眼的地方都磨薄了，看上去就像一个中学蓝球教练：一个梅德利深感敬畏的“普通人”。
当巴菲特和芒格走上讲台时，人群崇敬地安静了下来。台上放着一夸脱的红可乐，像圣餐一样。巴菲特很快地介绍了一下公司的业务情况，然后就开始回答问题。他一本正经地说要早走的人只能在芒格发言时走，他说的时候可不许。以后的几小时他们随便，无隐瞒地谈起了年度报告，回答了关于伯克希尔和业务方面的问题。
芒格扮演的是配角，他老是提起“文明”的问题，好像现在世风日下一样。在一次会议上他高谈道：“这个屋里坐的都是智慧的人。”但他不是人们最赏心悦目的人物，对他捧场的人廖廖无几。
巴菲特抢了所有镜头，他的眉飞色舞的玩笑一个接一个，眉毛好像在脑门上跳起了华尔兹。他喜欢看到熟悉的面孔——他认识多年的人，因他而富的人，还有像贫民道。安格尔这样的人，他现在可有了1500万美元。他对一个朋友说，他觉得自己在画一幅巨作，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称羡不已。也许他在伯克希尔的这种救世主般的地位正是他连一股股票都不愿卖，并把股东会开成典礼一样的原因吧！他谈到了通货膨胀，B夫人和公司的管理，并回答了关于投资，大都会公司和本。格雷厄姆的问题。还时不时用个简明的小故事来说明道理，随便得听起来像是夏天下午慵懒地在安乐椅上闲聊一样。
有一次巴菲特在大都会公司做即兴演讲，有人问他有什么管理技术可推荐的。他讲了一个陌生人在一个小镇的故事。他想与当地人交朋友，他走到村子的广场上，看见一个“德国牧羊人般狼狈的”报时员老头。巴菲特接着说：
他小心翼翼地看着一条狗，问道：“你的狗咬人吗？”老头说：“不”。于是陌生人弯腰拍了拍这条狗，狗扑上去，很熟练地咬下了他的袖子，陌生人一边动手补衣服一边问老头：“你不是说你的狗不咬人吗？”老头说：“不是我的狗。”故事对管理人的寓意是：问对问题是很重要的。
巴菲特总是用这种言简意赅的方式来说明问题，哪怕是在私人场合。有一次一个大力吹捧巴菲特的保险公司但自己不愿投保的人——史蒂文。格拉克斯特恩飞到奥马哈问几个问题。那是个寒冷的早晨。格拉克斯特恩在报纸上读过巴菲特的评论，现在他急着想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巴菲特穿着法兰绒衬衫和卡其布裤子会见了他，他一下子觉得轻松多了。他对巴菲特讲起了理论上的风险问题。“嘿，斯特恩，”巴菲特说，“要知道你打扑克牌时总有一个人要倒霉，如果你看看四周看不出谁要倒霉了，那就是你自己了。”
这就是巴菲特警告他不要承担他不懂的经纪人风险的方式。格拉克斯特恩觉得东道主就像那些年度报告的作者一样——说得很简单，不多，但含义深刻。他接受了巴菲特的劝告。
巴菲特的公私界限弄不清了。他的朋友也是他热心的支持者。他们常来咨询一下，要点建议。斯坦。利普西要巴菲特帮助参谋一下该怎么摆脱女友的纠缠。德克萨斯融资家理查德。雷恩沃特跑过来咨询定期的“不动产票据”
问题。1986年，雷恩。沃特举棋不定时，巴菲特警告他不要为了几个钱而轻举妄动，不值得。这事雷恩。沃特终身难忘，因为不久华尔街上行情正好的几种股票垮了。杰克。伯恩谈起巴菲特就像谈到国宝一样。“有些认识沃伦的人没得到好处，”伯恩说，“他也该给我点好处。”
每逢奇数年份，巴菲特内层——所谓格雷厄姆一伙——都要召开一次碰头大会。刚开始只有巴菲特和几个投资伙伴参加，很简朴。他们在佛罗里达棕榈海岸第二次碰头时，有个旅馆服务员对小费看不上眼，把它掷到门上了。
还有一次，富得流油的桑迪。戈茨曼跟他们一起去开会，到机场时原以为是坐头等舱，别人都说不是，窘得戈茨曼结结巴巴地说他的秘书搞错了，最后跟着大家坐二等舱。
现在他们开会可不再是这样了，参加者范围也扩大了。他们现在是坐伊莉莎白去斯科茨代尔、亚利桑那太阳谷、爱达荷这样的地方度假。巴菲特邀
