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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亚尔齐利亚冶金厂；
古比雪夫水力发电站工程局；
斯大林格勒水电站建设局；
水利工程勘探设计研究局；
石油加工厂和人造液体燃料企业建设总局；
乌赫塔石油开采和加工联合企业；
公路总局；
铁路建设总局；
土库曼主运河建设总局；
顿河下游水利灌溉工程局；
石棉工业总局；
云母工业总局；
伯朝拉煤田工业联合企业沃尔库塔煤炭联合企业、因塔煤炭联合企业；
磷灰石霞石精矿开采工业联合企业；
基洛夫化工厂建设局；
森林工业总局；
伏尔加河波罗的海河道建设总局；
加里宁格勒州统用开采和加工联合企业（第九联合企业）
……
所有这些庞大的生产性机构都依靠囚犯们奴隶般的劳动而存在。内务部不仅向
各生产建设部门无偿提供这种顺从的劳动力，而且本身也变成了一个生产建设部。
谢尔盖·科鲁格洛夫也当了几年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笔下的
《古拉格群岛》的主人（“古拉格”在俄语中是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缩写译者注）。
群岛建了很长时间，起初它的主人并没有打算折磨犯人。
涅克拉索夫教授所著的《十三名“铁腕”人民委员》一书中节选了全俄肃反委
员会保密处处长萨姆索诺夫写给捷尔任斯基的一份报告的片断，萨姆索诺夫曾到列
福尔托沃监狱了解那里的政治犯的关押条件：
‘牢房里又脏又潮又臭，一股霉味，最严重的是那让人根本无法呼吸的烟雾……
牢房里用的是原始的到处冒烟的火炉，没有任何通风装置；犯人们抱怨伙食太差，
没有书看。走廊里烟雾弥漫，暗无天日，地上是脏水和污秽……这里的政治犯宣布
进行绝食并要求转到布特尔斯基监狱，这应当被看作是正当的。不应当这样对待活
着的人，不应当将他们关押在这种环境中，这是在犯罪。
“结论：解散列福尔托沃监狱管理机构，将管理人员移交法办，原因是以非人
道的方式对待囚犯，这是由于他们不尽职责。玩忽职守而造成的。”
十月革命之后，有一些人真正在从事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活动，他们不怕迫
害，虽然危险是明摆着的。许多没有在当地受处罚的政治反对者被判流放2…3年。
然后再被判上同样的期限，不过这次已经是在索洛韦茨基劳改营或是在政治隔离所。
在政治隔离所之后又是放逐以及禁止在大城市居住（称为“减刑”）。总的来看，
当时建立了独特的一条龙措施：劳改营一流放一“减刑”。政治犯刚刚被释放不久
就又被抓起来，当局制造新的案子，然后再将他们送入劳改营。
多名作者合著的《俄罗斯内务部机构和内卫部队》一书（1996年出版）讲述了
我国惩戒制度的历史。十月革命后，监管那些剥夺自由地点的职责由当地的苏维埃
来承担。苏维埃建立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决定是将犯人囚禁还是应该将其释放。
新政权的官方声明说，他们与其说是要惩罚犯人，不如说是教育犯人，为此，他们
说要建立农业劳动改造移民区。 然而，1918年9月5日，俄联邦人民委员会《关于红色恐怖》的决定出台。根据
1919年3月21日颁布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和5月17日颁布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
会决定，建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集中营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强制劳动营。1920年，在
索洛韦茨基群岛出现了第一座特种劳改营专门囚禁苏维埃政权敌人当中的活跃
分子。
国内战争结束后，所有监禁地都归属内务人民委员部。当时共监禁着大约7万人。
差不多从1925年起，被送进监狱的人多了起来。
20年代末，广泛利用犯人从事生产劳动的想法酝酿成熟。
劳改营制度于1929年建立。这些劳改营不仅要自己养活自己，而且得盈利。国
家政治保安总局有权侦查案件，作出判决，囚禁犯人并且用犯人来劳动。
1929年6月27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利用犯人来劳动的决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的集中营被改名为劳动改造营。那些刑期不少于3年的犯人都被转到那里。其他人仍
留在由各加盟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的农业或工业移民区。
1929年7月1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决定，交给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一项任务：
利用犯人劳动来发展人迹难至但蕴藏丰富自然资源的边疆地区的经济。计划在西伯
利亚、北部地区、远东和中亚建一些新的劳改营。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局长签发的命令中说，新的劳改营在肃反人员的领导下，
应当发挥改变边远地区经济和文化面貌的作用
到了1930年中期，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工业生活中就已经占据重要地位：犯人
