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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农民，他们觉得农民太富了。
对此，捷尔任斯基回答说：你们剥了农民的衣服，自己也会没裤子穿。然而他
也不属于斯大林阵营。他觉得自己对双方都是陌路人。
要是他再多活两年，一定会同布哈林一起被划为右派的。
他一直疯狂地工作，完全不会享受生活，革命前他生活得很清苦，从不许自己
花党的钱，尽管那些侨居国外的党员，从列宁开始，生活都很不错。革命后他又只
允许自己考虑工作。为了不耽误工作，他甚至不去看戏和电影。
让我们来看看托洛茨基是怎样描写的：
“捷尔任斯基是一个具有巨大爆炸性热情的人。他的精力总保持在一种紧张的
状态，似乎是在不断地放着电。每一个问题，那怕是次要的小问题，都会使他热血
沸腾。那时他那细薄的鼻翼就要抖动起来，眼睛里闪动着火花，声音也会变得越来
越紧张，有时甚至会达到嘶哑的程度。
“对于交付给他的任何一项工作，他都会以一种不顾一切的热情去努力完成，
并且总要激情满怀地、毫不妥协地、狂热地护着自己手下的工作人员，不让他们受
到干扰和批评，但从不夹杂着个人的东西。捷尔任斯基完完全全地溶化在事业中了。”
捷尔任斯基是个病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经常受到医生们的监护。他
住在与他的副手缅任斯基相邻的别墅里，他们一起去克里米亚和基斯洛沃茨克的疗
养地去休养。在那种地方由于营养好他甚至虚胖起来，但是他的健康早就因为蹲监
狱和服苦役而被摧毁了。
1926年7月20日，正当他在中央全会上发言反对加米涅夫及反对派；力图保护农
村和农民，证明不可掠夺农民的时候，他忽然支持不住了。
加米涅夫和捷尔任斯基的分歧带有原则的性质。加米涅夫指责捷尔任斯基倾向
于市场的自发性。而捷尔任斯基主张调剂市场，如何调剂呢？就是让市场充满商品，
调控储备，以便使物价平稳。加米涅夫认为，就应该指挥市场。
有趣的是，捷尔任斯基这位惩罚机构的负责人，对待存在着政治反对派这一事
实处之泰然，虽然他对他们的反农民观点十分反感，但却并没有对自己的对立面采
取什么行政措施。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他对这些人的容忍和耐性：当时已从权力的
顶峰跌落下来，但仍然颇有影响的托洛茨基就在他主管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工
作，任科学技术部的负责人。捷尔任斯基并没有排挤反对他。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开
始认真对付托洛茨基是在一年以后，那已是捷尔任斯基逝世之后的事了。
斯大林曾说，应该把反对派扫地出门，扫出党的大门。托洛茨基在1927年中央
全会上很准确地对此话作出了反应，他说：“只要一提扫帚，您就会很满意。您需
要给别人扣帽子和用扫帚清除异己这就是您全部的纲领。”
捷尔任斯基曾对加米涅夫说：您感到奇怪，为什么农民不愿卖粮食，并且认为
咱们的困难是富农造成的。可问题在于，农民无力购买商品，它们的价钱太高了。
要想把粮食收上来，就需要回到旧时代去，需要把地主请回来。
那时捷尔任斯基还不知道，不久以后斯大林就要掠夺农村，把会干农活的、勤
快的农民赶到西伯利亚去。市场将要消失，商品生产完全崩溃，而国家要对经济实
施行政性管理，为此还要建立起许许多多的管理各个部门的人民委员部。然而管理
人员越多，商品就越少。所有必需的东西都要脱销。
把短缺商品进行配给的制度，只对某些社会阶层有利，例如，只对那些负责配
给的人和那些能够拿到短缺商品的人有利。
现在让我们还回到上面提到过的1926年中央全会上来吧。会后捷尔任斯基回到
家中就倒下了。请来了医生，医生给他注射了药针，但已没用了。捷尔任斯基与世
长辞了，还不到49岁。
奥托·拉齐斯对我半正经、半开玩笑地说：“要是有人建议在最高国民经济委
员会的旧址瓦尔瓦尔克为捷尔任斯基建立一座纪念碑的话，那我会举双手表示赞成，
这是他应得的。但如果有人要把他在卢比扬卡的纪念碑修复，那我就去把它砸碎……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捷尔任斯基是波兰间谍吗？
1920年，当红军准备粉碎波兰军队并开进华沙的时候，列宁曾经草拟了一份未
来波兰政府成员的名单，其中头号人物就是捷尔任斯基。1939年向芬兰宣战以后，
斯大林也有过类似的设想。
进攻芬兰曾在全世界引起一片谴责声，当时需要搞些宣传来掩饰一番。于是，
在苏联的报刊上就出现了一则报道，说红军进人芬兰城市泰里约基后，那里成立了
芬兰民主共和国政府，该政府欢迎苏军的进入。
1939年12月2日，报刊上又有新的报道：说外交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
洛维奇·莫洛托夫与领导芬兰民主共和国政府并兼任其外交部长的奥托·威廉莫维
奇·库西宁签订了互助友好条约。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芬兰民主共和国，而库西宁
