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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六十年代初——在梅兰芳、程砚秋已逝，尚小云、荀慧生已老的情况下，一个彻底改造传统戏曲角儿制的议题，终于摆上了桌面。首当其冲的是梅剧团。1960年梅兰芳剧团〃国营〃不久，便把中国京剧院三团的人员补充进来，演出阵容有了很大的充实。原梅剧团的人都认为〃这是体现党对梅派的重视〃。但到了舞台上，才发现梅剧团的人和补充进来的人终归是两套人马，谁的心情都不够舒畅，还多了一个流派之间的合作关系问题。加上，那时的梅氏子女不常演戏，梅剧团的旗子，靠着不是梅派的演员挑着。于是，有人说：〃这是月盛斋的牌子卖凉货。〃对于程派剧团，其作法是把程派弟子赵荣琛留下，并由上级做主把李元春兄妹私人办的北京青年京剧团改为国营。在剧团方针上制定了〃文武并举、李赵并重〃的原则，但这个方针却无法解决他们的舞台合作问题。程派演员认为既是程派剧团，就该以程派剧目为主，甚至对不叫程派剧团都有意见。而李氏兄妹则认为自己的武戏得不到发展，要求离去。结果是全台演员都卖了气力，观众并不买账，一个好儿也落不下。至于荀慧生剧团，由于荀先生年岁已老，再演花旦，形象不怎么好看。为培养自己的女儿，他提出改制。经批准上级同意把荀剧团改为集体所有制。可是所有制的变更却不能解决〃荀派与非荀派〃的流派矛盾。尚小云在1959年便去了西安，所以尚剧团是名存实亡。
1963年的夏季，北京市文化部门领导开会对这四个剧团现状作了研究。他们一致认为梅、尚、程、荀四个京剧团的问题，是〃在政治上使我们很被动，业务上不能做到继承发展，经济上又亏损。既不能体现党的文艺方针，也失去了工作的意义。局面不能再维持了，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彻底整顿。〃中央文化部也认为对梅、尚、程、荀进行整顿的问题，是〃无论如何不能再拖。再拖下去更会脱离群众，政治影响更坏〃。到了秋季，以人员安排为内容的整顿，基本完成。荀慧生安排到北京市戏曲研究所任所长。符合退休规定的人，退休。流派名演员与合作多年的老艺人，一部分调到北京市戏曲研究所（如姚玉芙、王少亭、郎富润等），一部分安排到北京市戏曲学校从事教学（如刘连荣、叶盛章等）。一般的演职人员有的调到本市其他表演艺术单位。业务发展条件不大的，经动员转业到其他单位工作。算来，一共有七种安排办法来处理这些艺术人才。原属四个剧团的不动产，如中和排练场、吉祥剧场、中山公园音乐堂、圆恩寺影剧院，或做新单位的宿舍、或划归北京市属、或由新剧团使用。原属四个剧团的全部物资器材，清点造册，上缴，封存。这些东西将根据新剧团需要或其他艺术表演团体的需要，调拨使用。而这个新剧团，就是准备筹建的北京市京剧二团。
再来说说尚小云。也就在这年，已调至西安的尚小云却在9月返回了北京。赴京前，他分别向陕西省委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省政协和省文化局的领导辞行。领导表示希望他在国庆观礼、电影（即尚小云电影艺术片）扫尾等工作完毕后回陕，商量成立京剧院的事。他的回京举动，引起北京和西安两方面的紧张。北京方面者怕他回北京，西安方面怕他不回西安，双方都派人做了跟踪调查。不久，一份关于尚小云先生来京前后情况的汇报送到了文化领导机关。那上面反映了以下两点情况：一、西安方面是希望尚小云在北京下榻民族饭店，住宿费由西安方面承担，但尚小云明确表示来京后，要住在自己的家。尚家化了很大的劳动力把家内家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还都安装了电灯。二、尚先生来京搬运的家具很多，包括他的戏箱、沙发、地毯、甚至他夫妇在西安的床铺也运到北京。汇报里还特别写明〃当初，他去西安时把戏箱油漆得和陕西省戏曲学校的戏箱一样颜色，而这次的戏箱颜色，油得和尚剧团的一样。〃很明显，尚小云是想借机重返北京。北京是什么？在别人眼里，北京是首都。但在尚小云心里，北京就是家。他回北京，就是回家。结果是令人意外的——尚小云非但没有回家，在10月底反而正式办理了调干手续，连户口都迁到了西安。这与他1959年去陕西时，北京市领导确定的〃一半北京一半西安〃做法相比，真是〃退到了墙根儿〃，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了。谁让自己现在是国家干部呢？那种自由职业者浪迹天涯、随心所欲的日子都成了记忆，也只剩下了记忆。〃文革〃中，尚小云在西安挨了斗，抄了家。更是一心想回北京，却已是有家归不得。这时，幸亏有个吴素秋——这个昔日在尚剧团挑梁唱戏的女演员，二话不说，自掏腰包把尚小云夫妇接回北京、接到自己的家里吃住。艺人久历世故，或多或少带着一点虚骄与势利，但他们又都能于衣食劳碌之中，存留一份真情。
