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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会使人感到他像是一个最慈蔼的教师或保姆”，“他能够用最清显
的言辞来解释最深奥的哲学，用大众化的口头语来解释辩证法”。白危还举
例说，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讲演中如何解释和对待民主：
朱德管八路军，他的马伕管他的马，一个管整个八路军，一个只管一匹
马！朱德还有马骑，可是他的马伕，就只管了这匹马，岂不是一点也不民主
吗？其实不然，朱德不但要骑马，而且要骑一匹好马才算民主。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指挥官，骑了蹩脚马跑不动，误了大事，岂不糟糕？（转引1989
年第5 期《资料卡片》）
读了或听了这样的语言，有谁还能不理解什么是民主、不明确应该怎样对待
民主这样的问题吗？可见基辛格和白危的印象是准确无误的。
当然，最能说明毛泽东语言风格具有通俗化的特点，还是应该由他写的
文章和讲话来证明。我们在后文评述毛泽东运用设问法的内容中提到，他习
惯运用重叠设问法。这也属于通俗化语言的运用。一个同样的问题，为什么
同时用一个抽象一个具体两个设问句的方法提出呢？那就是考虑到了他的读
者或听众文化层次和接受能力不同的缘故。运用设问法一般都能起到增强语
言鲜明性的效果，然而，如果设问中提的问题难懂，其鲜明性也未必都能增
强。毛泽东在这样的细微末节之处都能这样为读者或听众着想，就更知他对
通俗化问题是如何重视了。
应当格外指出的是，毛泽东对实践活动指导性越强的文章和讲话，其通
俗性程度也越强。例如，他写的《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这两篇文章，都属于哲学论文，内容也都是写实践第一、思想认识对实践依
赖关系的问题。应该说，这两篇文章都是通俗的，一般人都能读懂。但稍作
比较，就可以看出，后者比前者更通俗。这是因为，首先，后者比前者设问
句用得多，后者的标题和开头都是设问句。前者的标题比较文雅，而后者的
标题比较浅近。后者开头使用设问设答引出中心观点（“人的正确思想只能
从实践中来”），开宗明义，而前者仅提出一个问题（人们没有解决正确的
认识依赖于实践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提得也很明朗，但不如后者提出的
观点更为明确。其次，后者哲学术语比前者用得少。前者包括标题和引文在
内，用的术语有：“实践论”、“社会性”、“变革实践”、“自在的阶级”、
“自为的阶级”、“抽象”、“科学的抽象”、“绝对真理”、“相对真理”、
“知行统一观”，等等。虽然这些术语都属于最基本的概念，但仍然使其内
容显得理论色彩较浓；而后者这一类术语极少出现，本来可以使用术语的地
方也都改换成了口语。如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代替了“客
观唯心主义的产物”，用“人的思想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代替了“主观唯
心主义的产物”，等等。二者为什么在通俗性上要有这样大的差异呢？这是
因为，前者只是为了一般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目的主要是为了学
习；而后者原是为了直接指导实践活动，在指导1963—1966 年农村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而写的开头一段文字，就是说，这篇文章是为了武装全中国的农民和到农村
去开展社教运动的各级干部（农村工作队员）们的头脑，以便顺利开展社教
运动。而这些读者对象的文化水平一般都不是很高，这就不能不写得更通俗
一些。
2。通俗性的形式
毛泽东语言风格的通俗性主要有三种形式：一，用浅近的道理阐述深奥
的概念或道理，即深入浅出。二，尽量选用人民群众常用的语言，即俗语。
所谓俗语，接近于某些语法书中所说的“熟语”，但它又与“熟语”不同。
说“接近”，是说俗语也包括“熟语”中的惯用语、谚语、方言、歇后语；
说不同，它不包括“熟语”中所包括的成语，但它包括“熟语”中所不包括
的群众经常使用的一般性的口语。三，尽量多地运用设问的形式，有问有答。
关于设问，我们将在后面的“设问法”一节中详述，下面仅就深入浅出、一
般俗语、惯用语、谚语、歇后语和方言等六种情况加以具体评述。
①深入浅出
毛泽东语言的深入浅出，又有三种具体情况，一是用极浅近的事理阐述
深奥的事理；二是用浅近的语言对抽象的术语和概念加以解释；三是有限制
地使用文言，必要时，要对文言作解释和交代。
首先，毛泽东很善于对某些深奥的事理作极为浅近的阐述。这种做法很
多，其中包括运用比喻、引用等，这些方法，我们将在第四章评述。此外，
