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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并且离开斯大林站到了托洛茨基一边，认为托洛茨基才是列宁事业的真正继
承者。
对于斯大林来说，伊格纳季·波列茨基的信是对他个人的侮辱，因为被驱逐出
俄国并失去任何影响的列夫·托洛茨基仍然是斯大林的头号敌人。
波列茨基于1937年9月4日被杀害。虽然瑞士警方公布了自己认真调查的结果，
但是关于他死亡的真实情况至今未能令人信服地查明。
波列茨基的遗孀埃尔扎写了一本回忆录。该回忆录1969年在伦敦出版，不久前
在莫斯科出版，书名是《捷尔任斯基的秘密间谍》。
于1938年夏天逃往西方的前苏联政治情报机关驻西班牙间谍亚历山大·奥尔洛
夫（列夫·费尔德宾）讲了杀害赖斯的这件事。他肯定地说，派出了内务人民委员
部国外处机动小组的工作人员去追杀伊格纳季·赖斯。
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在自己的副手被杀后一个月也决定逃往西方。他在自己那
本名为《我曾是斯大林的间谍》的书中写道，肃反委员会的要员谢尔盖·米哈伊洛
维奇·施皮格尔格拉斯紧急抵达巴黎。他指挥了除掉赖斯的行动。
所有这些书的缺点在于，它们的作者在描写杀害波列斯基一事时用的都是别人
的话，或者是进行推测，把推测当成不容争辩的真相。
瑞士警方在调查杀害波列茨基一案时查明了以下情况。
1937年9月4日凌晨，在洛桑至尚布兰德的公路旁发现一具40岁左右的无名男尸。
5发子弹射入其头部，7发子弹打中身体。
警方迅速找到了驾驶室里有血迹的被丢弃的汽车，逮捕了租用这辆汽车的妇女。
令警方惊讶的是，她在发生凶杀后并未企图躲藏起来。
这名妇女叫雷纳塔·施泰纳。她把这辆汽车交给了自己的朋友，可是她弄不明
白朋友们躲到哪里去了。警方认为施泰纳与“朋友们”是一伙的，并复原了杀害波
列茨基的假想图。可是，除了雷纳塔·施泰纳外，警方未能抓到任何人。
有人认为，在纳粹分子掌权后逃离德国的德共党员格尔特鲁达·希尔德巴赫帮
助了莫斯科的行动小组。希尔德巴赫是波列茨基的朋友。
警方得出的结论是，希尔德巴赫与波列茨基约定见面。他们去了郊外的一家饭
店。用餐后出来散步，这时在荒凉的路上出现一辆汽车，从汽车中跳出来几个人。
他们把波列茨基塞进汽车，在车里开枪打死了他，然后把尸体抛到路旁。
雷纳塔·施泰纳在审讯中还说出了谢尔盖·埃夫龙的名字。据她讲，他是内务
人民委员部的间谍。
多年来一直在调查波列茨基谋杀案的瑞士历史学家彼得·胡贝尔在改革年代来
到莫斯科寻找档案材料，并到我当时所在的《新时代》周刊编辑部找我。
他说，雷纳塔·施泰纳1934年在莫斯科呆过6个星期。她可能被内务人民委员部
招募了。
施泰纳在审讯中说，埃夫龙参与了跟踪波列茨基。瑞士警方向法国同行求助，
但此时谢尔盖·埃夫龙已经离开法国，因此未能审讯他。
不过，警方审讯了马林娜·茨韦塔耶娃。她说，埃夫龙在波列茨基被杀后5个星
期（而不像罪犯那样马上）去了西班牙，而准备行刺的那几周和行刺当天，他们一
起呆在大西洋岸边。这是在提供丈夫当时不在现场的证词？
茨韦塔耶娃对警方说：“我个人不过问政治，但是我觉得，我丈夫与俄国现政
权有关系。”
这表明，茨韦塔耶娃认为没必要隐瞒她的丈夫与苏联官方代表保持着公开的关
系。如果埃夫龙是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有可能作这样的表白吗？
茨韦塔耶娃在审讯中说：“我和丈夫在赖斯案这件事上除了表示气愤外没说过
别的什么话，我们谴责任何暴力行为，不管它是什么人干的。”
很难想象，伟大诗人马林娜·茨韦塔耶娃这个倘佯在崇高情感世界里的人会应
付自如，撒谎，按事先制定的计划袒护丈夫。也许马林娜根本不知道她丈夫在干什
么事？这也很难想象。情报机关的历史表明，妻子总是知道丈夫在从事秘密工作。
一些历史学家用了半个世纪的关于杀害伊格纳季·波列茨基的说法其实令人非
常怀疑。这不是第一起，也不是最后一起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国外搞的政治谋杀案。
不惜人力和物力的做法使莫斯科能够精心策划和组织这种事情。
需要做复杂准备工作的此类行动由国家安全机关的干部这些行家来干。他们不
是谢尔盖·施皮格尔格拉斯这样的情报机关军官，而完全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另一个
局的军官。前面提到的1940年在墨西哥组织杀害列夫·托洛茨基的艾廷贡就在这个
局供职。
埃夫龙在苏维埃俄国只活了两年。他于1939年10月10日在莫斯科与一批返回祖
国的前移民一起被捕。根据刑法典第58条向他提出了公式化的指控。这个条款给劳
改营管理总局的大部分犯人定了罪：叛国，搞恐怖活动，号召推翻苏维埃政权……
起诉书中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得到的材料说，一批白俄侨民根据法国情
