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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关系的人作为牺牲品。
艾贝尔哈德·海肯反正是要返回波恩，因为他在莫斯科工作的4年任期已满。他
离开莫斯科的日期早就知道。这样他就被选为牺牲品。苏联克格勃和外交部甚至没
有限期让德国新闻官离开。既然如此，德国人也就没有理由采取报复措施和驱逐苏
联外交官。西德和苏联就这样固西德播放关于苏联间谍的电影而互相进行了打击。
但是遭到克格勃报复的海肯本人怎样呢？
他想永远忘记俄罗斯，从事其他工作。他总是认为这段可悲的历史是人为制造
的不幸事件。
海肯在德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工作了4年，后来终于又回到俄罗斯事务上来。198
9年他重新返回莫斯科工作，被任命为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公使，是仅次于大使的使
馆第2号人物。俄罗斯立即就给了他签证。没有人再提起那段历史。与此同时，也没
有人向他表示道歉。
“甚至在70年代，对于德国外交官来说在苏联工作也是很有吸引力的，”海肯
在回忆自己在莫斯科的第一次工作时这样说。
海肯每天看《真理报》的社论和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各种讲话，学习只有苏联公
民才熟悉的通过字里行间了解重要内容的阅读艺术。
外交官们知道，他们不得不根据他们可以得到的为数不多的片段来判断这个大
国的生活。这是研究克里姆林宫问题的专家们大有可为的时期，按海肯的话来说，
这种研读报纸的艺术作为研究问题的一种方法是有益的，但是它不给予准确的回答，
而总是给人一种不肯定的感觉。
选出的苏联德国问题专家协会的成员经常在位于大格鲁吉亚街上的德国大使馆
旧楼里聚会。这是这些专家们引以为自豪的特权，不仅因为大使馆热情款待他们，
而且因为他们可以连续几个小时处在另外一个世界，一个正常的世界里。冯·舒伦
堡公爵纪念碑是使馆传统的证明，正如碑文所写的那样，他“为德国人民的荣誉而
献出了生命”。这位二战前担任德国驻莫斯科的大使参加了反对希特勒的阴谋，结
果被绞死。
海肯永远也不知道，他的交谈者究竟有多少坦率，他们是否在执行某人的委托
而把某些情况告诉他，或者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愿望而试图帮助他明白究竟发生了什
么事情。
这位新闻官和未来的公使毫不怀疑，使馆的有些来访者非常想与德国人进行坦
率的交谈，但是他们害怕被窃听。在招待会上苏联的德国问题专家们以怀疑的目光
观察的不是外国人，而是自己人：同行中有谁明天可能会汇报某某人与西德外交官
进行了特别长时间的和坦率的谈话？更为内行的客人们则害怕克格勃安装在使馆里
面的窃听装置……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副秘书长在哪里？
1978年3月的最后一天，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舍夫琴科来
到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处大楼。苏联代表奥列格·亚历山德罗维奇·特罗扬诺夫斯基
邀他到代表处来，向他转交了莫斯科发来的密电。舍夫琴科被要求紧急回国。
这一电报使舍夫琴科惊慌失措。他回到自己在联合国大楼的房间后，打电话给
自己的联系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军官。
舍夫琴科什么也没对妻子说，只给她留了一个纸条，这纸条妻子次日清晨才看
见。他把女儿的照片、妻子与葛罗米柯外长妻子的合影以及一大堆与勃列日涅夫的
合影放人公文包。
然后，他沿着防火用的楼梯下楼，穿过街道，坐上已经等候在那里的一辆汽车。
美国人把他藏在属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房子里。
苏联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和驻联合国代表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
要求美国人安排他们与舍夫琴科见面，他们想确认，舍夫琴科确实是决定留下，而
不是被匿藏起来了。
但这是毫无用处的谈话。两位大使劝说舍夫琴科重新考虑，而舍夫琴科重申他
将留下，这是他最后的决定。
舍夫琴科逃跑后，安德烈·葛罗米柯生气地对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说，
他有很多助手，但是他不记得有舍夫琴科这 么一个人。
反间谍人员搜查舍夫琴科在莫斯科的住房后，给安德罗波夫带来了外交部长在
家里与逃跑的助手一起合影的照片。
但是这不意味着舍夫琴科与部长关系密切。他与部长的儿子阿纳托利·葛罗米
柯关系很好，阿纳托利后来成为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所长。
