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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宽恕了一些人，处决了另一些人。
叶若夫承认，他曾策划针对领袖的恐怖行动曾打算在宴会上或在看电影时
向斯大林开枪。
总之，叶若夫承认了一切：“我不否认曾经酗酒……我经常带女孩子到一个朋
友家去过夜。”
根据刑法第154条第1款指控他使用暴力或利用受害人的依从状态搞同性恋。不
过，判决书中未列人这一条。叶若夫本人承认自己“道德上和生活上腐化”。他说：
“这指的是我早就有的恶习鸡奸。”据他讲，从年轻时候起他就开始有了“双
方都积极的关系”。
压制同性恋者在苏联和德国几乎是同时开始的。
俄罗斯历史学家发现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局长亨里希·亚戈达写给斯大林的
一份落款日期是1933年12月13日的报告：
“为了在近期内取缔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同性恋者团体，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已
查明了举行同性恋聚会的各种场所……
“同性恋者把完全健康的青年、红军战士、红海军战士和某些大学生拉下了水，
使他们变得道德败坏……
“我们没有可作为依据来打击同性恋者的刑法……我认为，必须颁布关于搞同
性恋应负刑事责任的相应法律。”
通过了有关法律，而且同性恋者像政治犯那样受到了未经司法程序的审判。
1934年春天，肃反工作者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发现了同性恋者，并于4月份逮捕了
外交人民委员部礼宾处处长德米特里·弗洛林斯基。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局长雅科夫·绍洛维奇·阿格拉诺夫于7月3日向斯大林报
告：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莫斯科清除同性恋者的窝点时发现，外交人民委员部礼
宾处处长弗洛林斯基是个同性恋者。
“被我们叫来的弗洛林斯基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交待了自己的同性恋行为。
到最近为止他一直与年轻人保持同性恋关系，其中大部分人是在弗洛林斯基的引诱
下第一次涉足这种关系。
“与此同时，弗洛林斯基向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全体负责人递交了一份声明。他
在声明中说，他在1918年是领薪水的德国间谍，在德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当被招
募的秘书。”
外交人民委员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奇切林本人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
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曾被怀疑搞同性恋。不过，在收拾他们之前，
他们就去世了。
贝利亚在开庭前一天来到苏哈诺夫监狱，与叶着夫谈了一些事情。谈了什么呢？
可能他的谈话内容与叶若夫前不久与别人的谈话内容相同：说明应该承认自己有罪，
那样才有机会得到从宽处理。是否如此，已无人可问，因为叶若夫和贝利亚都被枪
毙了。
不过，叶若夫在第二天的最后陈述中说：“昨天在与贝利亚谈话时他对我讲：
‘别以为肯定要枪毙你。如果你招供，并且把一切都如实地讲出来，将会保你一条
命。”’
叶着夫在法庭上还说：“我清除了14000名肃反工作者。但是我最大的过错在于
清除的人少了。”
他实际上推翻了全部指控，并且用以下讲话结束了自己最后的陈述：
“1．我的命运：当然不会留我一条命……我请求一件事：枪毙我时利落些，别
让我受罪。
“2．法庭和中央委员会都不会相信我是无辜的。我请求，如果我母亲还活着，
让她安度晚年，请教育我的女儿。
“3．请不要镇压我的亲属和同乡，因为他们完全没有任何过错。
“4．请法庭认真办理茹尔边科一案。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他是诚实的人，认为
他忠于列宁和斯大林的事业。
“5．我请求转告斯大林，我一生中从未在政治上欺骗过党，成千上万的人都了
解这一点，他们知道我既诚实，又谦虚。
“请转告斯大林，所发生的一切纯属种种情况的巧合，也不能排除敌人从中插
手的可能性。请转告斯大林，我将喊着他的名字死去。”
“因背叛祖国，搞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策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组织杀害不
喜欢的人”，将他判处了死刑。
1940年2月4日，在为期1天的审判结束之后，根据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的判决，
叶若夫在尼科利街的地下室里被枪决。
他前妻的女儿纳塔利娅6岁时进了孤儿院，现在住在马加丹州奥拉镇。她给国家
领导人写信，请求为叶若夫平反。她在信中说：“叶若夫是当时占主宰地位的血腥
独裁体制的产物。他的过错在于，他没有鼓起勇气拒绝奴仆般地为斯大林服务，而
且他对苏联人民犯下的过错一点也不比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
乌尔里希、伏罗希洛夫及党和政府其他许多领导人的过错大。”
