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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而带有挑衅的意味，有时又活跃得像是在挑战。在“报刊之家” 的辩论会结
束以后，马雅可夫斯基就把我拉到文艺界名人俱乐部去了，在那儿我们谈了差不多
一整夜。
几乎在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甚至在每一个惊叹号里都能听到深深的忧
虑、疑惑和可以说是委曲的感觉。我忘不了当天他所陷人的那种不知所措的情绪，
而这种情绪和他平日的精神面貌是何等的不相符合呀！
马雅可夫斯基问我：为什么《莫斯科晚报》一改过去在剧本首演的次日就刊登
反应文章的习惯而至今没有发表对他这个作品的评论？我坦诚地告诉他说这是因为
编辑部里对剧本没有一致的评价。
“可是编辑部中不是有一篇关于‘澡堂’的文章吗？”
“您听谁说的？” 我反问。
“呶，编辑部没有秘密可言。请告诉我，为什么您的文章没有发表？”
我回答说这是因为我的文章没写好，同志们觉得它不紧凑。
“是说它不够尖锐？同志们怕它不能与《工人报》和《共青团真理报》那几篇
毁灭性文章的口吻相比美？请告诉我，这股风是从哪儿吹来的？您能记起，什么时
候如此凶狠地批判过某个剧本吗？对《图尔宾一家的日子》和《卓姬的住房》两个
剧本都没用这种责骂的口气批判过。这一切，都像是一声令下群起而攻之。这是怎
么回事？是有指令吗？”
我试图让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相信，没有什么指令，也不可能有。那些
评论是由于首演没有留下很好的印象，由于剧本不太好懂，由于导演梅耶霍尔德执
导此剧时没有表现出他所固有的天才创造性的结果。
“跟梅耶霍尔德有什么关系？” 马雅可夫斯基打断我的话，“打击是冲着我来
的，它是那么集中、那么凶狠、那么有组织。这些无耻的评论，是一次有组织的运
动的结果。”
“有组织的？”我吃了一惊，“谁组织的？谁想要组织一次反对您的运动？”
马雅可夫斯基甚至说有人要毒害他。他坚持说，这次反对他的运动如此猛烈，
与他为自己的文学生涯20周年举办了一次展览会有关。
“我到许多地区去，在各处朗诵、演讲，虽然我的关节韧带有病，有时根本不
该去，” 马雅可夫斯基说。
他对我说，他早就知道自己诗的形式最适于高声朗诵，他就是这样吸引读者的。
在文学晚会上他的书卖得很快，就连大厚本的文集也出售得很好。同时他还进行文
学普及工作，这种事别人是不愿意干的。但是，在他干得正欢的时候，打击接踵而
来，明显地要他威信扫地，不能继续工作。
“1918年以后还没有人这样辱骂过我。在首次上演《求神拜佛滑稽剧》之
后；在彼得格勒有人写文章说我‘卖身投靠了布尔什维克。’”
我企图换个话题，说说笑话：
“那您干嘛这么伤心呢？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从前的人也骂，现在
的人也批……”
“您怎么不明白这中间的区别呢？现在人们是从我最亲近的报刊上痛骂我的呀！”
“不管怎么说，大家对您还是满好的嘛！”我试着反驳他。
“谁？”
“比如，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就曾对我说过，在出版您的
文集发生了问题时，党中央就表示支持您。”
“对，卢那察尔斯基是帮过我，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马雅可夫斯基深信，有人很认真地支持敌视他的势力。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
什么没有一个官方人士出席他的展览会，而领导文学的官员中只来了一个亚历山大
·法捷耶夫，有影响的大报都没有对此作出反应，而“拉普” 的报纸《在文学岗位
上》又一次对他“大加鞭答”。
“《真理报》又为什么转载了这篇痛斥我的文章？这到底意味着什么？难道这
仅仅是用针刺了两下，是无所谓的小事～桩么？不，这是一个运动，这儿有人下达
了命令！究竟是谁的命令，我可不知道。”
“您认为《真理报》是遵命行事的？”我问道。
“您以为它是灵机一动就这么干了？您以为它是按照老天爷的旨意干的？不是，
我亲爱的。”
“我觉得您把一切都夸大了，说到《真理报》的文章，要知道现在谈论倾向问
题很时髦，怎能不谈文学的倾向呢？于是《真理报》就发表了‘有关左倾’的文章。”
“您说的有一点是对的：《真理报》的文章本身不能起这么大的作用。然而您
怎么也解释不了，为什么那次的展览会就变成了我的‘各各地’？为什么在我的周
围形成了一种真空，一种完全的死寂和空虚。”
我知道，许多人参观了他的展览会，马雅可夫斯基有许多的朋友，追随者，他
有一个完整的文学流派。关于这些，我很天真地说了出来。
“朋友们？曾经有过朋友，可现在他们在哪里？您今天在‘报刊之家’里看到
了哪一个？我是有朋友勃里克一家，可他们现在离我很远。事实上我是孤身一
人，完完全全的孤身一……”
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想要劝服马雅可夫斯基是根本不可能的，总想告诉他，在这
