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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为法国人设计的“甜蜜陷阱”。
格里巴诺夫的仕途生涯由于1964年克格勃的一位将军尤里·诺先科叛逃而结束。
反间谍局局长必须对失败负责。
不过，谢米怡斯内在任时抓获了20世纪最著名的间谍之一苏联军事情报机
关的上校奥列格·佩尼科夫斯基，他为英国人和美国人工作。他的落网是克格勃的
一次重大胜利。
佩尼科夫斯基被捕后被立即带去见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
怡斯内。
谢米怡斯内对我说：“我只不过是想见见他。佩尼科夫斯基嘟哝着说，他没做
任何坏事，没有任何罪责，愿意为祖国效劳。我下令把他带走……”
佩尼科夫斯基葬送了苏联在瑞典的一名最优秀的间谍。瑞典政府裁军顾问、古
斯塔夫·阿道尔夫国王的朋友、总参谋部的上校斯蒂格·埃里克康斯坦斯·文纳斯
特伦姆在斯德哥尔摩被捕后承认，他为莫斯科工作了15年。就提供的情报的数量来
说，文纳斯特伦姆可与金·菲尔比相媲美。
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维塔利·亚历山德罗维奇·尼科利斯基将军曾和他打过交
道。1960年，尼科利斯基被任命为驻瑞典武官。
尼科利斯基将军说：“瑞典本身并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几乎所有关于其军队的
消息都可以通过公开渠道获得。我们是想借助瑞典人找到刺探北约和美国机密的途
径。我们需要文纳斯特伦姆干的正是这个。他在华盛顿当了5年的空军武官，为瑞典
空军购买飞机，因此有机会接触美国所有的新式武器，后来又到国防部空军装备处
当了4年的领导。您自己想想，他是何等地神通广大。
“例如，当时我军对美国新式‘霍克’导弹非常感兴趣。我们请求文纳斯特伦
姆帮忙，他搞到了我们需要的东西。”
“对间谍来说，传递情报是最危险的时刻。您和文纳斯特伦姆在什么地方见面？”
我问尼科利斯基。
“我们经常见面，大约每周两次，在各种各样一定要请武官的招待会上。在这
种嘈杂的情况下，他把情报转交给我，我则向他转达总部的任务。文纳斯特伦姆在
莫斯科当过武官，俄语说得很好，因此他同俄罗斯人的接触显得合情合理。”
“为什么他会暴露呢？”
“情报总局把文纳斯特伦姆提供的关于西方最新式武器的情报交给了最感兴趣
的那些人，即苏联的武器生产者。佩尼科夫斯基有机会接触这一情报，他最终查明，
很大一部分秘密情报来自瑞典，于是把这一点报告给了自己的英国联络员。”
“总的说来，瑞典反间谍机关并不以成绩斐然而著称，可是瑞典人怎么会挖出
了文纳斯特伦姆呢？”
“在他暴露前不久，总部指示安排文纳斯特伦姆同情报总局的一位高级官员见
面，但不是在瑞典，而是在芬兰。文纳斯特伦姆赶到赫尔辛基，旅费是我们出的。
“我驻芬兰的同事得到指示，会晤不得安排在军事情报机关的秘密寓所，而要
在‘邻居’，即克格勃负责人那里，以确保万无一失。间谍头目提供了自己的寓所。
莫斯科来的官员同文纳斯特伦姆在这套寓所进行了愉快的谈话，可几周后作‘邻居’
的间谍头目逃往西方。”
“赫尔辛基的这次会晤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其目的是为了什么？”
“我们所有的官员干嘛都那么喜欢出国？所谈的内容极其微不足道：对文纳斯
特伦姆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好像这件事我做不了似的，如果由我转达感谢的
话，就可以把情报机关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向文纳斯特伦姆允诺了许多东西，
养老金、勋章，但什么都没兑现。
“我们那种明明办不到，却还要打保票的习惯对他的命运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他翻拍了我们感兴趣的机密材料。我向他提供了‘盾牌’专用胶卷。胶卷由
我们的科学研究所研制，据他们向上级报告，即使胶卷落入敌人手中，也没办法使
胶卷显影。
“文纳斯特伦姆对此深信不疑，因此并不急于送出胶卷。但当他被捕后，瑞典
专家很快就洗出了照片，这成了无可争辩的罪证。他是在按我们的指示偷拍了总参
谋部的重要文件，但还没来得及送出去的时候被捕的。”
“这么说来，苏联情报机关对他的暴露负有责任？”
“情报机关并不是生存在真空里，它也患有我们整个国家机关所患的那些弊病。
“有一次，总部指示我搞到两个速度调制电子管，这是火箭发射所必需的零件，
当然，这是禁止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的。这两个零件每个花了我们4000美元。可是
等零件到了我们手里之后，总部又来一个指示：只需要一个速度调制电子管，另一