1998年6月，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拒绝为1940年被枪决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叶若夫平反。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第五章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
战争年代著名的飞机设计师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雅科夫列夫曾回忆起政
治局委员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给他讲的一个笑话：“斯大林因丢失
了烟斗而牢骚满腹。他说：‘谁要是找到它，我会给重奖。’贝利亚在3天后就抓到
了10个小偷，而且每个小偷都招认正是自己偷了烟斗。又过了一天，斯大林发现了
自己的烟斗，原来烟斗掉到他办公室里的沙发后面去了。”
日丹诺夫在讲笑话的时候开心地笑着……
当然，这件有趣的事首先表明了日丹诺夫这个人的特点，同时也表明了贝利亚
的特点。可见，甚至在政治局的同事里面，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的名声也是如此。
为了斯大林的一句称赞的话，这个精明的人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对于他来说，无辜
者的生命一钱不值。
贝利亚的政治生涯由两个阶段组成斯大林时期的30年和斯大林死后的3个月。
而且，恰恰这3个月最为突出。不过，关于1953年3月5日之后发生的事情，我们将单
独谈，这已经是另一个时期了。我们先来看看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的政治生涯。
在国家安全机关的所有领导人当中，只有贝利亚和安德罗波夫直到今天仍然令
人真的感兴趣，使人进行争论，让人觉得他们是丰富多彩的人物。他们的前任和继
任者则是比较单调的人物。
虽然远不如安德罗波夫，但是贝利亚在最后几年里也有了一批真心的崇拜者。
或者说，至少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位遭到诽谤和被不公正地描绘成血腥恶魔的重
要政治家。
实际上，贝利亚有坚强的意志，是个出色的组织者，善于迅速地抓住问题的实
质和在复杂的情况下找出头绪。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贝利亚在镇压中的过错并不比从莫洛托夫到赫鲁晓夫这些
政治局委员的过错大。只不过他在1953年夏天的政治斗争中输了，于是把他变成了
替罪羊，把一切罪过都推到他身上去了。
拉夫连季·贝利亚于1899年3月29日出生在阿布哈兹苏呼米区一个叫梅尔赫乌利
的山村里的农民家庭。他显然是个与众不同的孩子，想学习，并且达到了自己的目
标。他在1919年毕业于巴库建筑机械技术学校，然后又在工学院读了两年书。对于
当时党的干部和肃反干部来说，这种受教育程度相当高了。
对他的命运感兴趣的一些人说，他是多才多艺的人，喜欢音乐，爱唱歌，对建
筑艺术感兴趣。可是，当时只有在政界才能够迅速地出人头地。
在1918…1919年，他在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当技术员和海关职员。他1917年入
党，并迅速卷入了政治活动。而且，根据自己的性格特点，他干了件相当微妙的事
情：按照同志们给的任务，他混入了阿塞拜疆特工机关。从1918年到1920年春天，
在阿塞拜疆掌权的是“穆萨瓦特”（意为“平等”）党。
这件事令党内一些同志困惑不解。这一点可以根据贝利亚写给谢尔戈·奥尔忠
尼启则的信作出判断：
“列翁·戈戈别里泽正在苏呼米休假。据拉科巴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讲，戈戈
别里泽同志散布了关于我以及外高加索新领导班子的极其卑鄙的言论。他还特别提
到了我过去在穆萨瓦特反间谍机关工作的事，硬说党过去和现在好像都不知道这件
事。
“其实您很清楚，是党派我去穆萨瓦特反间谍机关工作的，阿塞拜疆共产党
（布）中央在1920年研究过这个问题，当时您、斯塔索娃同志、阿洪多夫同志、布
尼亚特一扎杰同志等人都在场。我在1925年把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就这个问
题作出的决定的正式抄件转交给了您。这个决定给我彻底恢复了名誉。：’
后来又有人说，他为穆萨瓦特分子工作，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也是个双重间谍。
然而，没有找到能证明这一点的任何文件，甚至在为了给贝利亚抹黑而找遍所有档
案馆的情况下也没能找到。拉夫连季·贝利亚一直为一个政权服务。
在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的文集里有份令人感兴趣的文件。基洛夫1920
年的时候是俄罗斯联邦驻当时独立的格鲁吉亚政府的全权代表。基洛夫在1920年7月
向格鲁吉亚政府发去一份照会： “根据我掌握的情况，库塔伊西监狱里关押着尼古拉·诺扎泽、诺伊·托杜阿、
格奥尔基·丘巴尼泽、巴格拉特·察马亚和拉夫连季·贝利亚。
“他们全都因为参与去年10月的武装行动被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的军事战地法
庭定罪。
“鉴于上面提到的所有公民都有权根据俄格条约第10条要求免服刑，因此我不
能不把将他们继续关押在监狱里看作是违反条 约的行为。”
贝利亚被释放了。作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