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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同的道德准则的准确程度可能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尽力把它们收集和整理在
体系中的作者们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行事。一种人始终坚持有关某种美德的考虑自然地引
导他们采用的那种不明确的方式；而另一种人则普遍地尽力采用其中只有某些可能具有
确定性的戒律。前者像批评家那样写作，后者像语法学家那样写作。Ⅰ．关于前一种人，
我们可以把古代一切道德学家计算在内，他们自我满足于以一般的方式描写各种罪恶和
美德，并且既指出某种倾向的缺陷和不幸，也指出其它倾向的正当和幸福，但是不喜欢
规定许多无可指摘地适用于一切特殊情况的明确的准则。他们仅按语言可能说清的程度，
首先努力确定在哪一方面存在内心的情感，即每一种美德据以树立的内心情感；确定哪
一种内心的感情或情绪构成了友谊、人道、慷慨、正义、高尚以及其它一切美德的本质，
也构成了与之对立的各种罪恶的本质；其次，努力确定什么是行动的一般方法；什么是
那每一种情感都可能导致我们达到的普通的行为的常态和一般趋向，确定一个友好的人、
一个慷慨的人、一个勇敢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以及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在普通的场合想
怎样做。
为了表示每种特殊美德据以树立的内心情感的特征，虽然需要一枝精巧和准确的笔，
然而，这是一桩可以相当正确地完成的任务。的确，根据各种环境可能发生的变化，来
表述每种情感经历或应该经历的一切变化，是不可能的。它们是无穷无尽的，也无法用
语言来表示。例如，我们对老人怀有的友好情感，不同于我们对年青人怀有的那种情感；
我们对严肃的人怀有的友好情感，不同于我们对具有温文尔雅风度的人怀有的那种情感，
也不同于我们对愉快活泼和兴高采烈的人怀有的那种情感。我们对一个男人怀有的友谊
不同于一个女人给予我们的友谊，即使那里并不掺杂任何肉欲的激情也是如此。哪一个
作者能够列举和说清楚这种情感可能经历的这些和其它一切无穷无尽的变化呢？但是，
一般的友好情感和对它们来说是平常的亲切依恋之情仍可十分精确地确定。描绘这种情
感的图画虽然在许多方面总是不完整的，但是当我们碰到它时，它可能具有很多相似之
处，因而我们能够知道它的根源，并且甚至可能把它同诸如善意、关心、尊敬、钦佩之
类跟它有很大相似之处的其它情感区别开来。
以一般的方式来描绘什么是各种美德可能促使我们采取行动的普通方法，更为容易。
的确，没有做过这类事情，而要描绘各种美德所据以树立的内在情感或情绪，几乎是不
可能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由于它们在心中自我表现，用语言来表达所有不同激
情变化的不可见的特征，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它们所引起的面部变化，没有它们所引
起的态度和行为的变化，没有它们所暗示的决心，没有它们所导致的行动，那么，除了
通过描述它们所产生的结果，没有任何其它方法可以划定它们的界限并把它们相互区别
开来。因此，西塞罗在《论责任》第一册中，努力引导我们去实践四种基本美德；亚里
士多德在《论理学》的实践部分，给我们指明了他想要我们据以调整自己行为的各种习
性，如慷慨、高尚、宽宏大量、甚至幽默和善意的嘲弄——那位放任的哲学家在美德的
序列中应该占有一定地位的一些品质，虽然我们自然给予它们的赞同的荣光似乎不应该
使它们具有如此令人起敬的名称。
这类著作向我们作了适意而生动的图画似的叙述。通过它们生动活泼的描述，它们
激起了我们对美德的自然热爱，并增强了我们对罪恶的憎恶；通过它们公正和细致的评
述，它们往往有助于纠正和明确我们对于行为合宜性的自然情感，并通过提供慎重而周
到的考虑，使我们做出比缺少这种指导时可能想到的更为正确的行为。在对道德准则的
探讨中，以这种方式构成了被人们恰当地称为伦理学的科学，它虽然像有人批评的那样
没有高度的精确性，但仍不失为一种具有很大的效用和令人愉快的科学。尤其是，伦理
学很容易用雄辩来装饰，由此如果可能的话，便可赋予极琐细的责任准则以新的重要性。
其训导经过这样的修饰，就能对具有很大可塑性的年轻人产生十分崇高和持久的影响；
由于这些训导与风华正茂年龄的天生高尚之情相一致，它们至少会暂时激发很大的决心，
从而帮助确立和巩固最好和最有益的、人们易于接受的习惯。无论戒律和规劝如何能激
励我们去实践美德，都是通过这种科学完成的，都是以这种方式表达的。Ⅱ．关于第二
种道德学家，我们可以把中期和晚期的基督教教会的一切雄辩家计算在内，也可以把在
本世纪和前一世纪探讨过所谓自然法学的所有那些人计算在内，他们不满足于自己以这