报机关下达的任务从巴黎来到了莫斯科，他们的任务是进行针对苏联的间谍活动……
“本案被告埃夫龙于1920年逃往国外，并在那里积极参加了白匪组织的反苏活
动。
“埃夫龙在巴黎所谓的亲苏组织‘返回祖国联盟’中担任领导职务，得到以前
持敌对态度的内务人民委员部5处领导人对自己的格外信任，于是按照法国情报机关
下达的任务把间谍、破坏分子和恐怖分子秘密派往苏联。”
这样，在斯大林法庭的判决中也提到了埃夫龙与情报机关的合作！这么说是真
的了？
这个见解的正确性多半与整个起诉书的正确性相当，而起诉书中只有被告人的
姓名和出生日期与事实相符。
审讯过埃夫龙的人也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不过，根据大量其他此类审判过程的
经验可以推测，是埃夫龙本人对侦查人员讲了自己与苏联驻巴黎的官员有联系，天
真地尝试让侦查人员相信对他提出的指控没有根据。可是侦查人员却满心欢喜地利
用了这些话。
我在克格勃档案馆查阅了苏联情报机关招募的间谍、同样是前白俄军官的彼得
·科瓦利斯基的卷宗。他在不同的欧洲国家里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了几年。
在1937年苏联大规模镇压的高潮中，他被内务人民委员部乌克兰一城市的地方
局逮捕。他在这座城市里一方面执行莫斯科情报机关的任务，同时又被指控为波兰
从事间谍活动。
科瓦利斯基当然说了自己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但是
文化水平很低的侦查员根本没想到向情报机关的同行核对一下，于是就在起诉书中
写道：“显然，科瓦利斯基有一些涉嫌为波兰从事情报工作的行为。”
在斯大林时期缺少罪证根本不会妨碍作出死刑判决……
科瓦利斯基被枪毙了，可是中央情报机关在全苏联还找了他整整两年时间，为
的是派他去国外执行新任务。
在侦查埃夫龙案件的同时，消灭对外情报机关领导干部的工作在内务人民委员
部内相邻的几间办公室里也接近了尾声。
“法国间谍”埃夫龙关于在巴黎与苏联人（他们当中有一半人为情报机关工作）
接触的任何一句话大概都令侦查员们兴奋不已。埃夫龙的判决书中“以前持敌对态
度的内务人民委员部5处领导人” 这行字不是用来加重埃夫龙的罪过，而是内务人
民委员部的侦查员为镇压情报部门的同事做的铺垫。
为塑造“埃夫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这一形象出了力的还有因同一案
件与他一起被捕的女儿阿里阿德娜。
1940年7月，阿里阿德娜被当作法国情报机关的间谍判处8年劳改。刑满后又给
她加了刑，并把她流放到西伯利亚。
在1954年，即斯大林死后一年，开始为斯大林的受害者平反。阿里阿德娜·埃
夫龙给苏联总检察长写了信，请求告诉她父亲的命运。当有人寻找埃夫龙为苏联情
报机关工作的证据时，往往引用这封信：
“我的父亲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埃夫龙曾多年作为苏联情报机关的驻外工
作人员，其中包括在法国从事情报工作。他于1939年在莫斯科被国家安全机关逮捕。
他后来的命运如何我不了解。
“我知道自己的父亲是绝对诚实的人，我相信他是无辜的，请您，总检察长同
志，告诉我有关他的情况，即他是否活着，按哪个法律条文给他定的罪，刑期多长。”
为了了解关于自己父亲的情况，她也利用了当时她觉得有说服力的理由：估计
父亲曾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
后来，当为父亲平反的麻烦事办完后，阿里阿德娜对朋友们坦言，实际上她对
父亲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一无所知……
从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后，阿里阿德娜·埃夫龙遇到了一位了解她父母的妇女。
这个人叫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夫娜·亨金娜，是沙皇军队涅利多夫将军的女儿，
以前当演员。她在1923年离开了苏维埃俄国，于1941年回国。
她曾在巴黎的返回祖国联盟领导戏剧爱好者小组。据她后来对莫斯科的熟人讲，
她向苏联代表提供过特别的帮助。
阿里阿德娜因意外遇到一个能证明她的父亲忠于苏维埃政权的人而高兴。她给
军事总检察长助理写了一封信：
“伊丽莎白·亨金娜认识施皮格尔格拉斯，清楚地记得施皮格尔格拉斯交给我
父亲领导的小组的任务是怎样执行和由谁去执行的，这件事是由于谁的过错怎样失
败的。她还记得其他许多事情，这些情况在重新审理我父亲的案件时可能会令人感
兴趣……
“大约从1924年起，也许更早些，就了解我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