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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到莫斯科后，海费茨被任命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副责任秘书肩负向国
家安全部汇报一切情况的职责。
1948年夏天，海费茨编录了几份犹太人名单，这些犹太人曾前往反法西斯委员
会，请求派他们以志愿者的身份前往巴勒斯坦，同当时苏联报刊猛烈抨击的阿拉伯
反动分子进行战斗。他把名单交给了国家安全部，以便安全部“采取措施”。海费
茨一案被单独立案审理，对他的判决不是死刑，而是25年劳改……
尽管受到了侮辱与折磨，这些早已不再年轻、身体也不是很健壮的人表现出了
精神的力量和勇敢的气概。亚历山大·博尔夏戈夫斯基写道：“如果没有最后射出
的子弹，如果没有鲜血，我们本可以为受侦讯者的勇敢无畏而高兴……”
在斯大林死前的最后几个月，对“医生案” 的侦查变得很疯狂。这使人觉得，
公开庭审的日期早已确定下来了。一名侦查人员曾带着他那种职业所特有的抱怨口
气对被捕的拉波波特教授说：“您怎么能提供这样的口供？带着这样的口供是无法
公开出庭的！”
国家安全部的侦查员们对医生一案很着急，因为得尽快搞到关于他们为哪个国
家的情报机关工作的材料。当时还在准备第二个案子，是关于克里姆林宫保卫部门
的一个军官的，此人似乎与美国人有联系。
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对美国提出严厉指控，不仅指控它干涉苏联内
部事务，而且指控它针对斯大林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策划恐怖活动。例如指控美国人
打算在斯大林等人在克里姆林宫出现时，从座落在练马厅广场的美国使馆的窗户里
向克里姆林宫开枪射击。
美国大使实际上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他外出休假，但却不能回来：不让他
回莫斯科。使馆无人领导。苏方要求将两名使馆工作人员引渡给苏联司法部门。
美国人回忆说，他们生活在莫斯科就像是在一个被围困的堡垒里面，他们有一
种感觉，即他们随时都可能被逮捕。
苏联人觉得处处都有外国间谍。据赫鲁晓夫的女婿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阿
朱别伊回忆，1952年夏天，他同白俄罗斯共青团第一书记、前游击队员、苏联英雄
彼得·米罗诺维奇·马舍罗夫被派往奥地利参加保卫和平青年大会。在维也纳他们
到处都看到中央情报局的间谍。马舍罗夫微微蠕动嘴唇，对阿朱别伊说：“这是个
特务，记住他，阿列克谢，不要留下痕迹……”
淄莫夫教授说：“1950年被捕的人曾回忆说，在列福尔托沃监狱，通往审讯犯
人的侦讯楼的楼梯台阶严重磨损，以至于根本没法走，只能贴着墙走。而关门装修
又是不可能的，因为新的犯人源源不断……”
斯大林打算重复1937年的大清洗。那个时候搜捕的是德国间谍，现在是美国间
谍。
令历史学家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是，斯大林在时不时地宣布某位最高层领导
人应对国家的所有问题负责时，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老年人的偏执狂，而在多
大程度上又是出于一种卑鄙小人的盘算。
我已经引述过作家科尔涅利·柳齐安诺维奇·泽林斯基关于他同法捷耶夫几次
谈话的回忆录。有一次，是在战后，法捷耶夫被斯大林叫去：
“法捷耶夫同志，您应当帮帮我们。您没有做任何事情来真正地帮助国家同敌
人作斗争。我们给了您一个‘秘书长’的响亮称号（1946…1954年，法捷耶夫担任
苏联作家协会秘书长一职作者注），而您却不知道，您周围有一些老牌国际间
谍。”
“可谁是间谍呢？”
斯大林微微一笑，有的人因为这种微笑而晕过去，法捷耶夫也知道，这一微笑
没有什么好兆头。
“为什么要我告诉您这些间谍的名字呢？您本应当知道的。不过，法捷耶夫同
志，如果您是一个这样差劲的人，那么我可以给您提个醒，告诉您该从哪个方向去
找以及您能帮我们做什么。第一，老牌间谍是您最好的朋友帕夫连科。第二，您很
清楚，伊利亚·爱伦堡是个国际间谍。第三，难道您不知道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是
英国间谍吗？我此时问您，您为什么对此保持沉默？为什么您不给我们任何暗示呢？……”
斯大林想再次使用那种在他看来确保他1937年大清洗获得成功的模式。他那时
到底是怎么做的呢？他让中央书记叶若夫接替肃反头子亚戈达，将老工作人员清除
出国家安全机关，派职业党务工作者前去接替。而那些被捕者被列为德国间谍，因
为人民感觉到了来自德国的威胁。
如今肃反头子阿巴库莫夫被苏共中央局长伊格纳季耶夫所取代，党和共青团机