请了一些有钱的朋友和夫妇，如本罗尔。卢米斯和汤姆。默菲。有一次他们在科罗拉多河上玩，大老爷凯。格雷厄姆忍不住说道：“我的屁股从来没有这么湿过。”
巴菲特认为与朋友们去度假是极其开心的事。他很喜欢他的朋友，别人对他也一样。这种聚会也有种神圣的气氛，虽然与年度会议不完全一样。尽管这些朋友的事业都很成功，他们都愿意听巴菲特的安排，好像是专为他们开的庆功会一样。客人名单由巴菲特决定，只有他说让谁来才算。一个常客说：“人们显然都希望与他坐在一张桌子旁，你忍不住会想，他会坐我这张桌子吗？”已成为音乐家的彼得。巴菲特觉得他父亲的朋友都渴望加入他的公司。坐在他那挂着约翰。列农和约科。奥诺画像的音乐室里，彼得把他们比作是一群有天赋但比不上甲壳虫乐队的音乐家。常客埃德。安德森认为巴菲特是个“奇迹般的人”。巴菲特在这种聚会上的行为很随便，说明他对这些朋友——至少其中部分人——比普通股东“听众们”熟悉得多。
巴菲特的许多朋友也是他的股东，因此他总莫名其妙地觉得对朋友们的家庭和财富有责任。他们老是谈巴菲特和股票，就连走路时也喋喋不休。巴菲特的朋友经纪人马歇尔。温伯格曾建议不要在伯克希尔股价为77美元时卖出，说还会涨，当股价到了105美元时他还是这句话。巴菲特的另一名老朋友亨利。勃立特也总是人云亦云地向别人介绍伯克希尔的前景。当股价涨到1700美元时，他有点慌了，于是卖掉了他妻子的股票。
按说，买伯克希尔的股票不是为了卖了，是让巴菲特安排，而不是自己拿主意的。但股价得异乎寻常地高，人们都不知所措了。雷诺兹证券公司的董事长凯斯。威林曾以40美元伯克希尔的一些股票，后来又在43美元时买了些。当股价达到50美元，他就等着价格回落了。可他等了又等……最后在3000美元时再买些。
巴菲特有个几十年的老朋友，他总忍不住分析一下巴菲特死后股价会怎么个下跌法——每股跌1000美元？还是2000美元？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止他一个。巴菲特的健康状况成了关系金融状况的一个因素。在一次年度会议上有这么段对话：提问者：巴菲特先生，我一直想买伯克希尔的股票，但不得不考虑您个人会发生某些事，我可承受不了意外风险。
巴菲特：我也承受不了。
巴菲特在家中的角色也很模糊。他有几次书信体年度报告是假想给他姐姐罗伯塔写的。可他们在一起时，他对她又敬而远之，罗伯塔住在加利弗尼亚，她很清楚地不想干涉她兄弟的事，因此在问他问题时十分简洁。
她发现他的回答绝对是“很棒的”，但她不像与“其他人谈话那样”与他交谈。她说，她明白“随意插话”是不合适的，因为“他得重新回到原来的思路上，他有专注的习惯，干什么都认真专一”。
巴菲特承认他在公众面前和个人生活中表现得不一样。用他的话就是在家内向，在大街上外向。这点从他的女伴中就可大体反映出来。苏茜是巴菲特多数社会活动的女伴，如在格雷厄姆他们的研究会上，在伯克希尔的年度会议上或与朋友们一起在纽约和加利弗尼亚度假。
苏茜也是个十分外向的人，她虽已住在旧金山略为简朴的小房子里，但也不常在家。当她的孩子们或朋友需要帮助或生病、病危时，她会二话不说地陪他们几个星期，直到事完为止。当她在奥马哈的朋友贝拉。艾森伯格，
一个爱滋病幸存者，想去看看她们的老朋友时，她什么也没说，就陪着她到处乱飞。也许是因为她到过许多地方，热衷于人口控制，包括跋涉到印度、土耳其和非洲。她自己说“我的日子是在天上过的”。她也照顾旧金山人，曾把一个爱滋病患者领回家护理。她后半生的游牧生活不是为家庭或自己的小圈子度过的，而是为所有需要她的人——包括她丈夫。“奇怪的是，”巴菲特的一个朋友评论道，“他仍然爱她爱得发疯。”
他在奥马哈的伙伴阿斯其德也很少参加公开活动，这点与巴菲特在奥马哈时一样。她每天早上都去当地的动物园照看植物，人们可以看到她穿着牛仔裤和毛衣在那儿挖土。她和巴菲特都不常参加社会活动。巴菲特在家时，常呆在起居室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