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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旧者所致耳。先师奏言：“皇上之圣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则药即在是。既知守旧之致祸败，则非尽变旧法与之维新不能自强。”皇上言今日诚非变法不可。先师言近岁非不言变法，然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连累致败，终必无功。皇上然之。先师又奏言，所谓变法者，须将制度法律先为改定，乃谓之变法。今言变法者，是变事耳，非变法也。又请先开制度局，皇上以为然。先师又奏：“臣于变法之事尝参考各国变法之故，曲折之宜，择其可施行于中国者，斟酌而捐益之，章程条理皆已备具，若皇上决意变法可备采择。”皇上曰：“汝条理甚详。”先师乃曰：“皇上之圣，既见及此，何为不厉行之？”皇上以目睨帘外，既而叹曰：“奈掣肘何？”先师知皇上有所碍，又奏曰：“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矣。惟方今大臣皆老耄守旧，不通外国之故，皇上欲倚以变法犹缘木求鱼也。”皇上曰：“伊等皆不留心办事。”先师对曰：“大臣等非不留心也，奈以资格迁转，至大位时精力已衰矣。又多兼差，实无暇晷，无法参考新学，实无如何。皇上欲变法，惟有擢用小臣，广其登荐，予以召对，破格擢用。方今军机总署并已用差，但用京卿、御史两官分任内外诸差事，当无不办。其旧人且姑听之，惟彼等事事守旧，请皇上多下诏书示以意旨所在，凡变法之事皆特下诏书，则彼等无从驳议。自割台后，民志已离，欲悚动臣僚之意，团结兆民之心，非得皇上哀痛之诏无以收拾也。”皇上曰：“然。”
先师又奏今日之患在民智不开，而民智不开之故，皆由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致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缘以八股考试致大位之故。皇上曰：“然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先师对曰：“皇上既知八股之害，废之可乎？”皇上曰：“可。”先师对曰：“皇上既以为可废，请皇上即下明诏，勿交部议，若交部议，部臣必驳矣。”皇上曰：“然。”皇上曰：“方今患贫，筹款如何？”先师略言，中国矿产遍地，生财有道，但当设法开源，不患财用不足。先师又详奏译书、派游学、派游历各事，每终一事稍息，以待皇上命。皇上犹不命起，重及用人行政未及推广社会，以瀹民智，而激民气，并招抚会匪。因间遂奏谢保国会被劾，皇上为保护之恩。皇上点首称是。久之，皇上点首云：“汝下去稍歇。”又云：“汝尚有言，可具摺条陈来。”先师乃起出，皇上目送之。苏拉迎问，盖对逾十刻，为从来所未有也。
当万寿后，先师进《波兰分灭记》，详言波兰被俄奥分灭之惨，士民受俄人荼毒之酷，国王被俄人控制之苦，守旧党遏抑之深。后国王愤悔变法，俄使列兵禁制不许变法，卒以割亡云云。德宗览毕为唏嘘不置。又赏给先师编书银二千两。七月初四日，总理衙门传言谓当有旨到，命勿出门。既而章京李瑞岳来口传谕旨，即令仆人将赏银捧出。先师仓卒拜受，例应诣宫门谢恩。惟以未降明旨恐有曲折，致为太后所忌，故不敢行。但具摺谢恩而已。又于摺末极陈时变之急，新政变而不变，行而不行之无益。制度局不开零星散杂之无裨。末复举波兰事，反覆言之。摺凡数千言，德宗大感动，非复曩时之迂回矣。
德宗知事中变，欲保全先师，故促先师（康有为）出京也。是夜未见旨，宋侍御伯鲁邀先师饮于其家。酒半酣，李尚书端盞、徐待郎致靖唱昆曲，主宾极洽，而声带变徽曲终哀动，谈事变之急，相与唏嘘感叹。自是夕后，先师遂长为出亡之人，与诸同志永不复见矣。酒罢归，即奉德宗手谕曰：“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冀望之至。”谕由杨锐带出，时七月二十八日也。越四日，又传密谕曰：“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谕草于八月初一，初三早由林旭传出，先师跪读痛哭，即草密摺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令林旭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日出都，并开用官报关防。