舍夫琴科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习时与小葛罗米柯相识的。他们一起写文
章。此后舍夫琴科被吸收到外交部工作。阿尔卡季·舍夫琴科迅速升迁，1969年成
为葛罗米柯部长的助理之一，并在叛逃前的5年期间担任联合国主管政治问题的副秘
书长，这一职务虽无多少实权，但是非常荣耀。
舍夫琴科在正式叛逃一年多以前就请求在美国避难。美国人答应给他把一切都
安排好，但是要求他暂时先为美国政府，即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一段时间。
舍夫琴科能向美国人提供什么呢？
莫斯科关于苏联在联合国采取什么立场的指示，发往国外使馆和代表处的材料，
他与来自莫斯科的高级客人的谈话，以及他所知道的克格勃和军事情报机关驻外人
员名单。
他并不知道很多重要秘密。
阿尔卡季·舍夫琴科担惊受怕地度过了很多年。当他为了叛逃而给美国中央情
报局工作时，担心克格勃人员怀疑他，强制地把他押上飞机，带回苏联并枪决。他
猜得不错：差一点就对他这么做了，但是莫斯科没有相信对他的怀疑。
当时苏联对外情报局在纽约的情报站长、后来成为苏联所有秘密情报人员负责
人的尤里·伊万诺维奇·德罗兹多夫将军后来说，他马上就感觉到：苏联驻纽约的
机构中有间谍。
苏联驻纽约的情报站开始注意副秘书长舍夫琴科放荡的生活方式。警惕性很高
的情报人员得出结论：一般苏联人不是这样生活的。
情报机关的新领导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对纽约情报站长最初发回的信号并
没有重视，也没有下令安排舍夫琴科立即回国。
在德罗兹多夫将军第二次写信给克格勃领导说舍夫琴科酗酒，不与别人来往后，
克格勃决定把舍夫琴科召回莫斯科，但是电报内容拟得很不好，以至于舍夫琴科吓
坏了，跑到美国人那里去了。
舍夫琴科为什么逃跑？其政治动机很难猜测。他不是那种因政治原因逃跑的人。
很可能他非常喜欢联合国副秘书长的生活方式以及与此有关的荣誉、特权和舒适。
他不想重返莫斯科。
看来，在他私人生活中发生了什么问题。当时他47岁，男人在40岁以后常常发
生各种危机。
美国人为他找到了一个妻子，一个专业人员。后来她写了回忆录，从这本书来
看，她对苏联外交官的缺乏经验感到惊讶。她感到吃惊，为什么在一起过了一辈子
他却对她的喜悦没有怀疑。
已经发现的生活乐趣使舍夫琴科适应了在美国的生活。但种种迹象表明，很难
说他在美国的生活特别幸福……
还有一名苏联间谍可以说是在我的眼皮底下逃往西方的。1979年2月，还在莫斯
科大学学习时，我就进入《新时代》杂志社工作。秋天我们杂志社驻日本的记者斯
坦尼斯拉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列夫琴科就叛逃了，他是对外情报机构的上校。
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他与自己的上司情报站副站长关系
不好，那人总是刁难他。另一种说法是，在日本工作后他不想再回国过苏联的生活。
他本人在美国写书，称自己的逃跑具有复杂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原因。
克格勃把我们编辑部的领导召到卢比扬卡克格勃总部大楼。虽然不是编辑们挑
选的这名记者，也不是他们把他派出国的，但是克格勃埋怨编辑们没有监视列夫琴
科，所以造成了这一逃跑。与通常一样，是克格勃给杂志总编辑打电话：有一个人
到你们这儿来，你们给他办理去东京当记者的手续。
舍夫琴科没有向日本人求助，而是与美国人联系，因为他知道，日本人从来没
有给任何人以政治避难。美国人立即把他从日本带到美国。他出示了许多证据，说
出了许多为苏联工作的日本著名政治家和重要新闻记者的姓名。他们不是间谍，因
为不掌握国家秘密。他们在政治和新闻中奉行有利于莫斯科的路线。换句话说，他
们属于后来担任克格勃主席的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所说的
“有影响的代理者”。
舍夫琴科说，苏联情报机关在日本有200名间谍，其中有前内阁成员、社会党活
动家、几名议员和中国问题专家。在东京的苏联情报人员要求千方百计地阻止日本
和中国接近。
据舍夫琴科说，苏联情报人员劝说一名日本议员组织日本议员与苏联最高苏维
埃友好协会。这名议员从克格勃获得经费出版月刊。舍夫琴科还说，日本社会党是
由克格勃提供经费的。这是通过“朋友们的公司”进行的。这些公司从苏联对外贸
易机构那里获得条件有利的合同，然后把15％…20％的利润拨给社会党。
舍夫琴科还说，苏联情报人员在日本向非法的菲律宾共产党代表转交现金，把
钱放在有两层底的箱子里，或者放在旧书里
舍夫琴科叛逃后，克留奇科夫被迫彻底更换驻东京情报站的人员以及克格勃总
部的日本处成员。每一次失败后都是这样做的。
我认识一些年轻的日本问题情报人员，他们因此而去东京填补空缺的岗位。我
也见过因舍夫琴科叛逃而丧失仕途的苏联情报机关涉日事务的工作人员。他们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