关里的年轻人被调往国家安全部。被捕者被称作是美国间谍。但鉴于1952年公众的
情绪不同于1937年，需要进行公审。公审可以激化国民的仇恨，可以为大清洗创造
必要的气氛。
然而斯大林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一切……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斯大林之死的三个说法
在3月份的那一天，在领袖的尸体旁，瓦西里·斯大林第一个喊道，他的父亲是
被谋杀的。这样想的人不止他一个。
斯大林即使上了年纪，看上去也像是一个体格强壮的人。没有任何迹象预示着
他会猝然死亡，虽然最后几年他一直疾病缠身。根据保存至今的文件来判断，他得
过两次中风。但当时这事是不能说的。
当他感觉不适的时候，他不让任何人到他跟前来。他曾在南方生病。在他第二
次中风的时候，贝利亚想前去探望他，斯大林没有允许。
他不仅不需要纯粹出于人性的同情，而且也不想让人知道他有恙在身。他的病
是国家最高机密。所有人都认为，领袖身体健康，并且在工作着，即使是休假时也
在工作。
苏联报刊每天写这个人的事情，而他想的是让同胞们对他的了解仅限于允许他
们知道的范畴。
比如，在所有的百科全书和官方的履历介绍中都写着，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
奇·朱加什维利生于1879年12月21日（公历）。但有文件表明，他的出生时间比通
常认为的要早一年零三天，不是1879年，而是1878年。
在哥里圣母升天教堂的生死登记册上写着，约瑟夫·朱加什维利生于1878年。
他在哥里教会学校的毕业证明、警察局的文件以及他1920年亲手填写的履历表上也
写着这个年份。此后他的出生年份便被更改了。
斯大林后来自己填写表格时，出生年份一栏他干脆就空过去不填了。如果是别
人按他的口述来填写，那就让写多大年纪，比方说45岁还是没有指明出生年份……
历史学家们认为，此事是有缘由的。
瑙莫夫教授说：
“这样做似乎是想掩盖在蹲监狱期间同宪兵局打交道的事情。如何从卡片库里
找一个人呢？得知道姓、名、父称和出生日期。如果出生日期不一样，人就找不到
了……”
这是不是说，历史学家们还是怀疑斯大林同宪兵局有某种关系？
瑙莫夫教授说：
“这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事情。谁知道一个人进了监狱后会有什么样的言行呢？
自由的时候，跟同志们在一起的时候，是英雄；而在那里会是另一个人。特别的关
系很可能不会有，但是某种动摇和尽快获得自由的愿望是可能有的。而斯大林不希
望有人知道这件事……”
斯大林的私生活和健康状况也属于这类秘密。战前他是个健康的人，只是经常
得流感和咽峡炎。
保留在政治局档案里的斯大林个人案卷被人巧妙地清理过了，没有完整的病历。
有那么个别几页装在封口的信封里。上面可以找到关于困扰斯大林的没完没了的感
冒和咽炎的医生记录。但关于心血管疾病和高血压却只字未提。他曾经向周围的人
抱怨说头痛，这对高血压患者来说是典型的症状，而有关他这种抱怨的医疗记录却
没有。
战后他开始病得厉害了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从1945年起，他每年都要
在南方度过三四个月。通常都是在12月ZI日，即他的生日前回来。在远离众人的南
方，他接受治疗。对他进行的一些分析化验的结果保存了下来。只是开的证明用的
都是别人的名字，一般都是取送单据的保卫人员的名字。1952年，所有化验单据用
的都是他的侍卫长赫鲁斯塔廖夫的名字。
瑙莫夫教授说：
“有人说斯大林不关心自己的身体，经常赶走医生，说给他治病的是波斯克列
贝舍夫，这并不符合事实。波斯克列贝舍夫对请医生一事负责。而且给斯大林开的
所有药，他都要第一个服用！”
这种中世纪所使用的防止中毒的方法是否证明斯大林很怕死？
瑙莫夫教授说： “斯大林就像他的帝国里的所有人一样胆小怕事。他怕遭到谋害，怕有人给他
下毒。他活在一个充满刑事犯的世界里。如果他杀人，那么为什么别人不能杀他呢？
他在自己的别墅里就餐时，也都不急于吃东西。每个菜都得有人尝过。人们把这当
成是关心客人的表现……”
前匈牙利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拉科西·马加斯曾在苏联生活多年，他回忆说，斯
大林通常要同政治局委员们一起吃晚饭：
“食物和饮料放在一个大桌子上，每个人都自助，包括斯大林。他总是充满好
奇心地掀开菜盘上的盖子，让我注意这道或那道菜。聚餐的时候斯大林甚至总要多
喝几杯。我不止一次观察他如何端着并不适合用来喝香槟的高脚杯，一小口一小口
地饮用齐姆良葡萄酒或是香摈酒。不过斯大林喝酒的过程就像他抽烟一样，同抽烟
本身相比，斯大林要花更多的时间来撕开‘黑塞哥维纳’牌烟的纸卷，将烟丝装满
烟斗，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