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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剧本发表后，人们争相传阅，讨论不止，全国有成百家的剧院同时上演该戏。就该剧所起到的改变红军高级指挥层结构这一间接作用而言，《前线》在卫国战争中是功不可灭的。其作者自然也立了一功，不久被提升为苏联外交部副部长。需要说明的是，考涅楚克是一位乌克兰剧作家，但考虑到《前线》一剧是直接用俄语创作的，战时的文艺界又是一个紧密抱合的整体，故将他及其剧作也列入了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范畴。
《前线》中有一个反面人物，即特派记者客里空，他善于捕风捉影、捏造事实，当有人问他为何虚构报道时，他竟答道：“天哪，假如我只写我所见到的东西，我就无法每天都写文章了。我这一辈子也就休想出名了。”后来，这个在剧中并不十分突出的人物形象，竟被人们广泛提起，成了新闻界的一个专有名词，“客里空”即指那种在新闻报道中不尊重事实、虚构浮夸的不良作风。
西蒙诺夫的《俄罗斯人》，描写的是敌占区人民的抗敌斗争。剧作者曾说，他这个剧本的目的，就在于“唤起强烈的复仇欲望”，而剧本的内容也就是：俄罗斯人的复仇。为了复仇，游击队领导人萨丰诺夫不得不一次次地送自己的恋人瓦丽雅去执行最危险的任务，生性并不胆大的军医格鲁巴唱着歌儿走上了必死的征程，而普通妇女玛丽雅为了消灭已堕落为俄奸的丈夫，在毒死一德军军官后咬定其丈夫是同谋，最后与叛徒丈夫同归于尽。这就是俄罗斯人，这就是在后方与敌人不屈战斗的俄罗斯人。
与上述两剧相比，列昂诺夫的《侵略》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心理的刻画上显得更精心一些。戏剧的主人公是昔日的刑事犯费多尔·塔拉诺夫，战争爆发时，他恰好刑满获释，回到家中。他渴望改变生活，也渴望为祖国做些什么，但区委主席格列斯尼科夫出于安全的考虑，没有同意他加入游击队的要求，就连费多尔的父母也对这个“逆子”存有戒心。但是，目睹同胞们的勇敢行为，目睹德国侵略者的罪行，费多尔再也呆不下去了，他决定独自进行斗争，因为他明白，“当英雄用不着得到批准”。不幸被捕后，他大义凛然，还用冒名顶替的方式掩护了游击队领导人、曾拒绝了他的格列斯尼科夫。最后，在他英勇就义时候，他的父母和乡亲终于理解了他。这个充满悲剧意义的剧本，旨在告诉人们，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中，人性可能有新的转变和焕发。列昂诺夫曾在答记者问时说，在战争中，“我们重新认识了我们的人民，认识到了我们人民的伟大”。剧本题名《侵略》，当然系指德国法西斯对苏联的“侵略”，但同时，我们也能体察到光明的、正义的力量对一颗尘封的灵魂的“侵略”。
战争胜利后不久，列昂诺夫又推出了又一戏剧力作《金马车》（1946），从而构成了他创作生涯中一个硕果累累的戏剧创作阶段。“金马车”是一个象征，象征以卡列耶夫一家为代表的富贵却庸俗的生活，他们是胜利果实的坐享其成者；在战争中致残的坦克手季莫沙在与卡列耶夫一家的生活冲突中保持了一个战士的尊严。而面临抉择的年轻姑娘，却选中了季莫沙，也许，他们将在爱和劳动中驾上另一座金色的马车。
像《金马车》这样的既有深刻伦理力量又具强烈艺术魅力的剧作，在战后非常少见。以至于，1946年8月26日，联共（布）中央竟专门颁布了一个题为《关于剧场上演剧目及其改进方法》的决议。但是，就戏剧创作实绩来看，决议并未产生多大的效果。战后文学创作中的“无冲突论”倾向，在戏剧中有比较突出的体现。
第五节 战后的文学
卫国战争后近十年间的俄罗斯文学，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一是领导文学和艺术的行政命令手段的强化，一是创作实践中“无冲突论”倾向的加剧。
战争胜利后不久，官方便将一部分注意力转移到文艺事业上来了，为了强化文艺的思想性，使文艺在“冷战”中成为抵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侵袭的强大武器，在短短的几年间，由联共（布）中央出面，颁布了一系列的决议，如：《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1946年8月14日）、《关于剧院上演剧目及其改进方法》 （1946年8月26日）、《关于影片＜灿烂的生活＞》（1946年9月4日）、《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1948年2月10日）、《关于＜鳄鱼＞杂志》 （194年9月11日）、《关于＜旗＞杂志） （1949年1月11日）等等。当时，在联共（布）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是日丹诺夫，他是上述决议的直接授意者，在各种场合，他又多次重复过决议中的内容和与决议精神一致的东西。所以，又有人称文学史上的这一时期为“日丹诺夫时期”。这一时期文艺的特征，就是愈来愈受制于行政领导。在那些决议中，大到剧院的上演剧目、杂志的办刊方向，小到某个作家的某部作品、某个文艺组织的人事变动，都有针对性的“决策”。许多文艺界的领导被撤换，许多杂志被封闭，许多文艺倾向和文学家受到点名批判，任何有新意的艺术探索不是被指摘为“形式主义”就是被说成是“颓废的现代主义”。在这场批判的风暴，受冲击最大的两位作家，是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
