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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内务部长明尼赫·费伦茨。两人被转移到苏军驻地，又被送至莫斯科面试。卡达
尔更受欢迎，在稍许犹豫之后他同意领导政府。
当安德罗波夫大使在布达佩斯愤怒地对纳吉·伊姆雷说，他同明尼赫和卡达尔
的失踪没有任何关系时，他俩已随同苏军一起回来了。他们呆在负责指挥行动的科
涅夫元帅的大本营里。卡达尔是被苏联的装甲运兵车送回来的。
赫鲁晓夫后来在同南斯拉夫领导人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的一次秘密谈话中解
释说：我们不能允许匈牙利复辟资本主义，因为在我们苏联，人们会说，斯大林当
政时没发生这种事，而这些批判斯大林的人却丢掉了一切……
在中央主席团成员彼此间坦率的谈话中，赫鲁晓夫和其他人没想过要说匈牙利
事件有西方插手，是西方间谍策划的。他们清楚地知道，起来反抗他们的是人民，
匈牙利共产党已不复存在。他们推一可以指望的就是苏联军队和以卡达尔·亚诺什
为首的一小撮人。
入侵的苏军人数为6万人。
大部分匈牙利军人都没有抵抗，知道这无益于事。但有些部队选择了战斗，数
千名起义者加入了他们队伍。他们有几辆坦克，一些大炮。他们甚至使用防空武器
打下了一架苏联飞机。
苏联大使馆安然无恙，因为有30辆坦克保卫着大楼。在布达佩斯经历的恐惧永
远地留在了安德罗波夫的记忆中，据说他妻子所受的打击尤其沉重。
11月1日，纳吉·伊姆雷总理声明废除华沙条约，宣布匈牙利中立。
他发表广播讲话，通报了苏联的武装干涉：“今天凌晨，苏联军队开始向我们
的首都发动进攻，明目张胆地企图推翻匈牙利合法的民主政府。我们的军队正在战
斗。政府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
抵抗力量在苏军大炮和坦克的密集火力下逐一被消灭。
在匈牙利事件中，苏军总共有640人被打死，1251人受伤。匈牙利人的损失共计
为2652人被打死，19226人受伤。
卡达尔政府向矿工游行队伍开枪，禁止工人委员会的活动，逮捕工人委员会的
领导人，解散作家协会和新闻工作者协会。批准成立了战地军事法庭，并赋予其快
速作出死刑判决的权力。卡达尔得不到国内的支持，在苏联同志的影响下越来越残
酷无情，这让莫斯科感到说不出来的高兴。
被推翻的纳吉·伊姆雷和几名仍忠实于他的部长及其家属躲进了南斯拉夫驻布
达佩斯大使馆。卡达尔表示将保证他们不受侵犯，并允诺不追究他们的责任。于是
纳吉和其他一些人同意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
在汽车上，一名苏联军官紧挨着他们坐下，似乎是为了把他们所有人各自送回
家。车上有两名南斯拉夫外交官。但汽车出人意料地停在苏军代表处的楼前，苏联
军官迫使南斯拉夫外交官下了车。随后苏联装甲车团团围住这辆汽车，纳吉和他的
同事及家属被送到罗马尼亚。起先他们处于罗马尼亚国家安全工作人员的监督之下，
后来他们被投进了监狱，1957年4月17日，他们被送回匈牙利。卡达尔没有履行自己
的诺言。
纳吉·伊姆雷、其国防部长毛莱戴尔·巴尔及另外几人被判死刑，其余的人被
判处年头不等的监禁。纳吉拒绝请求赦免。据说行刑时卡达尔在场，事后他给赫鲁
晓夫打了电话。这件事还牵扯到某些个人因素：卡达尔坐牢时曾受到痛苦的折磨，
他认为纳吉·伊姆雷是造成自己痛苦的元凶……
安德罗波夫在匈牙利所得到的主要教训简单而又明了。他看到，如果党疏于意
识形态的监督，那它会轻而易举地丧失国家政权。其他任何东西，无论经济困难，
还是敌人的间谍，都不能断送党的政权。
社会主义制度生存的内在逻辑是：只要有丝毫的放松，制度就会开始瓦解。
教训的严酷性还在于，在害怕失去权力的同时，安德罗波夫还体验到了一种纯
粹的生理上的恐惧。他亲眼目睹匈牙利的国家安全工作人员如何遭到私刑拷打。他
不希望这种事也发生在他的身上。
据说，在布达佩斯经历的事对安德罗波夫的妻子产生了非常有害的影响。她开
始经常闹些小病，而他则逐渐失去了完整的家庭生活，只好一味地工作……
外科医生普拉斯科维妞·尼古拉耶夫娜’莫申采娃在《克里姆林宫医院的秘密》
一书中描述了自己在苏联卫生部所属第四局30多年的工作经历，她在书中也谈到了
安德罗波夫的妻子：“她不止一次地住进神经科，不住地要求给她打针……她只不
过是疑心自己这里有病或那里有病，要求使用麻醉药。她对镇静剂不屑一顾。看来，
从年轻时她就已对麻醉药习以为常。现在我觉得，这是医生的过错。只要听到她丈
夫的名字，他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害怕，对她的任性要求作出让步。是医生使她对麻
醉品上了瘾。”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中央书记不去夜酒吧
1957年春天，安德罗波夫戴着匈牙利社会主义的拯救者这一桂冠回到莫斯科。
由于统一的国际部被一分为二，他被安排到中央工作。
