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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战线中去，在今后的世界中，‘中立’只是骗人的名词。”这样的观点，
显然带有绝对化的倾向，不够稳妥。1958 年9 月2 日毛泽东在同巴西记者马
罗金等谈话时，对这个观点作了修正。他说，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
家，而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一些国家并不适用，它既不站在帝国主义一
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上，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
是适合于他们的具体情况的（据新二版《毛泽东选集》第2 卷）。又如，《矛
盾论》初版印行时，作者发现其中第四章第十段中“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
在什么时候，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一句话也存在绝对化倾向
后，及时在印行第二版时作了修改，把“也无论在什么时候”这八个字删掉
了。因为在矛盾发展的过程中，其诸方面的不平衡性，也应该有一定的相对
性，在某一短时间内，哪怕是在一刹那的时间内，也会出现平衡的现象。他
还把这个情况特意写信及时告知当时在湖南大学任校长并讲解《矛盾论》的
李达，“写解说时，请加注意”（据1952 年9 月17 日《致李达》，见《毛
泽东书信选集》）。从以上的种种事实中，我们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
对语言准确性所持严谨态度之一斑吗？
毛泽东语言的准确性，体现在许多方面，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四
个方面：一，思想的精辟性；二，语言的严密性；三，分析方法的运用；四，
推理的科学性。关于推理的科学性内容，属于一般的逻辑学问题，我们不打
算作详细介绍；下面，将仅就思想的精辟性、语言的严密性和分析方法的运
用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对毛泽东语言的准确性作具体评述。
一思想的精辟性
思想的精辟性，既是毛泽东语言艺术中的核心内容，又是毛泽东语言准
确性的集中反映。它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他的语言善于反映事物
的本质或规律；另一方面，往往能够作出英明的预见。
1。准确地反映本质和规律
毛泽东的语言反映事物或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概括性极强，一般情况下，
都能达到令人毋庸置疑的程度。他善于对具体事物作科学的抽象。即使对于
那些我们一般人很难理解和把握的复杂事物，他也能用极简省的语言把它们
表达得清清楚楚而又十分尖锐。据石永言《遵义会议纪实》一书介绍，1935
年1 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的教训，博古代表中央作了一个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博古这
个人“能言善辩”，他的总结报告“有条有理，有理有据，条分缕析，清清
楚楚，听起来完全是篇很好的文章”，但其内容却是回避要害，为“三人团”
在指挥上造成的严重失误辩护，推卸责任。周恩来所作的关于反对第五次“围
剿”的军事报告，虽然“较客观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的全部
情况，实事求是地指出这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在军事指挥上确有问题”，
是“犯了错误”，但也不够十分深刻。会议中，洛甫和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
都对博古的报告明确表示“不同意”，洛甫还说，“三人团”指挥红军反对
五次“围剿”在军事战略和战术上犯有“原则性的错误”：堡垒对堡垒，兵
力分散，不利用国民党十九路军打击蒋介石，红军在战略转移和突围时犯了
“逃跑主义错误”，等等，但是他的发言，也没有全部击中要害。只有毛泽
东根据所掌握的具体材料，结合周恩来的军事报告，又参照了洛甫等人的发
言，“一针见血地指出”：
博古同志在上午的报告里，对反五次“围剿”的失败，总结出的那些原
因，我认为不能成立。因而这个总结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错
误作辩护。我以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
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
为三个阶段，其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
义，第三个阶段，则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这个发言，既直截了当地否定了博古讲的反五次“围剿”失败的原因，指出
他的报告不实事求是，而是在为自己的错误辩护，又指出“三人团”所犯的
错误属于“军事路线的错误”，给他们的错误上了纲。尤其是从“三人团”
指挥五次反“围剿”错误的三个阶段中概括出来的实质性原因，更是“鞭辟
入里”，使参加会议的人们都“感到谈出了问题的实质，好像为总结五次应
‘围剿’战役拟就了一个提纲，只待大家修改、补充和完善”（参见1991
年7 月29 日、30 日《光明日报》），也像列宁那样，“把最纷乱的事情描
写得这样简单，明了，扼要和大胆”（斯大林语，见《论列宁》）。
并且，问题越是复杂，越能看出毛泽东具有高度的概括能力。1939 年的
时候，谁能准确地回答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基本规律”和“实
质问题”这样的问题？这显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回答得了的。而毛泽东仅仅
通过对党成立后18 年的革命实践过程的简单回顾，极为恰当地回答了这个问
题：
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
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当我们党的政
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
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
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会要后退一
步。同样，当我们党正确地处理革命武装斗争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
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时，那末，我
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也就会要后退一步。（《〈共产党人〉发
刊词》）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基本规律”。这个概括准确而简洁。
另外，他在揭示这个规律的同时，又鲜明地指出了党在革命中战胜任何强大
敌人的“三个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同上），这
就是党在革命过程中的“本质问题”。这个“本质问题”，概括得也十分恰
当。
在毛泽东的语言中，类似于上述的情况很多，例如，游击战争的基本原
则是什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中国革命战
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仅用“十六字诀”就把这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阐述
得既全面，又科学。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和领导者的责任是什么？这也是很
难确定的两个问题。毛泽东说，“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是“不但要看干
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领导者的责任”，
主要是两件事：一件是“出主意”，一件是“用干部”（《中国共产党在民
族战争中的地位》）。对于这些复杂的事物，他也都能举重若轻，从中抽取
出极其贴切的本质和规律。其他诸如“了解情况”，他说是属于“认识世界”
的问题，“掌握政策”，他说是属于“改造世界”的问题（《改造我们的学
习》）；“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中国革
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什么是工作？工作就是斗争”（《关于重庆谈判》）。。。。
他把“了解情况”、“掌握政策”、“使用”、“工作”这类个别事物，都
能提到更高一个层次，甚至提高到哲学的高度来认识，因而都显得格外深刻
精辟。
此外，毛泽东对反动事物或错误言行本质方面的揭露也是相当深刻的。
比如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失败后发表的“白皮书”的揭露，对国民党反
共顽固派反动言行的揭露，对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的揭露，以及对党内自由
主义、不良作风和“党八股”的批评，等等，都能从本质上着眼，因此都显
得十分准确、尖锐，使得反动和错误的东西几乎没有藏身之地。这是毛泽东
语言准确反映本质和规律的又一个方面。
2。恰当地作出英明的预见
“普通的人，容易为过去和当前的情况所迷惑，以为今后也不过如此。
他们缺乏事先看出航船将要遇到暗礁的能力。”（毛泽东语，见《一个极其
重要的政策》）毛泽东与这样的“普通人”不同，他善于拨去眼前的迷雾，
洞察将来。这是他的语言具有精辟性的又一重要原因。
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无论在微观上还是宏观上，毛泽东都恰当地作过
一些预见，尤其以关于战争问题的预见最为突出，也最准确。在抗日战争全
面展开的第二年，即1938 年5 月，他就在《论持久战》中预言，中国抗日战
争全过程将是一场“持久战”，并预言这个“持久战”的全过程将分为三个
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
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
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他估计，日本的整个当权阶级必然是“日益法西斯化，
把战争支持到自己崩溃的一天”。这些都属于宏观预见。在《中国革命战争
的战略问题》中，他认为，不但在山区能够建立革命根据地，而且在乎原地
区也有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之
后，毛泽东就认为这个战役将是希特勒灭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第
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1937 年7 月日寇全面进攻并占领中国大片领土
之后，毛泽东就反复告诫人们，日本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