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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背了他的责任，即他对自己和对别人负有的责任，因此，如此尊重被迫作出的许诺，
决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然而，凭借某种明确的准则，来确定对此应给予何种程度的尊
重；或由此可能给予的最大金额是多少，显然是不可能的。这要随同那些人的品质，随
同他们的境况，随同那种诺言的严肃性，甚至随同那种冲突的各种情节而变化；如果人
们以那种极度豪爽的态度——这种豪爽有时可以在具有极其放荡的品质的人们中间看到
——来对待这个作出诺言的人，它就似乎比在其它情况下更为正当。总之。可以说，正
确的合宜性需要遵守一切诺言，只要这不违反某些其它更为神圣的责任，例如对公众利
益负有的责任，对那些我们出于感激、亲情或善心而要赡养和抚养的人负有的责任。但
是，如前所述，我们没有任何明确的准则来确定哪些外在的行动是出于对这种动机的尊
重，因而也不能确定什么时候那些美德同遵守这种诺言相矛盾。
然而，可以说，不管什么时候，即使为了最必要的理由而违背了这类诺言，对作出
这类诺言的那个人来说，也总是某种程度的不光彩行为。在作出这类诺言之后，我们可
以确信遵守它们是不合宜的。但是，在作出这类诺言的时候，仍然存在某种错误。至少
这是违背了有关宽宏和荣誉的最重要和最高尚的格言。一个勇敢的人应该宁死不作他既
不可能毫不愚蠢地保持，也不可能恬不知耻地违反的某种诺言。因为这种处境总是伴随
着某种程度的羞耻之心。背信弃义和欺骗是极为危险、极为可怕的罪行，同时也是人们
非常容易、在许多情况下也是非常稳当地沉缅的罪行，因而我们对它们比对几乎所有其
它东西更为戒备。所以，在各种情况和各种处境中，我们的想象就带有羞于违反一切誓
约的观念。在这一方面，它们类似于破坏女性的贞节，女性的贞节是一种因为同样的理
由而为我们极其注重的美德；而且我们对前者的情感并不比对后者更为敏感。背信弃义
将无可挽回地蒙受耻辱。任何情况任何恳求都不能使其得到宽宥；任何悲痛和任何悔改
都无法弥补这种耻辱。在这一方面，我们十分谨慎，因而在我们的想象中，即使一次强
奸也使我们蒙受耻辱，而且连内心的清白也不能够洗刷掉肉体上的玷污。如果人们曾经
一本正经地对此发过誓，甚至对人类中最微不足道的人来说，它也与违背诺言的情况相
同。忠诚是一种亟需具备的美德，因而我们普遍认为它甚至是除此之外一无所有的人们
也当然具有的，也是我们以为杀死和毁灭他们是合法的人们当然具有的。犯有违背忠诚
美德之罪的那个人为了拯救他的生命，而强烈要求履行诺言，是不合适的；因其诺言同
保持其它某种可尊重的责任相矛盾而予以背弃，也是不合宜的。这些情况可以减轻而不
能全部洗刷自己的耻辱。在人们的想象中，他看来已经犯了某种罪行，它同某种程度的
耻辱不可分割地联系着。他已经背弃了他曾经庄严地断言他要坚持的某种诺言；而且，
即使他的品质并非无可挽回地蜕变和败坏，至少有一种附加在他的品质上的嘲弄是极难
抹去的；我认为，没有一个经受过这类冒险的人会喜欢诉说这种经历。
这一例子可以用来说明，甚至当雄辩学和法学都研究一般正义准则的义务时，它们
之间在什么地方存在差异。
不过，虽然这种差异是真实和基本的，虽然这两种科学提出了十分不同的目的，但
是相同的主题在它们之间产生了很多相似之处，因而宣称研讨法学的大部分作者，有时
根据法学的原则，有时根据诡辩学的原则，毫无区别地，或许当他们这样和那样做的时
候没有意识到自己毫无区别地确定了他们所考察的不同问题。
然而，雄辩家们的学说决不限于考察对一般正义准则的真诚的尊重会向我们提出什
么要求。它包含基督教和道德上的其它许多方面的责任。看来导致人们研究这种科学的，
主要是在野蛮和蒙昧时代由于罗马天主教的迷信而引入的秘密忏悔的习惯，由于那种习
俗，人们会把最秘密的行为，甚至会把每一个可能被怀疑为稍许有损于基督教纯洁准则
的人的思想，告诉忏悔神父。那个忏悔神父告诉他的忏悔者是否以及在哪一方面违背了
自己的责任，并告诉他们在他能够以被冒犯的神的名义宽宥他们之前应该经受什么样的
苦行。
犯了错误的意识，甚或是猜疑，都是每个人内心的负担，都是并没有由于长期从事
不义行为的习惯而变得冷酷的所有那些人所伴有的忧虑和恐惧。在这种苦恼之中，如同
在其它一切苦恼之中一样，人们都自然地渴望通过向自己相信不会泄漏秘密的、谨慎的
人表露内心的极度痛苦，来解除自己在思想上感到的压力。他们由于这种供认而蒙受的
耻辱，会因他们自信必定引起同情、减轻不安而得到充分的补偿。发现自己并非完全不
值得尊重，并发现虽然自己过去的行为会受到指责，但是自己目前的做法至少会得到赞