他还善于通过生活中尽人皆知的常事常理来阐述复杂的问题。他用鸡蛋能转
化为鸡，而石头不能转化为鸡这个事理说明矛盾转化的根据和条件、内因和
外因（参见《矛盾论》》。读了或听了这样的议论，有谁还能不理解矛盾转
化的道理呢？再如，阐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手段”这一问题时，毛泽东
这样说：
古代战争，用矛用盾：矛是进攻的，为了消灭敌人；盾是防御的，为了
保存自己。直到今天的武器，还是这二者的继续。轰炸机、机关枪、远射程
炮、毒气，是矛的发展；防空掩蔽部、铜盔、水泥工事、防毒面具，是盾的
发展。坦克，是矛盾二者结合为一的新式武器。（《论持久战》）
你看，这里用来议论的材料，都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尽人皆知的常事、
常理，但道理讲得十分透彻的。
有时，在说明某一问题或道理之前，毛泽东往往也用常事、常理把它们
引出来，这样做，十分有利于对该问题或该道理的深入理解。有一次，他在
讲话中批评某些同志哭闹着争评工资级别的现象，但他并不立刻进行批评，
而是先说了这样几句话：
人不是长着两只眼睛吗？两只眼睛里面有水，叫眼泪。评级评得跟他不
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
人人都长着眼睛，他还要问；眼睛里的水叫眼泪，他也要作解释，岂非多此
二举？不，这是用极浅近的事理引出哭闹着争评工资级别的问题，这样做，
会收到引起读者或听众高度注意、深入思考的效果。
有时，正好相反，他不是先用常事常理引出要阐述的问题或道理，而是
在阐述完那个问题或道理之后，再把它引申到某个常事常理上面。有一次讲
话中，他要求人们注意片面性问题时，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我们有很多经验，
搞错事情常常是因为看到了这个侧面，没有看到那个侧面，常常是因为只听
了这一面的话，没听到那一面的话。这个道理已经讲完了，然而他又接着说：
我们为什么要长两个耳朵呢？长一个岂不更好吗？这可以研究一下，世界上
的人为什么要长两个耳朵。我看它们的好处是，这个耳朵听这一面，那个耳
朵听那一面（《时局及其他问题》）。本来是谈片面性问题，却扯到了人为
什么长两只耳朵这个常识上，而且还要人们“研究一下”。表面上似乎没有
什么大的必要，但这样一引申，把片面性问题与这个常识联系起来，确实耐
人深思，从而加深人们对片面性问题的理解。
其次，用极浅近的语言对抽象的术语和概念加以解释。在一般情况下，
毛泽东不用或尽量少用理论层次较高的术语和概念，如果必须使用的时候，
他也都设法使之化难为易。对于那些高难度的术语和概念，如果不作任何说
明，势必造成晦涩难懂的语言现象。毛泽东在1954 年12 月28 日《致李达》
的信中，“建议”李达“在再写文章时”，“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
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毛泽东书信选集》）。毛
泽东希望别人这样做，他本人也习惯于这样做。例如，在《论持久战》一文
中，就对战争中的“主动性”、“灵活性”，以及造成敌人的“错觉”、“不
意”，在《关于情况的通报》一文中对“歼灭”、“歼灭性打击”之类的术
语和概念都作了具体的解释。其中对“灵活性”、“歼灭”和“歼灭性打击”
的具体解释是这样的：
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
使用兵力。（《论持久战》）
以旅为单位，全体被消灭，或大部被消灭者，称为被歼灭；一个团以上
被消灭，但其主力未受损失者，称为受歼灭性打击。（《关于情况的通报》）
这些术语和概念，经作者这样一解释，读者对它们自然会有明确的认识，增
进更深一层的理解，这样，对全篇的内容也就不会产生障碍或疑点了。
最后，有限制地使用文言，对难懂的文言词语作必要的解释或交代。从
总体上讲，文言是已经过了时的古代语言，即使是在古代，许多文言也未曾
被人民群众彻底理解和把握，更谈不上全面熟练地运用了。但是，客观地说，
恰当而少量地和有选择地使用一些文言词语，往往也给文章和讲话增加力量
和光彩。因此，毛泽东对文言的态度，是既使用，又限制。本来，他是能够
很熟练地运用文言进行写作的，他特别喜欢“韩愈的文风”，年轻时也曾在
“心理上”“倾向于古文形式”；在延安时，他还曾对斯诺说过，“如果需
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引特里尔《毛泽东传》）。这
一点是事实，从他早年写的和收在《毛泽东选集》中的一些文言体裁的文章，
以及用文言写的一些书信，就是明证。尤其是1936 年9 月12 日《致蔡元培》、
1936 年12 月1 日《致蒋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