个世界上，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他的忧虑是多疑的结果，不仅如此，还是没有根
据地期盼过多的结果。我当时不懂，那次组织的题为 明 年以来》的展览对马雅可
夫斯基来说是他全部劳动生涯的一个总结，他有权，绝对有权期望人们对他的承认。
我向他提了一个问题，在马雅可夫斯基看来那问题如果不算是令人尴尬的，至
少也是十分幼稚的。我问：
“您期望什么呢，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难道您期望斯大林或者伏罗
希洛夫来出席您的展览会吗？”
他的回答令我感到相当意外：
“为什么他们不该来呢？对革命诗人的工作给以奖励这是苏维埃国家领导
人的责任。难道说，诗歌、艺术是次等的事吗？斯大林接见“拉普”派的人，没有
他们参加就不举行任何有实质性意义的活动……”
我能向马雅可夫斯基说些什么呢？我不知道在那个年代里，包括斯大林在内的
党的领导人是如何对待他的。最主要的是，我也弄不懂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
奇想的是不是对，国家领导人是否应该对诗人十分重视。
在那个时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还不时兴为在文学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作家
们授勋。不错，杰米扬·别德内曾荣获红旗勋章，但那是为了他在国内战争中所起
的作用。
在我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很想向马雅可夫斯基提一个问题，但又总下
不了决心，害怕他会有太尖锐的反应。最后我终于鼓足了勇气：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既然您这么看不起‘拉普’派，和他们战斗，
那您为什么又加入了‘拉普’协会呢？”
马雅可夫斯基回答得很安详：
“请不要把‘拉普’和‘拉普’派分子混为一谈，不要把人和原则混为一谈。
什么也不能把我和革命分开，不能把我和党分开。这条路不是任何人强加给我的，
而是我自己早就选择好了的。要是党认为‘拉普’能最好地表达它的观点并为它带
来好处，那我就要同‘拉普’站在一起。即将来临的时代是紧张激烈的……而再往
后呢……”这时他忽然打住，说了一句：“看，餐厅的服务员都要下班回家了。”
马雅可夫斯基站了起来，往衣帽间走去。
我们走到了院子里，天都快亮了。我们朝小德米特罗夫卡街走去。在街的拐角
处停着几辆马车。
“咱们坐车走吧，”我向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建议。
“不啦，我想走一走。”
我们互相告别分了手。我坐车走了。
后来我再也没有看见马雅可夫斯基。
4月14日清晨，一位《莫斯科晚报》的同事往我家打来了电话，说：
“马雅可夫斯基开枪自杀了。”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挂牌的办事处
在一次私人谈话中，缅任斯基对外交人民委员奇切林说：
“‘格帕乌’总局有责任了解在苏联发生的一切，从政治局到乡村苏维埃的一
切情况。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的机构能出色地完成这一任务。”
缅任斯基有一切理由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8年里他建立了国家安全机关的广
泛网络，在农业集体化时期镇压了农民暴动，成功地组织了轰动一时的对“破坏分
子” 的审判，而且还在国外形成了强有力的情报网。
与自己的前任不同，缅任斯基明白应该为总书记个人服务。缅任斯基任职期间，
“格帕乌”总局高层领导人员的任免事宜都要经过党的办公厅批准。国家安全机关
的工作人员也同党的其他成员一样，经常接受清洗。
从集体化运动开始，人们就已清楚，“格帕乌” 总局在农村也拥有足够数量的
分支机构。在缅任斯基晚年，安全机关的数目在全国猛增了不少。
奥列格·赫列夫纽克在他的研究著作中写道，政治局了解，它所珍爱的安全机
关有多么大的本事。1931年，莫洛托夫曾说：“迄今为止，‘格帕乌’总局都有经
常的值班人员在守候着，他们明白什么时候应该追究哪一个专家的责任。显然，在
这种情况下都要立案起诉。”
斯大林说得更加生硬：“不要让民警做检验生产方面的技术专家……不要在工
厂里设置挂牌的‘格帕乌’总局办事处，不要让办事员在那儿坐着专门等候人们来
告状。千万不要这样，案件要悄悄地制造……”
他们的这些话并未公开发表。
1934年5月10日，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因心脏病突发死于阿尔
汉格尔斯克的“第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