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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人类之爱，以对自己的一些同胞可能遭受的不便和痛苦产生的真正同情为基础的。
这种体制的精髓通常倾向于那种更高尚的热心公益的精神，总是激励它，常常为它火上
加油，甚至激励到狂热的程度。在野党的领袖们，常常会提出某种好像有道理的改革计
划——他们自称这种计划不仅会消除不便和减轻一直在诉说的痛苦，而且可以防止同样
的不便和痛苦在将来任何时候重现。为此，他们常常提议改变国体，并且建议在某些最
重要的方面更改政治体制，尽管在这种政体下，一个大帝国的臣民们已经连续好几个世
纪享受着和平、安定甚至荣耀。这个政党中的大部分成员，通常都陶醉于这种体制的虚
构的完美，虽然他们并未亲身经历这种体制，但是，他们的领袖们用自己的辩才向他们
进行描述时却给它涂上了极其眩目的色彩。对这些领袖本身来说，虽然他们的本意也许
只是扩大自己的权势，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迟早会成为自己雄辩术的捉弄对象，并且同
他们的极不中用和愚蠢的一些追随者一样，渴望这种宏伟的改革。即使这些政党领袖实
际上像他们通常所做的那样，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没有盲从，他们也始终不敢使自己的
追随者失望；而常常不得不在行动上做出他们是按照大家的共同幻想行事的样子，虽然
这种行动同自己的原则和良心相违背。这种党派的狂热行为拒绝一切缓和手段、一切调
和方法、一切合理的迁就通融，常常由于要求过高而一无所获；而稍加节制就大半可以
消除和减轻的那些不便和痛苦，却完全没有缓解的希望了。
其热心公益的精神完全由人性和仁爱激发出来的那个人，会尊重已确立的权力、甚
至个人的特权，更尊重这个国家划分出来的主要社会阶层和等级的权力和特权。虽然他
会认为其中某些权力和特权在某种程度上被滥用了，他还是满足于调和那些不用强大的
暴力便常常无法取消的权力和特权。当他不能用理性和劝说来克服人们根深蒂固的偏见
时，他不想用强力去压服它们，而去虔诚地奉行西塞罗正确地认为是柏拉图的神圣的箴
言的那句话：“同不用暴力对待你的父母一样，决不用暴力对待你的国家。”他将尽可
能使自己的政治计划适应于人们根深蒂固的习惯和偏见；并且，将尽可能消除也许来自
人们不愿服从的那些法规的要求的不便之处。如果不能树立正确的东西，他就不会不屑
于修正错误的东西；而当他不能建立最好的法律体系时，他将像梭伦那样尽力去建立人
们所能接受的最好的法律体系。
相反，在政府中掌权的人，容易自以为非常聪明，并且常常对自己所想象的政治计
划的那种虚构的完美迷恋不已，以致不能容忍它的任何一部分稍有偏差。他不断全面地
实施这个计划，并且在这个计划的各个部分中，对可能妨碍这个计划实施的重大利益或
强烈偏见不作任何考虑。他似乎认为他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非常
容易地摆布若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他并没有考虑到：棋盘上的棋子除了手摆布时
的作用之外，不存在别的行动原则；但是，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它自
己的行动原则，它完全不同于立法机关可能选用来指导它的那种行动原则。如果这两种
原则一致、行动方向也相同，人类社会这盘棋就可以顺利和谐地走下去，并且很可能是
巧妙的和结局良好的。如果这两种原则彼此抵触或不一致，这盘棋就会下得很艰苦，而
人类社会必然时刻处在高度的混乱之中。
某种一般的甚至是有系统的有关政策和法律的完整的设想，对于指导政治家持何见
解很可能是必要的。但是坚决要求实现这个设想所要求做到的一切，甚至要求一切都马
上实现，而无视所有的反对意见，必然常常是蛮横无理的。这里想使他自己的判断成为
辨别正确和错误的最高标准。这使他幻想自己成为全体国民中唯一有智慧和杰出的人物，
幻想同胞们迁就他，而不是他去适应同胞们的要求。因此，在所有搞政治投机的人中，
握有最高权力的君主们是最危险的。这种蛮横无理在他们身上屡见不鲜，他们不容置疑
地认为自己的判断远比别人正确。因此，当这些至高无上的皇家改革者们屈尊考虑受其
统治的国家的组成情况时，他们看到的最不合心意的东西，便是有可能妨碍其意志贯彻
执行的障碍。他们轻视柏拉图的神圣箴言，并且认为国家是为他们而设的，而不是他们
