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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日方要求，正式谈判在北平举行。２３日晚，中日双方代表在府右街秦德纯住宅正式举行第一次谈判。双方参加人员：中国方面为秦德纯、萧振瀛、程克、陈觉生与陈允荣五人；日本方面为土肥原、松井、酒井三人。日本人提出的要求如下：
一、将宋哲元军大致撤退至停战协定线（昌平至延庆一线）的延长线以西。
二、将宪兵队、国民党党部及蓝衣社撤出察哈尔省，禁止排日行为。
三、以上一、二两点，于两周内实行完毕。
四、关于张北事件要道歉，对直接负责人要处罚。
第一次谈判后，秦德纯等把日本方面的要求报送国民党政府。２４日夜，南京“复训到平”，令察省当局与日方会商“就地解决”。北平国民党当局根据南京训令，于２５日晚９时在居仁堂召开临时会议，提出对日方各项要求的对策。会后，秦德纯、萧振瀛二人立即赴扶桑馆与土肥原再次谈判。因未完全满足日方要求，谈判仍无结果。秦德纯一面急电南京政府请示办法，一面于２６日晨派陈觉生访晤土肥原。土肥原以当晚离平返长春相要挟，提出尽可能于２６日达成协议。经陈觉生一再解释磋商，土肥原始表示“暂不离平”。当日深夜，秦德纯接到南京政府最后训令，经过会商，答复日方，其内容完全满足了日方的要求。据当时日驻使馆参事官若杉给广田外相的报告中称，中方答应的内容是：
一、关于张北事件，表示遗憾之意，将负责人免职。
二、将被认为对于日中国交发生不良影响的机关，从察哈尔省撤退。
三、尊重日本方面在察哈尔省内的正当行为。
四、将宋哲元军从昌平、延庆、大林堡至长城一线以东地区，及从独石口北面沿长城经张家口北面至张北县南面一线以北地区撤退。撤退后的治安，由保安队负责。
五、以上撤退，自六月二十三日起，在两周内撤退交接完毕。
２７日上午１０时，中国方面秦德纯、陈觉生、雷寿荣三人，日本方面土肥原、高桥二人，在日使馆武官室以换文方式达成协定，此即《秦土协定》。
第二部分：华北事变：日本鲸吞中国的罪恶行径华北事变（5）
《秦土协定》具体内容，中日两国政府当时均未公布。协定签字后，秦德纯曾发表书面谈话说：“关于张北事件，关东军坚持就地解决之旨。余奉中央电令，秉承军分区，进行交涉……最后决定（一）处罚事件责任者，撤换一三二师参谋长、军法处长。（二）互相谅解，以后不发生此项误会。交涉至此，圆满解决，其中经过，随时请示中央完全依照中央回训办理，余惟尽地方当局本分内所应尽之责任而已。”
对丧权辱国的重要内容，秦德纯未敢公之于众。土肥原对协定内容，当时亦取回避态度。
他在协定签字后接见中日新闻记者时说：“察事至今已圆满解决……至交涉内容，余个人无表自由，恕难奉告。”据日方现已公开的材料，《秦土协定》内容如下：
一、从日中亲善的角度，为了将来日本方面在察哈尔省内的合法行动不受阻挠，向察哈尔当局提出以下要求：
要求事项：
（一）撤退地区：
将驻于昌平和延庆一线的延长线之东，并经独石口之北、龙门西北和张家口之北，至张北之南这一线以北的宋（哲元）部队，调至西南地区。
（二）解散排日机构。
（三）［对日］表示遗憾，并处罚负责人。
（四）从六月二十三日起，在两星期内完成以上各点。
（五）制止山东移民通过察哈尔省。
二、此外，作为要求事项的解释：
（一）必须承认日满的对蒙工作，援助特务机关的活动，并且停止移民，停止对内蒙人的压迫。
（二）对日满经济发展和交通开发工作予以协助，例如对张家口—多伦之间，以及其他满洲国—华北之间的汽车和铁路交通，加以援助。
（三）必须对日本人的旅行予以方便，并协助进行各种调查。
（四）［从日本］招聘军事及政治顾问。
（五）必须援助日本建立各种军事设备（如机场设备和无线电台的设置等）。
（六）中国军队撤退地区的治安，应根据停战区所使用的方法予以维持。
张北事件以《秦土协定》的签署而告结束。该协定使中国丧失了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它与《何梅协定》一起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对华北的侵略扫清了道路。
４ “华北自治运动”与冀察政务委员会
日本侵略者通过《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取得了对冀察两省的控制权后，就进一步策划冀、察、晋、绥、鲁“华北五省自治运动”。１９３５年９月２４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发表谈话，提出日军对华北的三点态度：“一、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地驱逐出华北；二、华北经济圈独立（使华北财政脱离南京政府的管辖）；三、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防止赤化。为此，必须改变和树立华北政治机构。”１０月４日，日本内阁通过《鼓励华北自主案》。据此，日本“华北驻屯军”和关东军的军官和特务四处活动，策动阎锡山、韩复榘等华北各省当权者“组成联合自治体”，关东军则陈兵山海关作“强有力的支援”。
