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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
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对他来说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已经退居第二位了。
在那些年里，他担负的职责是难以想像的繁重：当时他是全民劳动义务总管理
委员会主席、反贪污委员会主席、改善莫斯科工人生活委员会主席、电影之友协会
主席、改善儿童生活委员会主席、改组苏联各部门结构委员会主席、星际联络问题
研究协会主席团成员……等等。
在政治上，捷尔任斯基不太走运。他并没有成为政治局委员，而只是候补委员，
党内一些远不如他有威望的人都轻而易举地超过了他。不知什么原因，列宁并没特
别重用他，也并未把他提拔到最高层。
后来，托洛茨基曾回忆说：
“捷尔任斯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内心深处的诚实，热情的性格和易冲动
的天性。权力并没有能腐蚀他。但是这些品质还不足以使他永远能对落在其肩头的
任务应付自如。在列宁当政的时代，他是不可能进人政治局的。
“捷尔任斯基没有独立的思想。他不认为自己是个政治家，至少在列宁的时代
是如此。在不同的情况下，他不只一次地对我说过：‘我可能是个不错的革命者，
然而我不是领袖，不是国务活动家’。他的这番话不仅仅是谦虚，他所做的自我评
价基本上是对的。在政治上，捷尔任斯基永远需要别人的直接领导……
“在1921年，也许是1922年，自尊心极强的捷尔任斯基以顺从命运的口气对我
抱怨说，列宁不把他看成是一个政治人物。‘他不认为我是个组织者，不认为我是
个国务活动家’捷尔任斯基坚持这样说。在捷尔任斯基当交通人民委员时，列
宁对他的工作并不十分满意。
“从广义上讲，捷尔任斯基的确算不上是一个组织者。他以自己个人的品质，
而不是以自己的方法来吸引、组织他部下的工作人员……1922年，奥尔忠尼启则和
捷尔任斯基两人都感到不
“在这些日子里，是谁想到了要运来一些木柴并到处点起黄火来的呢？那是一
位本身也值得为其建立起一座纪念碑的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使数百人以至数千人
兔受冻伤，还因为他鲜明地表示出了一种思想：在这样的时刻，当一切日常生活的
小事都变得无足轻重、转瞬即逝和毫无意义的时候，到底应该为人们做些什么。
“我和米龙·鲍里索维奇·沃尔夫松一道去了圆柱大厅，后来又到红场。他是
一位老革命者，曾经两三次从上扬斯克那些极为危险的流放地逃了出来，步行穿过
数百公里的原始大森林，那里绝对没有挡风蔽寒的去处。
“我和他同住在一幢楼里，经常在一起下象棋，晚上一起沿着环行路散步，当
时那条路几乎环绕着整个莫斯科。
“我表示怀疑说，人太多了，可能我们到不了红场，况且酷寒又是这样难耐。
米龙·鲍里索维奇讽刺地朝我看了一眼说：‘要是你在22岁就害怕莫斯科的严寒，
那你还能成什么大事呢？’
“我们终于到了红场，人的确很多，但并不拥挤，秩序也不混乱。民警并不多，
人们自觉地维护着秩序。他们成千上万地走着，似乎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站在什么
位置，不乱挤，不推推操操，也不想抢到别人前面去。 “这种没有任何人组织的，自然保持的秩序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不管是
在盛大的庆祝活动上，还是在游行队伍中，年复一年地增加着警员，但是群众自身
的纪律性和组织性却越来越少了。人们顽强地学会了在生活中独立自主地往前行进……
在大街上也是一样。”
捷尔任斯基任内务人民委员有4年之久（1919年3月至1923年7月初），在这个岗
位上他表现并不突出：当时他主要管着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事务。不过在交通人民委
员的岗位上（1921年4月至1924年2月）他干得不错，他干得最为出色的要算是在担
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时候（1924年至逝世）。
捷尔任斯基从一个“契卡”工作者发展成了一个很好的经济工作者，虽然他并
没有受过经济方面的教育。
奥托·鲁道福维奇·拉齐斯指出：“捷尔任斯基是个有着出色经济辨别力的能
干的人，他的工作能力惊人，虽然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按其观点来讲，他是个极
端的市场经济拥护者。”
作为经济学博士，拉齐斯写过一本关于捷尔任斯基在工业领域中工作的书，其
中说道：“他激烈地反对发行太多的纸币和搞配给，他曾长时期地与当时的贸易人
民委员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争论，后者是主张实行调节和配给政策的。
“当捷尔任斯基接手交通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时候，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些
老专家请了回来。他任命一位曾在沙皇时代做过交通部副部长的人做自己的副手。
在捷尔任斯基以前，人们认为火车停顿是因为机车不够，然而当把最后的黄金储备