同，而且或许足以补偿所受到的指责，至少仍会得到朋友的某种程度的尊重，这都会解
除他的痛苦。在那些迷信的时代里，为数众多而又狡猾的牧师渐渐得到差不多每一个私
人家庭的信任。他们拥有那些时代可能提供的浅薄的学问，而他们的方式，虽然在许多
方面是拙劣而又杂乱无章的，但是与他们所处年代的那些方式相比，却是完美而有规则
的。因此，他们不仅被视为一切宗教信徒的伟大指导者，而且被视为一切道德责任的伟
大指导者。什么人若幸好与他们相亲近，则会获得好名声，什么人若不幸受到他们的指
责，则将蒙受奇耻大辱。由于被看作正确和错误的最伟大的评判者，人们都自然地向他
们请教其所存在的一切疑惑；对任何人来说，可尊敬的是让人们知道他已使献身于神的
那些人了解了所有这样的秘密；并且在他的行为中，如果不得到他们的劝告和赞同，他
就不走出重要而困难的一步。因此，对牧师来说，把它确立为一般准则，即应该据此信
任他们，已经变成上流社会所欢迎的事，而且虽然没有确立此类准则，他们一般也会得
到信任，这是不困难的。使他们自己有资格成为牧师，就这样成为基督教徒和神职人员
的学业的必要部分，从那时候起，他们也被引导去收集有关所谓良心、美好和困难境况
例证，在这些例证中，很难断定在哪里可能存在行为的合宜性。他们认为，这些著作对
于良心的指导者们和被指导的那些人可能有用；由此开始出现有关雄辩学的书籍。
雄辩学家思考的道德责任，主要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限制在一般准则之内的那
些道德责任，而且违反它们自然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悔恨和对受惩罚的某种恐惧。雄辩家
撰写这类书籍的意图，是缓和因违反这种责任而产生的内心恐惧。但是，并不是缺少每
种美德都会受到这种极其严重的良心责备；没有人因为没有实行极为慷慨、友善或宽宏
大量的、处于他的情况有可能实行的行动，而请求他的牧师赦免。由于存在着这种不足，
被违反的准则通常是很不明确的，而且一般也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即：虽然遵守它可能
得到荣誉和报答，但是违反它似乎也不会受到实际的责备、非难和惩罚。雄辩家们似乎
把这类美德的实践看作是一种多余的工作，是不能非常严格地强求的，因此，对它们的
探讨是毫无必要的。
所以，被交付牧师制裁，以及由此归入雄辩家们观察范围的对道德责任的违反，主
要有三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也是首要的一种，是对正义准则的违反。在这里，各种准则是全然明确和
确定的；对它们的违反也自然伴有应该从神和人那里得到惩罚和害怕受到惩罚的意识。
第二种，是对雄辩学准则的违反。在一切很明显的例证中，都存在着对正义准则的
实际违反，而人们不对别人作出最不可原谅的伤害，就不可能犯下这种罪行。在较小的
事例中，当它仅仅相当于违反在男女交往中应该遵守的那些严格的礼节时，的确不能够
被恰当地看作是对正义准则的违反。然而，他们一般是违反了某种相当清楚的准则，至
少是其中的某一个人倾向于使违反了它们的那个人蒙受耻辱，严肃的人当然也倾向于使
其内心产生某种程度的羞耻和悔恨。
第三种，是对诚实准则的违反。违反事实，可以说，并不总是违背正义，虽然在许
多场合是如此，因而往往不会受到任何外来的惩罚。普遍存在的罪行，即使是一种非常
卑劣的行为，也往往可能没有伤害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受骗的人或其他人都不应提
出报复或赔偿的要求。不过，虽然违反事实并不总是违背正义，但是它总是对某一明确
准则的违反，也是自然地倾向于以使其羞愧来包庇犯有这种错误的那个人的东西。
在年幼的孩子中，似乎存在对人们告诉他们的什么都相信的一种本能意向。造物主
为了保护他们似乎认为（至少在某些时候）他们应该绝对相信关心他们的童年，以及受
托关心他们幼小时候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教育的那些人。因而，他们过分相信；要使他们
在某种合理的程度上产生疑惑和猜疑，需要他们长期体验人类的许多虚妄的东西。在成
人之中，毫无疑问，轻信的程度是十分不同的。最聪明和最富有阅历的人一般是最不轻
信的人。但是，其轻信程度不比应有的程度高的人，以及在许多情况下都不相信流言蜚
语——这些流言蜚语不仅原来是假的，而且很普通的思考和关注便可以使他知道它们不
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人，几乎不存在。天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