日本策动的首要目标，就是当时在平津具有一定实力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
第二十九军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原大战冯玉祥失败后被蒋介石收编，该军战斗力较强，在长城抗战中曾予日军以重创。其后，宋哲元被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第二十九军才有了一块地盘。但１９３５年张北事件时，南京政府免去了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兼职，遗缺由民政厅长秦德纯暂代，同时准备将二十九军调离华北。宋哲元对此颇为不满。
《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签订后，南京政府在冀察的中央军黄杰部第二师、关麟征部第二十五师，东北军于学忠部第五十一军及国民党省市党部、宪兵、蓝衣社等均先后由平津撤出，滞留华北的第二十九军遂成为守卫冀察及平津地区的主要武装力量。
宋哲元等本想依托华北，保存和扩大实力，如被调离，其势力定将遭到削弱。
于是，宋哲元的左右萧振瀛、秦德纯等为争取二十九军留驻华北而积极奔走。恰在此时，６月２８日凌晨，在日本人的鼓动下，汉奸白坚武率武装暴徒百余人占据丰台火车站，会合驻丰台的铁甲车队第六中队长段春泽，将铁甲车向北平方向开进，并开炮十余发，企图攻入北平，发动暴乱。北平当局得知丰台方面报告后，一面将城门紧闭，全城戒严；一面派保安队将永定门外东缺口一段铁轨拆除，并进行阻击。白坚武等在阴谋败露、进攻受阻后弃车而逃，暴乱未能得逞。但这一事件使代行何应钦职务的北平军分会委员、办公厅主任鲍文樾极为恐慌。他深感北平兵力单薄，防务空虚，无法应变。萧振瀛乃以北平军分会委员身份借机向鲍提出将二十九军调驻北平以固城防的建议。鲍因别无他策，乃表赞同。闻讯后，宋哲元迅速指挥第二十九军主力第三十七师冯治安部星夜开到北平，驻扎在西直门外与阜成门一带，成为控制北平市的城防部队。这一既成事实，为宋哲元部留驻华北，并使宋哲元成为华北时局中心人物创造了条件。
第二部分：华北事变：日本鲸吞中国的罪恶行径华北事变（6）
为了达到留驻华北的目的，宋哲元等对南京政府和侵略华北的日军两面展开活动。
一方面，萧振瀛以日本侵略军的声势向南京国民政府施加压力，直接致电蒋介石，申说只因日寇对二十九军有所顾忌，才得以停止内侵，“如将二十九军调走，华北岂不断送”。另一方面，萧振瀛等又通过汉奸陈觉生的关系，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及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等接触，谋求妥协。宋哲元本人与亲日派王揖唐、齐燮元等“时相往来”。日本侵略者为实现“华北自治”，建立“特殊化”政权，正需要一个在华北具有实力的人物与之“合作”。萧振瀛乃代宋向日寇表示，愿“蠲弃前嫌，化敌为友”。蒋介石苦于中央军不能在华北立足，既要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又想借二十九军牵制日本对华北的侵略，不得不重新任用宋哲元。８月２８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接着，宋所辖第二十九军正式由察哈尔省移驻平津。宋哲元达到了留在华北、立足华北的目的。
但是，日本容忍宋哲元是有条件的，即是选择他在华北实行“自治”。土肥原到天津以后，立刻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府。土肥原频繁造访宋哲元公寓，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府，逼迫宋哲元在方案上签字。见宋哲元百般推脱，土肥原即于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１日发出最后通牒，限宋哲元在九日内实施这个方案，否则日军将出兵河北、山东。
宋哲元的秘书马云汉曾亲口告诉美国记者斯诺，土肥原一手拿出一千万元钞票，想收买宋哲元宣布脱离南京政府“独立”；一手拿出几份文件，要挟宋哲元说，如果日本坚持，蒋介石就会把他撤换，逼他屈服。
宋哲元被逼无奈，和秦德纯、萧振瀛商量以后，明确拒绝了土肥原的提议，但同时通电全国，要求南京政府结束训政，实施宪政，还政于民。宋哲元这一通电无异于“自治”宣言，表示了其游离于南京政府的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