都用来买了火车头的时候，才发现桥梁经受不住这些大功率的机车，应该先从修整
全国被破坏的道路桥梁着手。而捷尔任斯基正是从这个工作开始的。
“他明白，工资少得可怜的铁路员工是不能过日子的，更提不到与盗窃行为和
贪污受贿行为作斗争了。必须先给他们提高工资。他用两年的时间达到了自己的目
的：用那时的标准来看，铁路员工的生活相当不错了。”
当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雷科夫当上了政府首脑的时候，捷尔任斯基就担任
了他的职务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那时还没有分部门的人民委员会：它们是1932年才产生的。当时分为各个总局
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就管理着整个工业。捷尔任斯基还领导着金属工业总局，这
个总局等于以后的十来个部黑色金属部、有色金属部、机械制造部、仪器制造
部……总之，一切与金属及其产品有关的部。
新经济政策的繁荣时期来临时，正是捷尔任斯基领导工业的时候。他有时也把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工作方法运用到这方面来，但原则上他懂得在经济工作中应该
运用经济方法。他用许多专家，并不认为他们是应该镇压的敌人。相反地，当这些
专家们高度评价苏维埃政权的成就时，他感到十分高兴。捷尔任斯基还把那些最能
干的“契卡”人员也调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来不是让他们来寻找敌人，而是
来搞经济工作。
奥托·拉齐斯说：
“捷尔任斯基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来工作的时候，什么也不懂，但是他倾听
行家们的意见，仔细地加以考虑。起初人们想：来了个“契卡”头子，铁腕人物，
大概要把所有的人都赶走。但是他却把所有的工业领导人都召集到了一起，对他们
说：‘请帮助我，我是来学习的’。”
他立即表示反对国家垄断和提高物价。垄断对生产者最为有利，因为生产者可
以任意定价，而消费者对此毫无办法。在资本主义社会，竞争能抑制物价上扬，而
在苏维埃政权下，谁来抑制它呢？
然而事情出人意料：工业产品无人购买。农村赤贫化，农民没钱买东西。而工
业部门又不愿降低产品价格，想让国家定货。可国家也没钱。这就是1922…1924年
发生的销售危机。准确地说，这场危机是由于不会做买卖才产生的。
捷尔任斯基在政治局里抱怨说：
“价格已不像过去那样是对产品的评价。它是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别的一些什
么办公室里的人在享用‘咖啡渣子’时所决定的。我们这儿不存在市场。”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谁要不断地抬高自己产品的价格，最终是要破产的。而在
社会主义制度下，奉行这种政策的结果是国家本身破产。
在当时，农业还是私有的。捷尔任斯基警告说，如果继续这样剥夺农民，国家
就要完蛋，我们自己也要完蛋。
仓库积压，机器卖不出去。只是在捷尔任斯基争取到了使价格符合市场标准以
后，一年之中生产出来的机器才在数周之内销售一空。
他在实践中采用的完全是市场方法。列宁声称，社会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上全
国电气化。而捷尔任斯基却坚持认为：执行政策应从“苏维埃政权加市场”这个公
式出发。
距逝世只有三个星期的时候，捷尔任斯基写了一封亲笔信给瓦列里安·弗拉基
米罗维奇·古比雪夫，后者当时是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捷尔任斯基在信中承
认自己不知如何是好。他不同意当时一些做法的言论会帮助反对派，这是他所不愿
意的；但是如果自己无所做为，“那么国家就会产生独裁者（革命的掘墓人），不
管他身披怎样的红色羽毛。几乎所有的独裁者，例如墨索里尼和毕苏斯基，过去都
是红色的。
“由于这些矛盾的心情，我实在太累了。
“我已数次申请辞职。你们应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由于我有这些思想和痛苦，
我无法胜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工作，因为它们总会表现出来并且传染给别
人。难道你看不出吗？我实实在在不能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干了。我恳求你们
大家解除我的职务，另选一位不会在任何问题上都要反抗的自己人来担任这个职务
吧！”
捷尔任斯基还最后加上了一句话，对于一个曾任“格帕乌”总局主席的人来讲，
这句话是惊人的。他写道：“经常要做一个生硬的主管人这已经使我感到如此
沉重了。”
在政治上讲，此时他已处于两个阵营之间了。
他是反对当时的反对派的，因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拾起了过去托洛茨基所
提的口号作为自己的武器，而两年之后这些口号又被斯大林所占有。反对派建议剥
夺农民，他们觉得农民太富了。
对此，捷尔任斯基回答说：你们剥了农民的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