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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或问题内部的两个对立侧面的关系。一般情况下，他从不孤立地看待其
中某一个侧面，而总是对立统一地看待它们。由于这种情况也属于对立统一
地看问题的范围，所以放在下面进行单独评述。
②发展变化地看问题
毛泽东看待事物，总是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等发展变化看侍它们，而
不是一成不变。例如，1938 年8 月22 日他在延安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说过：
你学到一百岁，人家替你做寿，你还是不可能说“我已经学完了”，因
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学一天。你死了，你还是没有学完，而由你的儿子、
孙子、孙子的儿子、孙子的孙子再学下去。照这样说，人类已经学了多少年
呢？据说是五十万年，有文明史可考的只有二三千年而已。以后还要学多少
年呢？那可长哉长哉，不知有多少儿孙，一代一代学下去。（引东方骥编《落
日余晖》）
这里，毛泽东把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学习（认识主客观世界的活动）都永远
不会完结的道理闸述得何等深刻！原因就在于他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看作
是不停地运动着。
毛泽东的思想认识相当灵活，他能够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而及时地提出
新的见解。例如，1927 年国民党叛变革命以前，他认为中国的基本矛盾有两
个：一个是中国和所有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一个是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
间的矛盾；国民党叛变革命之后到日本进攻中国（1931 年）以前，他认为突
出的矛盾又是工农政权和国民党“尖锐对立”的矛盾；日本进攻中国和占领
中国期间，他又认为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而中国与一般帝国主义及其他
国内矛盾（包括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矛盾）都“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上了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对于矛盾的变化，毛泽东能“随时期应变”，对于某些概念，他也能”
随时而化”。1957 年他在解释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时说：
。。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
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
帝日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
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
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
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
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
民的敌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设社会主义三个时期中，对“人民”和“敌人”
概念的解释是不相同的，是随着时期的不同而变化的。也只有这样的变化，
才能附合客观实际，准确地把握现实，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是毛泽东善于发
展变化地看问题的一个很重要方面的体现。
毛泽东所认为的发展变化，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指事物在一定
购条件下，不但不断地运动，而且逐步地向它自己的反面转化，即大者将化
为小，小者将化为大，好者将化为坏，坏者将化为好，等等。例如，在《论
持久战》中，他说，从当时看，中日战争初起时的双方，日方处于主动优势
地位，中方处于被动劣势地位，但这并不会永远如此，双方必然通过战争过
程相互向反面转化，即日方必然从主动优势转化为被动劣势，中方则必然从
被动劣势转化为主动优势。又如，关于中美建交问题，从延安时期一直到建
国后的1957 年，美国始终不与我们建交，这个时期内，毛泽东也始终认为，
“你美国一百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一百零一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
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这段话，毛泽东在延安时就曾经讲过，
见《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美国尼
克松政府主动找我们建交的事实，都证明了毛泽东这些推断的准确，其根据
也都是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这个基本原理。
毛泽东对重大问题持这种看法，对那些一般问题也处处持这种看法：“错
误犯得太多了，一定要反过来”，“错误成了堆，光明就会到来”（《我们
党的一些历史经验》）；而“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把
尾巴翘得高”（《论十大关系》）。这不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转化论吗？还有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如何增强人的体质的一段话：
愚昔尝闻，人之官骸肌络，及时而定，不复再可改易，大抵二十五岁以
后，即一成无变。今乃知其不然。人之身盖日日变易者：新陈代谢之作用不
绝行于各部组织之间，目不明可以明，耳不聪可以聪，虽六七十之人犹有改
易官骸之效，事盖有必之者。又闻弱者难以转而为强，今亦知其非是。盖生
而强者，滥用其强，不戒于种种嗜欲，以渐戕贼其身，自谓天生好身手，得
此己足，尚待锻炼？故至强者或终转为至弱。至于弱者，则恒自悯其身之不
全，而惧其生之不永，兢业自持。于消极方面，则深戒嗜欲，不敢使有损失。
于积极方面，则勤自锻炼，增益其所不能。久之遂变而为强矣。故生而强者
不必自喜也，生而弱者不必自悲也。吾生而弱乎，或者天之诱我以至于强，
未可知也。（《体育之研究》）
这段关于增强体质的议论，充满了关于发展变化的辩证观点。要知道，《体
育之研究》一文写于1917 年，毛泽东那时就能持这样的观点看待问题，是难
能可贵的。
由于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会向自己的反面转化，所以他
对革命和工作总要作适当的控制，不使其走向极端。无论走向哪个极端，他
都不赞成。因此，他既反对“左”，也反对右（“左”与右都是极端）：打
胜仗时要防止“左”倾，打败仗时要防止右倾；群众未发动之时要防右，发
动起来要防“左”（《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48 年的
整党过程中，他要求对党员的审察，既反对忽视成分（这是右），又反对唯
成分论（这是“左”）；在土改工作中，要求既反对观望不前（这是右），
又反对急性病（这是“左”）；在领导工作中，要求既反对命令主义（这是
“左”），又反对尾巴主义（这是右）；（见《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
倾错误》）。对待文艺的作用，他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这是右），
也不赞成把它的重要性强调到错误的程度（这是“左”）；（见《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③对立统一地看问题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不但把事物内部、外部之间的一般联系看
作一种规律，而且把其中对立统一的联系也看作是一种规律，而且把它看作
是一切规律中的最根本的规律。因此，他总是强调对事物要作一分为二的分
析，并且，他本人也习惯于这样做。比如他对革命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的两
面性的分析，对认识过程中精神与物质、认识与存在的分析，对革命和建设
过程中的“左”与右的分析，对思想领域中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分析，
对文艺创作中政治与艺术、动机与效果、普及与提高的分析，等等，他都从
对立统一或一分为二的角度阐述各种矛盾的联系。
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看问题，有两种具体情况：一是习惯于从此一
侧面考虑到与其相反的另一侧面；二是认为任何一个事物或问题都具有两重
性。
从此一侧商看到另一侧面。这种情况很多，例如关于思想包袱，他认为
犯过错误时有，未犯过错误时也有，工作无成绩时有，工作有成绩时也有，
斗争历史短的有，斗争历史长的也有，工农分子有，知识分子也有，青年人
有，老年人也有（《学习和时局》）；谈矛盾，他既谈普遍性特点，也谈特
殊性特点，既谈主要矛盾，也谈次要矛盾，既谈主要矛盾方面，也谈次要矛
盾方面（《矛盾论》）；谈认识过程，既谈实践，也谈认识，既谈物质，也
谈精神，既谈改造客观世界，也谈改造主观世界（《实践论》、《人的正确
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谈行为规范，既谈民主，也谈集中，既谈自由，
也谈纪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等等，他都从事物正反（即
对立）两个方面的联系阐述具体事物或问题，从不忽略其中某一个侧面。
一般情况下，毛泽东认为事物都具有两重性。因此，他对事物或问题既
不作绝对肯定，也不作绝对否定。他反对人们看问题“坏就是绝对的坏，一
切皆坏”，“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反对党八股》）的态度，而
认为“坏中有好，好中有坏”。例如，1939 年他说，无产阶级是“中国最基
本的动力”，但他又认为它有“不可避免的弱点”：“人数较少（和农民比
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
产阶级比较）”（《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他还说，成绩是好事，因
为它“能够鼓励人”，但是，“同时会使人骄傲”；错误是坏事，因为它能
“使人倒霉，使人着急，是个敌人”，但是它“同时也是我们很好的教员”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乱子”
是坏事，但也可以使我们接受教育，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关
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总之，他认为，好中之坏，或坏中之好，
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