大概是1962年的夏季，李万春带着内蒙古京剧团进京汇报演出。父母从报上得知了这个消息，便叫我去登门拜望。父亲叮嘱：〃你替我们送去问候。不要久坐。也可能人家会很冷淡地对你，懂吗？毕竟你的爸爸（19）57年对不起人家。〃
出乎意外！李万春夫妇极其热情地接待了我。沏茶续水，忙个不停。他把儿子李小春也叫了出来。李万春对儿子说：〃你今儿晚上，不是演《闹天宫》吗？赶紧去拿点票来，请章小姐赏光。〃李小春立即从口袋里拿出了两张戏票。没等我伸手，李万春便接了过去，看了一眼，说：〃楼下五排，挺好的票，您可一定去呀，看完了，给我们小春提提（意见）。〃
我笑了，也很不好意思。说：〃您弄错了，往后是请小春给我讲戏。〃
一说开了，话就长了。我问李砚秀（李万春夫人）在内蒙的生活怎么样，是否习惯。
李砚秀手指着摞着的几个大皮箱，长叹一口气。说：〃咱们中国人就是这样，甭管穷和富，祖宗三代的东西都得留着。你瞧，这些箱子里面没一样值钱的，可走哪儿，你也都得带着。累死了。咱们什么时候也像西方人那样生活就好了。〃
我问：〃西方人是哪样生活呀？〃
李砚秀说：〃夫妻分手，各提一个皮箱就走。〃
我大笑，觉得她是个能干聪明人。我俩聊得很久。后来，她还找出几本旧像册给我看。在她找的时候，我有空隙来打量李万春的临时住所。有两样东西，显得很特别。一是冰箱，那时的冰箱是稀罕之物。二是许多空酒瓶，多半是白兰地酒瓶。遂问李砚秀。
她说：〃鸣举（李万春的字），几乎是一天一瓶酒。最喜欢的喝法是白兰地加冰块。〃
我非常吃惊于他的洋派生活方式。又问：〃李先生是不是在反右以后才这样的呢？〃
李万春立即插话：〃我才不管什么左呀，右呀。我这辈子就是一唱戏，二喝酒；唱好戏，喝好酒。〃
这个人生目标是很低的，但这样的低，又有几人可以做到？
告辞的时候，一家人把我送到大门口。李万春握着我的手说：〃回去给令尊大人问好，给令堂大人问好，再替我问候黄（琪翔）副主席和李（伯球）主任！〃
这四个人是什么人？这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级的四大右派，被统战部圈定为农工党的〃章黄李（李）反党集团〃。我想，李万春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右派帽子与发配内蒙，皆源于此。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猛地伏在李万春的肩上抽泣。天地间，最薄的是心，最厚的也是心。
李万春被我的举止，搞得不知所措。李砚秀一旁劝慰道：〃别难过，戏班的人都是萍水相逢，讲的就是互不嫌弃。〃
〃互不嫌弃〃这四个字，我记了一辈子。谁能做到互不嫌弃呢？恰恰不是你的骨肉、至亲或最爱，而是那些萍水相逢的人。当晚我在前门外的庆乐剧场，看了李小春的《闹天宫》。剧场简陋，天气闷热，看得我大汗淋漓。李万春的这个儿子英俊又出息，观众为他而来，为他喝彩。我一向不去后台看热闹或凑热闹。但《闹天宫》演完，我对身边的男同学说：〃李小春太漂亮了！我得到后台看一眼。你陪我去吧。〃
男同学说：〃我要不陪呢？〃
〃那我就自己去。〃说罢，就转了身。
见到李小春，我吓一大跳：他坐在一张板凳上，耷拉脑袋，脸色惨白。全身如水洗，从头发尖到脚后跟寸寸湿透。他只朝我点点头，连招呼的气力也没了。。。。。。从这一刻起，我知道了什么叫血汗钱。
李小春，多么出色的一个青年演员，也跟着父亲发配至内蒙。戏剧界朋友闻讯都非常惋惜，说：〃小春本该留在北京，在北京他也是一流！〃后来，惋惜成了遗憾：他比他父亲还早地离开了人世。
1964年始，京剧进入大演现代戏的时期。北京京剧团紧锣密鼓地排练《芦荡火种》、《杜鹃山》。切莫以为就是个更换〃戏码〃的事。现代戏像一只巨大章鱼，其触角伸向艺人生活的每个层面、每个角落。
现代戏的排练和演出都是在强烈的政治挂帅气氛里进行的。剧团为加强领导，成立了党、团临时小组。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一步展开了〃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学习。全体演职员工觉悟提高，加强了组织纪律性。在北京京剧团4月送交上级的一份情况汇报里，明确提出〃反对单纯艺术观点，要推社会主义之新，使现代的英雄人物占领舞台阵地。。。。。。。通过动员会，大家都下保证，一定遵守制度，服从分配，树立部队三八作风，克服自由散漫的工作态度。并开始铲除雇佣观点和捧角思想〃。典型的例子是赵燕侠带头深入农村体验生活；每天提前十五分钟进排练场；再次主动提出降低工资。原本帝辇之下，京畿之地，生活是一向较别处丰裕自由。人们对艺术、对各种玩意儿，也有较宽阔的理解。但是政治形势的变化，同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