种一般方式来表述他们可能介绍给我们的那种行为一般趋向的特征，而努力为我们指出
各种行为的方向，规定正确而精细的准则。因为正义是人们可以合宜地为其制定正确准
则的唯一美德，所以它主要得到那两种作家的考虑。然而，他们是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
式加以探讨的。
撰述法学原则的那些人，仅仅考虑权利人应认为自己有权使用暴力强求什么；每一
个公正的旁观者会赞同他强求什么，或者他提请公断而同意为他伸张正义的法官或仲裁
人，应该迫使另一方承受或履行什么。另一方面，雄辩家们思考较多的，不是使用暴力
可以强求什么，而是义务人应认为自己必须履行什么义务，义务人之所以认为自己必须
履行某些义务，一方面是出于对一般正义准则的极为神圣而严格的尊重，另一方面是由
于从内心深处害怕损害邻人，害怕给自己的品格抹黑。给法官和仲裁人规定作出决断的
准则正是法学的目的。给某个善良的人规定行为的准则正是雄辩学的目的。通过遵守所
有的法学准则，假定它们从来都是如此完美，其结果就只是避免外在的惩罚。通过遵守
雄辩学的那些准则，假定它们应该如此，我们可能由于自己的行为正确和一本正经而值
得人们高度赞扬。
可能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善良的人，虔诚和认真地尊重一般正义准则，会想
到自己有义务做许多可能是极其不义地强迫他做的、或者是法官或仲裁人用暴力逼迫他
做的事情。举一个平凡的例子。一个拦路抢劫的强盗，以杀害相威胁强迫一个旅行者允
诺给他一笔钱。这样一种在非正义的暴力强迫下所作的允诺，是否应该看作必须做到的
事情，是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法学问题，结论就可能是不容怀疑的。认为那个拦路强盗有权用
暴力强迫别人履行诺言，那或许是荒唐的。强迫别人作出承诺是一种该受高度惩罚的罪
恶，而强迫别人履行诺言则是罪上加罪。拦路强盗并不能抱怨受到了什么伤害，他只是
被那个本来可以正当地把他杀死的人骗了。认为法官应该强制实施这一允诺，或者认为
地方官应该承认它们是法律上认可的行为，那或许是所有荒唐事件中最大的笑柄。因此，
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看作法学问题，我们就能毫无困惑地作出决断。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看作雄辩学的问题、就不能这样容易地作出决断。一个善良的
人，由于真心诚意地尊重神圣的正义准则（这种准则要求遵守一切严肃的诺言），是否
不会想到自己有义务履行诺言，至少是很可怀疑的。不容置辩的是，不应尊重那个使他
陷入这种处境的坏蛋的失望情绪。不履行诺言并不会给那个强盗造成任何损害，从而用
暴力不能勒索到任何东西。但很可能成为问题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不应尊重他自己
的尊严和荣誉，是否不应尊重他品质中那不可亵渎的神圣部分（这部分品质使他尊重真
理的法则而憎恶每一种近于背叛和欺骗的东西）。关于这一点，雄辩学家们当然存在极
大的分歧。在一派中，我们可以把古代作家西塞罗计算在内，把现代作家普芬道夫和其
注释者巴比莱克计算在内，尤其是把后来的哈奇森博士，一个在大多数情况下决不是无
所拘束的雄辩家计算在内，这一派毫不犹豫地断定，决不应尊重这样的允诺，并且断定
不这样想就是十足的软弱和迷信。在另一派中，我们可以把某些教会的古代神父们计算
在内，也可以把某些著名的现代雄辩学家计算在内，这一派具有另一种观点，断定必须
履行所有这类允诺。
如果我们按照人类的普通情感来考虑问题，就会发现人们认为甚至对这类允诺也应
有所尊重；但会发现，无法根据任何一般准则来确定这在多大程度上毫无例外地适用于
一切场合。我们不应当选择十分直率而又轻易地作出这类允诺的人和随便违背诺言的人，
作为自己的朋友和伙伴，某个允诺拦路抢劫者五镑钱而未履行该诺言的绅士，会招致某
种指责。然而，如果允诺的这笔金额相当大，就很可怀疑怎么做是合宜的，例如，如果
支付这笔钱会彻底毁灭作出诺言的人的家庭；如果这笔金额大到足以促使最有益的目的
实现，那么，为了拘泥小节而把这笔钱扔进如此卑鄙之手，就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犯了罪，
至少是极其不合宜的。若某人为了遵守对盗贼的诺言而使自己沦为乞丐，或阔气得给盗
贼10万英镑，那么，就人类的常识来说，这个人会显得极其荒唐和过分。这种慷慨似乎
违背了他的责任，即他对自己和对别人负有的责任，因此，如此尊重被迫作出的许诺，
决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然而，凭借某种明确的准则，来确定对此应给予何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