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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于许多人几乎就把施蒂尔利茨当作现实生活中的人物。
尤利安·谢苗诺夫本人说过，施蒂尔利茨的原型之一是著名情报人员诺尔曼·
博罗津。他的父亲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20年代曾在中国担任最高政治顾
问。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孔德拉绍夫中将认为，秘密情报机关的创建者亚历
山大·米哈伊洛维奇·科罗特科夫是原型。
那么，真有施蒂尔利茨这个人吗？更确切地说，这位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和电
影中的主人公有自己的原型吗？一位苏联情报人员、俄罗斯人、一级国家安全委员
弗谢沃洛德·梅尔库洛夫的部下曾经在纳粹德国身居要职吗？
专家们的意见很明确：没有施蒂尔利获这个人，也不可能有。当然，一个俄罗
斯人或俄罗斯化的德意志人可以尝试着冒充德国本地人，但是只能在初次审查前冒
充很短一段时间，因为德国人也有人事部门，而且同样警惕性很高。苏联英雄尼古
拉·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在德国人的后方干得相当成功，然而他主要的不是搞
情报工作，而是搞破坏活动。他出没于德国各地，欺骗德国人，总能够在受到怀疑
之前消失得无影无踪。
身为苏联公民的情报人员不可能在纳粹德国身居要职，因为他会不可避免地被
人揭露出真面目。情报机关也不设法去这样做。任务其实在另一个方面：招募愿意
为苏联效力的德国人。
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苏联情报机关在德国设立了一个间谍众多的大型情报
站。
那为什么苏联在1941年6月22日还会猝不及防呢？
在1936年开始对苏联情报机关进行大规模清洗。在国外工作的情报人员被召回
莫斯科。他们被逮捕后，有的遭枪决，有的被送进劳改营。
在军事情报机关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历史学家瓦列里·雅科夫列维奇·科奇克写道，军队情报部领导人在1938年12
月向国防人民委员报告：“工农红军实际上失去了情报机关。作为情报机关基础的
秘密间谍网几乎被彻底清除掉了。”
战争前夕在红军情报部供职的维塔利·尼科利斯基少将对我说：“在‘图哈切
夫斯基案件’后展开的镇压活动沉重打击了军队，使军队到1941年也没能恢复元气。
军事情报部门的中央机关到1940年没剩下一位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所有的人都被处
决了。一些匆忙调来的新提拔的人成了我们的上司，但他们也被频繁地更换。当中
央机关的一名军官在莫斯科被捕后，与他联系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情报人员就会自然
而然地受到怀疑。起初是不再相信他们的情报，接着就是把他们召回莫斯科并处决。”
可见，给情报机关造成严重损害的不是敌人的反间谍机关，而是自己的上级。 尼科利斯基对我说：“我们比较了解的是欧洲各国领导人的计划，而不是本国
政府的意图。与德国缔约和苏联军队开进波兰令军事情报机关感到意外。我们没来
得及把全部情报人员从波兰东部各州调往西方，因为我们所有重要的情报人员都在
红军向布格河迅速挺进的过程中成了苏联的俘虏。在一场可怕的战争爆发前夕，这
对情报机关来说是重大损失。”
尼科利斯基将军接着说：“战争爆发时我们的技术装备很差。无线电台是固定
的，很重，只有长期在某个地区工作的间谍才能使用它们。而流动的情报人员则没
有能及时保持联系的无线电装备。不过，这可以使他们避免遭到难以躲过的失败。
战争爆发后，我们要求长期潜伏的间谍提供大量的情报，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常常连
续几个小时坐在电台前工作。结果测向仪测定了他们的位置，于是他们成了反间谍
机关的猎物……”
1941年2月，红军情报部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大型会议。来自各军区的军官们在
会上坦率地说：“国家处在战争的边缘，而情报机关完全没有做好战争准备。既没
有无线电台和降落伞，也没有适合破坏小组和侦察小组使用的自动武器。”
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派往敌人后方的破坏小组和侦察小组只配备了手枪，因
为没有自动武器。
战争头一年夏季的撤退对情报机关来说是致命的。损失了所有的情报站、情报
员和报务员。总之，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寻找合适的人，培训报务员。
尼科利斯基回忆说：“我们起初甚至不知道如何找到有这种专业技能的人，因
为战前没有这方面的登记资料。培训报务员要花4个月时间，可我们需要每天向德国
人的后方派遣小组。战前也没有懂德语的人的登记资料。我们在全国寻找业余无线