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仍由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波诺马廖夫
负责。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则由安德罗波夫领导。
起先一切都很顺利。安德罗波夫的靠山奥托·威廉莫维奇·库西宁在1957年6月
的中央全会上当选中央书记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他特别赏识安德罗波夫，帮
助他稳固在机关的根基。这种保护对一个新人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尤其是在安德罗
波夫接连遇到麻烦的情况下。同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尤其是中国的关系越来越
糟，可以说，安德罗波夫并未能使情况有所改观。不过在这种关键性的问题上通常
由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本人来定调，他更愿意向美国，而不是向兄弟
国家中国妥协。
到新的岗位上后，安德罗波夫努力避免与周事发生冲突，勤奋工作，为自己的
部挑选精明强干的人，其中有几人后来成为院士，例如格奥尔基·阿尔卡季耶维奇
·阿尔巴托夫和奥列格·季莫费耶维奇·博戈莫洛夫。在他身边工作的有资深记者
亚历山大·叶夫根耶维奇·鲍文和著名的汉学家列夫·彼得罗维奇·杰柳辛。如此
强大的卸识分子阵容无形中也抬高了安德罗波夫本人的声望，使他获得了思想上没
有框框的自由主义政治家这种美誉。
当时同他一块儿工作过的人兴奋地回忆起他曾给他们营造的自由精神氛围：有
时还能谈及中央大楼里所不允许谈论的话题。他们中的许多人把尤里·弗拉基米罗
维奇理想化了。
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院士描述了他们聚集在安德罗波夫办公室的情景。大家
都脱掉了外衣，安德罗波夫拿起笔，集体创作就这样开始了。阿尔巴托夫写道，通
过安德罗波夫这样出众和聪明的中介人参与政治是一件有趣的事……
当然，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同中央书记处的同事严厉的、已习惯于颐指
气使的书记们有着很大的区别。
阿尔巴托夫认为，同顾问的交往帮安德罗波夫增长了知识，而且不单单是书本
知识。这种交往也是日常生活信息、非正统观点与看法的来源渠道。即便是他所不
喜欢的内容他也耐心地听着。但他经常对听到的东西不加评论，不作任何表态，他
的沉默让人觉得他是一个有经验的官员。
安德罗波夫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沉着冷静，不喜欢大喊大叫，喜欢写诗，从
不用有伤风化的词汇，喜欢音乐，歌唱得不错，会唱许多民歌以及哥萨克歌曲。对
冰球的喜爱拉近了他同党内领导同行的距离：他是狄纳摩队的一名狂热球迷。
他的诗歌停留于爱好者的水平，但有一首诗写得非常有趣。
有一次，鲍文和阿尔巴托夫因某件事给安德罗波夫写了一封贺信，在信中略微
表示了权力会使人变坏这种担心。他用一首小诗回答了他们：
有个恶棍曾说
权力会使人变质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所有聪明人竟都这般说
不幸啊
难道真的没人知道
往往是人使权力变质
安德罗波夫领导的是一个新成立的部，因此他获得了难得的机会挑选没有经历
过党的机关这所学校的年轻人，即纯洁的、头脑还没有变坏的人。通常只有专职搞
过党务工作的人，也就是前区委、市委或州委书记才能进入中央机关工作。让他们
去搞脑力工作有点勉为其难。
也在安德罗波夫身边工作过的科学院通讯院士格奥尔基·霍斯罗耶维奇·沙赫
纳扎罗夫写道，安德罗波夫从党的干部中为自己挑选助手，后来他把这些人带到了
克格勃。他喜欢同知识分子交谈，他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的专家来利用，但在工作
中他更看重党阀们，指望他们狗一般的忠诚…… 赫鲁晓夫当政时，讲话稿和报告的起草者已开始受到高度重视，后来勃列日涅
夫上台后尤其如此。这种工作是无法托付给党内的官僚们的，需要有才华、学识渊
博、笔头好的人。安德罗波夫意识到，拥有这样的干将他就有可能脱颖而出。当把
文件起草工作交付给他以后，他博得了赫鲁晓夫和后来的勃列日涅夫的欢心。
讲话稿写得确实很棒，但遗憾的是，这些讲话很少能反映现实生活。文章写得
越来越好，而现实却越来越糟，那些年里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心血没有白费。1962年，继波诺马廖夫之后他也当选为中央书记。安德罗波夫
在机关中学会了见风使舵，变得比原来更加谨小慎微。
上文提到的曾在安德罗波夫领导的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