左琴科（189—1958）早年是“谢拉皮翁兄弟”的成员，但他与其“兄弟们”的风格不同，他善以讽刺、幽默的文体来表现现实。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他的篇幅短小的幽默故事一度流传很广。1943年，被疏散至阿拉木图的左琴科写出了带有自传色彩的中篇小说《日出之前》，因小说中有一些篇幅是描写主人公的（即作者自己的）精神忧郁症治疗过程的，故带有许多描写潜意识的文字。 1944年，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载文严厉批评了左琴科的《日出之前》，说这部小说是“诽谤性的”，说小说的作者是一个“无聊文人”、“下流作家”。时隔两年，在苏共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中，又对发表在《星》杂志上的左琴科的另一部小说《猴子奇遇记》大加讨伐。《猴子奇遇记》是一个讽刺性的短篇小说，讲一只猴子从动物园中逃出后东奔西走，通过猴子的经历，折射出了战后社会中的某些消极现象。这显然与当局对文艺的要求不合拍。但是，左琴科受到的抨击之激烈，还是出乎意料的，在党中央的文件上公开写道，左琴科是“文学的渣滓”、“流氓和无赖”，其作品是“对苏维埃生活方式和苏维埃人的卑劣诽谤”，随后，左琴科被开除出作家协会，直到1953年才平反。这位杰出的语言大师、幽默大师，在其生命的最后十余年中，由于政治的高压而几乎没有创作出任何东西。
阿赫马托娃（1889—1966）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中一位杰出的诗歌大师。早年，她作为阿克梅派的主将之一，曾以其优美而又深邃的抒情诗轰动过俄国的文艺界和社交圈。卫国战争时期，被疏散至塔什干的她，写作了受到前线将士欢迎的《勇敢》、《起誓》、《胜利》等诗。战后，她将陆续写作的一些抒情诗发表在 《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上，与左琴科的作品同刊一处。没想到，在上面提到的那个决议中，她与左琴科一起受到批判，《列宁格勒》杂志因此被封，《星》杂志被勒令彻底整顿，阿赫马托娃也同样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日丹诺夫还在一个报告中说阿赫马托娃的诗是“除了有害，一无是处”，攻击女诗人“一半是尼姑，一半是荡妇，说得确切些，是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这位女诗人一生中承受了太多的打击——两个妹妹自幼死于肺炎，前夫古米廖夫被处死，父亲因痛恨文学而不许她用家族的真姓氏戈连科，唯一的儿子列夫数次被关进监狱。但是，女诗人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安详地继续着她的诗歌创作，她在五十年代末与左琴科一同被恢复了名誉，但她比左琴科幸运，因为她在一直未放弃创作的基础上又比左琴科多了近十年的创作时间。她后期创作中有两部大型作品，一是《没有主人公的长诗》（1940—1962），是诗人对逝去的时代的审视，一是《安魂曲》（1935—1940），是诗人记叙她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在列宁格勒的监狱外“排队十七个月”等候探望儿子时的经历和思考。这些经典性的作品都是后来才发表的。但在这之前，阿赫马托娃的诗歌地位已非常巩固，在她的晚年，她曾被视为俄罗斯诗歌文化传统的化身，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她拥有大量的追随者，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诗人布罗茨基就自称是阿赫马托娃的学生，并在受奖词中称阿赫马托娃与曼德里施塔姆、奥登等比他本人更有资格获诺贝尔奖。不过，阿赫马托娃的国际声望早已被确立，1964年她曾获意大利的“塔奥米诺”国际诗歌奖，1965年又获英国牛津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
对左琴科、阿赫马托娃等人的批判，对文艺的行政命令控制手段，扼杀了文坛的生机和作家的创作个性，使文学步入了低谷。与此同时，另一类平庸的、歌功颂德式的作品却大受鼓励，创作中的“无冲突论”倾向泛滥。在戏剧这一最需要“冲突”的文学体载中，也把戏剧冲突定型为“好的与更好的”、“先进与更先进”的冲突。以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和《阳光普照大地》等为代表的大多数战后的小说，主人公都是往昔战场上的英雄和今日劳动中的模范，他们在歌舞升平的环境顺利地建设着共产主义，到处是荣誉和富足，作品中的矛盾也大多为英雄们时而不小心流露出的一点自满情绪等等。在诗歌中，对现实和领袖的歌颂更为直接，是标准的“颂歌体”。总之，战后的文学在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