电报务员、学过德语的语言系和教育系毕业生。”
情报机关也没有自己的适合空投侦察和破坏小组的飞机。直到1943年才建立了
第105航空大队，而此前是赶上什么样的飞机，就用什么样的飞机空投这些小组。这
导致许多失败和悲剧。有些小组在空中就报销了。
“您如何评价军事情报机关在战争初期的活动？”我问尼科利斯基。
“我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因为我们利用了德国人那里的混乱状况。占领军司
令部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居民登记和建立地方警察局。而我们毕竟是在自己的土地上
活动。我们的谍报人员在占领区10次中有9次会得到当地人的帮助。一块面包总会给
的，当然，如果他们有的活。在占领区来了德国战地宪兵队和盖世太保之后，在出
现了德国人建立的警察局和开始镇压帮助游击队员的人之后，开展工作就变得困难
了。”
“侦察小组的损失如此之大，使人不由得产生一些疑问：这些损失合算吗？军
队情报机关搞来的这些情报值得让人为它们去冒几乎是必死的风险吗？”
“值得。否则我们就无法作战。有时候达到目的的手段是非常可怕的，然而没
有情报机关就无法赢得战斗的胜利……”
斯大林在这关键性的几年里不断改变特工部门的结构。内务人民委员部时而被
分成两个机关，其中一个是独立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时而又合并成一个机构。
军队的反间谍机关时而隶属于国防人民委员部，时而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时而
又重新隶属于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情报机关也未能逃脱接受改组的命运。
尼科利斯基回忆说：“斯大林在1942年底下达了一个命令：‘解散“军队
战线”环节的间谍情报机关，因为此类机关充斥“双重间谍”和奸细，而且其领导
人是没有文化的指挥员。将所有情报人员转给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派低级军官去
充实部队。’我是在斯大林格勒接到这个命令的。这里已经建立了一条新战线，而
且我们费了很大劲儿刚刚为它组建好情报机关，可这个命令让我们的全部工作都白
费了。一些集团军和方面军的指挥员纷纷给斯大林写信，请求恢复情报机关。后来
终于下达了恢复军队情报机关和建立总参情报部的命令……”
然而，过了很长时间都可以感觉到1942年底对情报机关的打击所带来的后果。
被派到部队中去的职业情报人员都在战斗中牺牲了。在新的军官积累经验的时候，
谍报人员不断死去，军队得不到十分重要的情报。
斯大林本来挺喜欢情报机关，可是却借叶若夫之手几乎把情报机关彻底毁掉了。
驻柏林情报站到1938年仅剩下了3个工作人员。其中一个还不会讲德语。
直到1939年，在梅尔库洛夫领导国家安全总局之后，驻柏林情报站才开始恢复，
但是新一代情报人员已不可能取得过去的那种成就。
建立起了一个很大的间谍网，然而谍报人员水平都不高。这样的谍报人员只知
道他所供职的部门发生的事情，根本没有能力看透政府领导人的想法和意图，而恰
恰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苏联间谍机关得不到来自希特勒身边的第一手情报。莫斯科不知道德国领导人
实际上在想什么和说什么，因而常常进行种种推测，结果也常常犯错误。
尽管如此，却还任命梅尔库洛夫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副手波格丹·科布洛
夫的弟弟、毫无情报工作经验的阿马亚克·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担任柏林情报站
领导人。间谍头子科布洛夫既不懂德语，也不了解德国的情况。
德国反间谍机关发现了这一点，于是把几个能讲俄语的双重间谍陆续成功地安
插到了他的身边。这些间谍实际上为帝国安全总局工作。科布洛夫轻易地就上钩了。
希特勒也参与了这场很重要的游戏。他亲自审查准备提供给科布港夫的情报。
德国人通过他向斯大林提供了令人放心的情报：德国不打算进攻苏联。梅尔库
洛夫把这些情况向斯大林作了汇报。经验丰富的梅尔库洛夫只向上司报告了想从他
那里听到的东西，而这些都是十足的假情报。
许多间谍是有左派信仰的人和反法西斯人士，他们认为苏联是与希特勒作斗争
的盟友。另外一些间谍则要求拿钱来买情报。工作是按协议进行的，送来的情报越
多，得到的钱就越多。结果为假情报花的钱更多一些。
还有一个问题是，莫斯科不能够正确地分析获得的情报。斯大林不相信自己的
情报人员的分析能力，更喜欢自己下结论。他要求梅尔库洛夫把间谍报告的原件放
到自己的办公桌上。因此，梅尔库洛夫用不着在情报机关中建立情报分析处。
电影《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展现了一个滑稽可笑的画面：情报人员告诉政治家
应该做什么。而实际生活中完全相反：政治家们作决定，情报人员为这些决定寻找
根据。
在1941年6月22日之前，斯大林及其心腹相信能够与希特勒进行长期合作。因此，
在梅尔库洛夫拿来的情报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