不过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记。
后来，莫洛托夫致函国际联盟，声称“苏联并未与芬兰交战，也并未威胁芬兰
人民。苏联与芬兰民主共和国和平相处并与其政府于12月2日签订了互助友好条约，
从而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然而，1920年的波兰人与1939年的芬兰人都对红军做了最顽强的抵抗，从而捍
卫了自己的独立。捷尔任斯基和库西宁都未能到自己的祖国去领导政府，他们也都
不曾指望去做此事。捷尔任斯基并不把自己看做是波兰人，正如库西宁不把自己看
做是芬兰人一样，他们认为自己是美好的国际大家庭的一员。至少，捷尔任斯基直
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是这样想的。
对于捷尔任斯基以及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若
干领导人的残酷无情，有些人后来解释说，其根源在于他们出身于非俄罗斯民族。
这些人说，那个波兰人对其它民族的人是不手软的，他大概不会轻易把自己本民族
的人投人监狱。
持这种看法的人其实完全不理解“契卡”领导人。捷尔任斯基对民族属性毫无
兴趣。假如红军1920年在西线更走运一点儿，并能使波兰也进人苏俄版图的话，那
么捷尔任斯基也会以同样的铁拳在华沙建立秩序的。而且，波兰人会更多地尝到他
的厉害，因为在华沙他有许多不共戴天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仇人。捷尔任斯基激烈地
反对那些梦想独立的波兰民族主义者。他真心地相信，波兰人最好是留在统一的苏
俄国家里。
1917年，他出面反对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民族自决的要求。捷尔任斯基是个真诚
的国际主义者。他曾说：“只有通过国家的彻底民主化和为社会主义而进行斗争，
才能消灭民族压迫。” 他说，分离主义倾向是反社会主义的，“因此我们反对民族
自决权”。
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演讲时，他说：“波兰无产阶级永远和俄罗斯
无产阶级站在一起。我们明白，有可能解放全世界的惟一力量，是为社会主义而斗
争的无产阶级。”
捷尔任斯基坚决反对波兰脱离革命的俄罗斯，他坚持认为：“我们将会有一个
没有分歧与争执的各民族统一大家庭。”
在捷尔任斯基成长的那个环境里，民族主义情绪是非常强烈的：波兰的知识分
子向往独立，渴望脱离俄罗斯而建立自己的国家。
捷尔任斯基与罗莎·卢森堡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后者是规模不太大的波兰与立
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他们一起坚持不懈地为波兰和俄罗斯工人的统一而
斗争，反对未来的元帅约瑟夫·毕苏斯基所领导的民族主义政党。
列夫·托洛茨基是这样介绍捷尔任斯基的：“多年间，他与罗莎·卢森堡一道
不仅和波兰的爱国主义斗，而且也和布尔什维主义斗。但在1917年他投奔了布尔什
维克。列宁曾经十分兴奋地告诉我说，过去的斗争已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
卢森堡对捷尔任斯基的影响并不像列宁和托洛斯基一度想像的那么坏。
卢森堡过去的一些言词就好像今天才写的：“许多民族和一些很小的种族集团
从各个方面声称自己有权建立国家。那些渴望复兴的已经腐烂的尸体又从百年古墓
中站了起来，那些从来没有自己的历史，没有自己国家机构的民族都热切地希望建
立自己的国家，在民族主义的高山之巅演出了一场女妖们的狂欢之夜。” 捷尔任斯基和卢森堡提出了以下问题：民族独立性是否对每一个民族，对它的
邻国和对社会进步都是有益的？对于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是否具备了必要的经济条
件？
在世界上存在着数千种语言，可国家只有不到200个。罗莎·卢森堡担心的是：
如果每一个种族集团都要求建立自己的国家，那么欧洲有可能会返回到中世纪的混
乱状态。在那些不同种族杂居的地区里，一个种族集团的生存能力是与其它种族集
团息息相关的。
在罗莎·卢森堡逝世多年之后，我们看到了同住在一个国家里的不同民族彼此
无情地杀戮。此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她是对的。
但是，由于对俄国革命的看法不同，捷尔任斯基终于和罗莎分道扬镳了。请看
她在观察苏俄情况时是怎样写的：“自由只给予政府的拥护者，只给予一个党的成
员，这不是自由，不管这些人的数目有多么庞大。自由永远包括让不同见解的
人都享有自由。政治自由的那种活跃一切、保全一切和净化一切的作用都取决于这
一点。如果，‘自由’变成一种特权，它就不是自由了。”
捷尔任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