们修建铁路，搞地质勘探，从事林业工作，建起化工、纸浆造纸联合工厂，从事木
材采运和鱼类加工。不久以前还不知道让犯人干什么好，如今这些犯人已经成为劳
动力的最重要来源。
1929年8月5日，北方特种劳改营最先成立。1931年2月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下面
成立了劳改营管理局。1931年4月，该局更名为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
1937年开始建立所谓的内部监狱，专门关押因犯有反革命罪而被侦讯和判刑的
犯人，这些内部监狱隶属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十处。
内务人民委员部总部有4所监狱：可关押570人的内部监狱、可关押3500人的布
特尔斯基监狱、可关押625人的列福尔托沃监狱和可关押225人的苏哈诺夫监狱。
1939年通过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监狱条例规定，禁止将受侦讯者的死讯告知
其亲属，禁止将尸体送交其亲属安葬。
战前的几年里，劳改营管理总局不断扩大。政府每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一项新
的任务，该部就为此成立一所劳改营。犯人们建军工厂，铺公路，修建机场，在采
矿冶金、能源燃料、化工。造纸等工业领域从事繁重而有损健康的生产劳动。
比如，一项有关修建阿尔汉格尔斯克和索利卡姆斯克纸浆造纸联合企业的政府
决定一出台，未来的新建筑工地所在地区便立刻建起能容纳14万名犯人的伐木劳改
营。
令人感到吃惊的是，犯人们在这种可怕的、非人的条件下能够找到生存下去的
力量。作家维克托·彼得罗维奇·阿斯塔菲耶夫在一次采访中说：“所有这些被强
制迁移到伊加尔卡的犯人几乎无一生还，但他们挣扎着，努力通过教育来保护自己
的孩子。有文化就有了一切。不管有没有教科书，所有人都如饥似渴地学习。”
直到1947年，内务部长科鲁格洛夫向政府提议让那些留在特别移民区的原囚犯
恢复自由。共有11．5万个家庭（32万人）获得了自由。这些人的不幸还没有人好好
地写过。甚至在获得自由之后，他们在政治上依然得不到信任。
战争开始后，因普通罪行和旷工而判刑的犯人被释放并送到军队。头3年共有9
7．5万名以上的犯人被送到红军。这大概是劳改营管理总局总人数的1／3。
双倍的人进了劳改营。此外，还有200多万人呆在特别移民区，其中150万人是
在战争期间被驱逐的，他们当中包括车臣人、印古什人、巴尔卡尔人、卡尔梅克人、
克里米亚鞑靼人、德意志人。
战争结束时，共有85万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服役。假如他们当中的大部分都被
派往迫切需要他们的前线，那么谁来看守那些犯人呢？
战争期间，内务人民委员部建了数百个机场、许多飞机制造厂、炼铁高炉、煤
矿、化工厂，修筑了数千公里的铁路和公路，开采了从黄金到石油在内的所有必需
的矿产资源。
战争期间，劳改营和移民区的内部规章制度更加严格，看守人员甚至在犯人拒
绝上工时都可以动用武器。监禁条件如此之严酷，以至于仅1942年一年在劳改营就
有248877人死亡。
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检察院两度1941年6月22日和1942年4月29日联合下
达指示，根据这些指示，那些刑期已满的犯人没有获得自由，而是作为雇用人员继
续在当地劳动。区别在于，他们来去不再被押送，并且会给他们付工钱。他们不能
离开或是更换工作。
这两项指示是保密的，那些受其约束的人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直到1946
年才被释放，那时，斯大林终于同意放他们回家。
当红军转入进攻后，劳改营管理总局开始关押那些曾在被占领区同德国当局合
作的苏联公民。
据多年领导国家计委的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巴伊巴科夫回忆，战争结束
时，斯大林责成时任石油工业人民委员的他修建生产合成发动机燃料的联合工厂。
他下令将囚犯送到建筑工地上。“这是一支从不推辞工作的机动力量，” 巴伊巴科
夫感叹地写道，“人们住在很快搭建起来的简易住房和防寒帐篷里，住在土窑洞里，
在任何天气条件下都工作无论是下雪下雨，还是酷暑严寒，每天工作12小时。”
犯人们为生存权而工作，为增加口粮。为尽快获释而工作。起初在劳改营管理
总局，就连最有才能的、学识最渊博的专家都得从事一般的工作，结果他们接连死
去。后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们想到，如果让他们制造可以向斯大林汇报的新技
术装备，那么这些未来的科学院院士可能会给部里带来荣誉。
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科罗廖夫的命运很有代表性，他是火箭的发明者，最先
将人送上太空。1938年，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处他10年监禁，原因是他“参与了
反苏恐怖破坏活动”。
为他辩护的人当中包括苏联英雄、最高苏维埃代表、那个时候家喻户晓的飞行
员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