先师乃召梁先生启超及弟广仁来筹画救皇上之策。徐菊人世昌时在袁世凯幕府，亦来，先师相与痛哭，世昌亦哭，举座痛哭不成声。先师乃属谭嗣同游说袁世凯勤王，率死士数百扶皇上登午门杀荣禄，除旧党。袁曰：“杀荣禄如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也。”自谭嗣同入城后，梁先生启超至金顶庙容纯甫处，刺探消息。先师发留别书检行李。及夜，杨锐、宋伯鲁、李瑞岳、王照来慰。天将署，乃睡。翌日上午九时，访李提摩太与谋，适英公使赴北戴河，不得要领。先师又见伊藤博文，请其游说太后。至夕出城入南海馆，居室墙忽倾，心窃恶之。黄绍箕饯先师，言变将作，荣禄将不利于君。劝先师易装迂道山东，勿经天津。林旭来言英俄已开仗。是夕太后还宫，以为外患方殷，内忧当渐息，心少安。旋弟广仁来劝先师微服行。先师以死生有命答之，乃命广仁留京。广仁送先师出门，遂从此永诀矣。先师独携仆李唐于天未明出京，车中思黄绍箕言欲改从山东行，已而决过天津。薄暮抵津沽，即登招商局海晏船。先师以该船须俟初六日下午四时启轮，恶久滞船中，思另搭别船再运行李入栈。至初六早改搭太古公司重庆船。十一钟启轮，先师以既离天津亦无戒心矣。过烟台购梨及石子，初九日抵上海。下午二时船将入吴淞，登船而瞻眺时，有浙江贡生姚祖义以其所上书来示，先师因与议论，船中人无不争识康某。忽有英人来问曰：“君为康某乎？”先师姑应之。英人即邀先师至一小室，出照片相视曰：“此为君之相乎？”先师曰：“然。”英人问曰：“君在北京曾杀人否？”先师曰：“吾安得杀人，何问之奇也？”英人乃手出上海道蔡钧一函附抄伪上谕一道云：“康有为进红丸弑上，即密拿就地正法。”（案戊戌八月初六日，北京有电旨到上海言皇上已崩，系康有为进红丸所弑，急速逮捕就地正法云云。此电旨上海道持以告各国领事请其协拿，英领事抄传之。）先师览毕，眩然大哭。英人曰：“汝有进丸弑上事否？”先师即抄密谕示之，并哭言其故。英人曰：“我英人濮兰德也。故知君是忠臣必无弑上事，特以兵舰救君，可速随我下轮，勿迟，恐上海道即来搜船。”先师乃随之下小轮，时骤闻上弑之讯，痛不欲生，预为蹈海计，口占一绝句云：“忽洒龙医太阴，紫微移座帝星沈。孤臣辜负传衣带，碧海青天夜夜心。”
《南海康先生传》
第五册康有为（1858—1927）（5）
南海失宠妾
南海宠姬何女土縋理、殇于沪寓邸第。其门下客某制联恭挽云：“天若有情亦老，人难再得为佳。”南海亟奖藉之，时方岁晚，馈遗有加。
《眉庐丛话》
康有为南洋作为
有为亡命南洋岛中，游说侨民集资立保皇党。八国联军事起，征李相入京议和，行至沪得有为书，劝清君侧，逐母后。时上海居民十方杂处，恃租界为护符，扬言无忌，为举国讠皮辞之所自起。李相偶闻人言及此，辄笑曰：“何今之少年中毒若是之易也。”盖至是已微知乱萌矣。有为旋命唐才常密结会匪游勇，谋据武昌。已而，才常及其同党骈诛于市。虽无成功，然定计在辛亥革命十年以前，不可谓不识时务者也。既败，以余资设《时务报》馆，欲以言论之力转移人心，于思乱之一途，积久似有微效。有为死，《清史》本其素志置诸列传之末，而论事实则不然也。
《异辞录》卷3
康南海之图章
康先生有为南海县人也，原名祖贻。应礼闱试时，公车六千余人诣阙上书，康居首。通籍后以德宗内制于母后，外制于权奸，即锐意行新政清君侧，虽以主事进身，颇邀上眷。梁启超系康之门生，同为维新派而意向迥别。忌者乃构蜚语，谓康进红丸蛊闭圣聪，党祸狱兴，遂出亡。当时友人赠以联云：“岂有鸩人羊叔子，恨无草檄骆宾王。”民国成立始返国，二年春，国会议立约法，康屡请以孔教为国教，无效，遂专程赴徐州晤张勋，请协助。勋素重康之为人，即去电请愿，始得于“信教自由”条下添“以孔教为国教”句。现虽此议取消，不能不佩其力崇圣学也。复辟期前进京下火车时，手执大蒲扇，遮遮掩掩而行，论者多疑之。未几康为弼德院长，观此，康虽志在维新，似不与革命同系也。先生文笔夭矫不群，书法亦潇洒出尘。来徐州时，予适在第七路统部司笔札，曾请其书楹联一副，上印大章一方，刊句云：“维新百日，出亡十三年，游三十二国，行四十万里路。”如此印章得未曾有，可谓清季有数人才矣。
《蛰存斋笔记》
康有为学问及其著述
光绪季年文体日趋？！诡，掇拾子史中之奇字僻语，以为博奥。诗宗宋体，实则沿明季公安竟陵余习，皆所谓亡国之音也。其时公羊学盛行，南海康有为因创《为孔子改制说》，肇革命之萌芽。康号长素，盖谓学问长于素王也。甲午会试题为《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康文结语曰：“夫孔子大矣，孰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