个用不着，要退掉。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是通过冒名顶替的人买到零件的，因为
做这种交易商人是要坐牢的。但总部不考虑我们的理由，购买第二个速度调制电子
管的钱没批下来。
“那个该死的零件价格相当于我两年的工资。曾试图把第二个速度调制电子管
卖给捷克人或波兰人，但一无所获。无意中问了一下我们的商务代表：有没有谁需
要速度调制电子管？他询问了对外贸易部，立即得到了答复：‘通过送急件的信使
把零件送到莫斯科！赶快想办法再买5个，我们的研究所极为需要。’”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费尽心机终成将军
我问谢米怡斯内：“真正了解一项新工作需要多少时间？”
“要熟悉一项工作并感觉到谁有什么能力大约需要一年半的时间。”
我又问他，到克格勃时让他惊奇的是什么。
“什么都让我惊奇。我还从来没有接触过内容如此广泛的情报和如此丰富的材
料，从没有如此全面、如此深人地去了解世界上和国内正在发生的事。
“干部们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被选拔到那里的人是经过7道筛子筛选出来的。
人事干部从大学二年级就开始物色合适人选。100个人被考察，最后也就选3个。挑
选工作是单独进行的，一个一个来。因此造就了一个具有高度专业素质的集体。
“这些人有的成了部长，有的成了作家，有的成了科学家。我们密码局的局长
都是科学院的通讯院士，职业数学家。”
谢米怡斯内继续说道：“我记得，格鲁吉亚曾发生过一起所谓的‘酒案’，这
并不完全归我们管，但被我们盯上了。在谢列平和我当主席时，我们的政治案很少，
侦查处无所事事，来上班，却没事可做。我们把格鲁吉亚的这件案子管了起来，我
向那里派遣了一个侦查队，大约40个人。案子涉及到500来人，我们留下约150人，
其余的人交给了内务部和检察院。于是就有人向我们的侦查员行贿，数额达1．5万
至2万卢布，想让他们把案子给结了。没有一人被诱惑！
在国内视察时，谢米怡斯内发现，国家安全系统太人浮于事，在某些城市工作
人员根本无事可做，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他们故意编造出一些事端。他没有进行
大规模的精简，但他阻止了机关扩大的势头。在他的继任者安德罗波夫的任期内，
国家安全机关开始膨胀。
谢米怡斯内喜欢讲这样一个笑话：父亲是位肃反工作人员，退休了，儿子继承
了他的事业，过了一天，儿子不无责备地对父亲说：“爸爸，这个案子你怎么研究
了15年呢？我看了一遍材料，就马上结案了。”父亲痛心地摇着头说：“唉，你真
是太幼稚了，15年来，我一直靠此案赖以为生，可你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把它给结
束了。”
谢米怡斯内对我说：“至于应掌管多少间谍，则不应超过一个人力所能及的范
围。如果一名工作人员应该掌管15名间谍，那么给他50名间谍是无益于事的。这不
会有任何好处。这已不是间谍，而是打小报告的，是告密者。我不需要这种人。
“我曾不止一次地对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说：请不要逼我提供不应由克格勃，
而应由共青团和党的机关提供的情报。汇报谁对中央全会的决定作何反应，这不是
我的责任。当然，我会提供更为准确的情报，但不是关于会上说些什么，而是市场
上、商店里或人们排队时议论些什么。但从原则上讲，这不是克格勃的事……”
克格勃内的风气是很严明的。一般都认为，工作人员只应得到他应得的东西，
其余的均属非分要求。
谢米怡斯内被告知，克格勃沃罗涅日分局有人“醉心于”购买汽车、别墅和游
艇。甚至建起了台球室！调查发现，总部机关也有一些人为自己购置了别墅、游艇，
还买了汽车。
克格勃主席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就这一问题发表了极为严厉的讲话：“购置
游艇、汽车……那你们何时工作呢？我也是人，我也可以为自己买别墅，然后买汽
车……那样的话上班时我会想些什么呢？会想怎样写分析报告或招募间谍吗？不可
能！我会忙着找木板，找司机，或者零配件。因此，到时候会拿起话筒说：我是国
家安全委员会，我需要……这种情况该结束了！你们选吧，是在机关里工作，还是
要这一切……”
不过谢米怡斯内说，工作人员总体上还是很出色的，兢兢业业，忠诚可靠。部
下们的工作都用不着监督和检查。
令谢米怡斯内不安的是另外一件事：有人说动了赫鲁晓夫，让他觉得应该取消
克格勃业务部门工作人员的军衔。但赫鲁晓夫没有动边防部队和军事反间谍机关，
因为特别处的工作人员在部队中工作，不能让他们穿便服。而其余的人他想把他们
转成文职人员……
斯大林在世的最后几年也未给国家安全部的军官授予将军军衔。赫鲁晓夫当上
第一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