自己是为国家而设的。因此，他们的改革的伟大目标是：消除那些障碍；缩小贵族的权
力；剥夺各城市和省份的特权；使这个国家地位极高的个人和最高阶层的人士成为像最
软弱和最微不足道的人那样的无力反对他们统治的人。
道德情操论（6卷…2篇）
第三章 论普施万物的善行
虽然我们有效的善良行为很少能超出自己国家的社会范围，我们的好意却没有什么
界限，而可以遍及茫茫世界上的一切生物。我们想象不出有任何单纯而有知觉的生物，
对他们的幸福，我们不衷心企盼，对他们的不幸当我们设身处地想象这种不幸时，我们
不感到某种程度的厌恶。而想到有害的（虽然是有知觉的）生物，则自然而然地会激起
我们的憎恨；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它怀有的恶意实际上是我们普施万物的仁慈所起
的作用。这是我们对另外一些单纯而有知觉的生物——它们的幸福为它的恶意所妨害—
—身上的不幸和怨恨感到同情的结果。
这种普施万物的善行，无论它如何高尚和慷慨，对任何这样的人来说——他并不完
全相信：世界上所有的居民，无论是最卑贱的还是最高贵的，都处于那个伟大、仁慈以
及大智大慧的神的直接关怀和保护之下，这个神指导着人类本性的全部行为；而且，其
本身不能改变的美德使他注意每时每刻在其行动中给人们带来尽可能大的幸福——只能
是不可靠的幸福的源泉。相反，对这种普施万物的善行来说，他这种对于一个无人主宰
的世界的猜疑，必然是所有感想中最令人伤感的；因为他想到在无限的、广大的无边的
空间中人所未知的地方除了充满着无穷的苦难和不幸以外什么也没有。一切极端幸运的
灿烂光辉，决不能驱散阴影，从而上述十分可怕的悲观想法必然使想象出来的事物黯然
失色；所有最折磨人的不幸所产生的忧伤，也不能在一个有智慧和有美德的人身上，消
除他的愉快情绪——他之所以有这种愉快情绪肯定是由于他习惯性地完全相信与上述悲
观看法相反的看法的真实性。
有智慧和有美德的人乐意在一切时候为了他那阶层或社会团体的公共利益而牺牲自
己的私人利益。他也愿意在一切时候，为了国家或君权更大的利益，而牺牲自己所属阶
层或社会团体的局部利益。然而，他得同样乐意为了全世界更大的利益，为了一切有知
觉和有理智的生物——上帝本身是这些生物的直接主管和指导者——这个更大的社会的
利益，去牺牲上述一切次要的利益。如果他出于习惯和虔诚的信念而深切地感到，这个
仁慈和具有无上智慧的神，不会把对普天下的幸福来说是没有必要的局部的邪恶纳入他
所管理的范围，那么，他就必须把可能落到自己身上、朋友身上、他那社会团体身上或
者他那国家身上的一切灾难，看成是世界的繁荣所必需的，从而认为它们不仅是自己应
当甘受的灾难，而且是——如果他知道事物之间的一切联系和依赖关系——他自己应当
由衷地和虔诚地愿意承受的灾难。
对于宇宙伟大主宰意志的这种高尚的顺从，看来也没有超出人类天性所能接受的范
围。热爱和信赖自己的将军的优秀军人们，开往他们毫无生还希望的作战地点，常常比
开往没有困难和危险的地方，更为乐意和欣然从命。在向后一地方行军的途中，他们所
能产生的情感只是单调沉闷的平常的责任感；在向前一地方行军的途中，他们感到自己
正在作出人类所能作出的最高尚的努力。他们知道，如果不是为军队的安全和战争的胜
利所必需，他们的将军不会命令他们开往这个地点。他们心甘情愿地为了一个很大的机
体的幸福而牺牲自己微不足道的血肉之躯。他们深情地告别了自己的同伴，祝愿他们幸
福和成功，并且不仅是俯首帖耳地从命，而且常常是满怀喜悦地欢呼着出发，前往指定
的那个必死无疑但是壮丽而光荣的作战地点。任何一支军队的指挥者，都不能得到比宇
宙的这个最大的管理者所得到的更为充分的信任、更为强烈和狂热的爱戴。无论对于最
重大的国家的灾祸还是个人的灾难，一个有理智的人都应当这样考虑：他自己、他的朋
友们和同胞们不过是奉宇宙的最大管理者之命前往世上这个凄惨的场所；如果这对整个
世界的幸福来说不是必要的，他们就不会接到这样的命令；他们的责任是，不仅要乖乖
地顺从这种指派，而且要尽力怀着乐意和愉快的心情来接受它。一个有理智的人，确实
应当能够做一个优秀的军人时刻准备去做的事情。
亘古以来，以其仁慈和智慧设计和制造出宇宙这架大机器，以便不断地产生尽可能
大的幸福的那个神的意念，当然是人类极其崇敬地思索的全部对象。同这种思索相比，
所有其它的想法必然显得平庸。我们相信，倾注心力作这种崇高的思索的人，很少不成
为我们极为尊敬的对象；并且虽然他的一生都用来作这种思索，但是，我们所怀有的对
他的虔诚的敬意，常常比我们看待国家最勤勉和最有益的官员时所怀有的敬意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