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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点自满情绪等等。在诗歌中，对现实和领袖的歌颂更为直接，是标准的“颂歌体”。总之，战后的文学在错误的理论的引导下，在违反文艺规律的行政命令方式的操纵下，已步入一个误区，创作上出现了公式化、概念化的不良倾向。这种文学风气，一直持续到社会和文学上的解冻时斯的开始。
第五章 解冻时期的文学
第一节 概说
在苏联这样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中，领导人的交接，往往意味着时代的交替、社会的巨变。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不久，赫鲁晓夫执政，推行了许多旨在松动社会的改革措施。俄罗斯文学也因之获得了较为自由的天地，许多文学禁区被突破，出现了许多开拓性的作品。与此同时，文学界的进步与保守的两股势力，也在不断地斗争。
俄罗斯文学第一群报春的燕子，是奥维奇金派揭露农村阴暗现实的特写和小说。1954年，爱伦堡的小说《解冻》在《旗》杂志上刊出，这部艺术上并不十分出众的作品，却因其尖锐面对真实生活的态度唤起了读者广泛的阅读热情，引发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同时，小说具有高度象征意味的题名，也为当时的文学、乃至当时的社会提供了一个形象的概括。稍后，以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为先河的“集中营文学”，以一批青年诗人为代表的“高声派”诗歌，先后领文坛之风骚，它们与战争文学中的“战壕真实派”、六十年代下半期开始出现的“细语派”诗歌等一起，构成了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中又一个繁荣期。
1954年12月，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各种文学生活、各种文学力量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早在会前，各种各样的争议就已经展开，如关于“无冲突论”的争论，关于“自我表现”的争论，关于“写真实”和“理想人物”的争论，等等。在这次代表大会，争论依然很激烈，但大多集中在对近两年文学的基本估价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修改这两大问题上。保守一派认为，近两年的文学是在“新事物中寻找旧事物”，在“开文艺史的倒车”；革新派则坚持《解冻》所代表的方向，并对“自我表现”和创作自由提出了更大的要求。经过激烈讨论，大会终于通过了对《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定义所作的修改，将定义中的后半部分，即“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一句删去，并删去了“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描写现实”一句中的副词“历史具体地”。这两处修改，自然体现了某种文学民主化、自由化的倾向。
代表大会并未平息争论，也未消除两种文学力量间的壁垒。两种观点继续交战，其最集中、最公开的较量，就是著名的 《新世界》和《十月》两杂志的论战。这场争论爆发在六十年代中期。《新世界》是苏联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主编是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十月》是俄罗斯联邦作协的机关刊物，主编是著名作家柯切托夫。两家刊物不仅发表倾向不同的作品，而且还不断刊载理论文章，在一系列文学问题上展开争论。如：《新世界》反对“粉饰现实”，要求“忠于生活”，《十月》则反对“战壕真实派”等的“小真实”，坚持典型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等学说；《新世界》赞成“自我表现”说，《十月》则认为“自我表现”是资产阶级颓废的文艺情调；《新世界》号召写“普通人”和“小人物”，《十月》则坚持“时代英雄”和“正面人物”的教育作用……可见，《新世界》代表的是一种革新的文学思想，《十月》则代表一种传统的文学观念。两个刊物在争论中可以说是不分胜负，但它们在争论中所提出、所探讨的问题，却引起了广泛的社会思索，促进了俄罗斯文学理论、乃至整个俄罗斯文学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事件还有一件，1958年，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正式成立，这是俄罗斯文学生活中的一个大事。作为苏联文学中最大的一个分支，俄罗斯文学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今，它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力量，更紧密地联络起了俄联邦境内的俄罗斯作家。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这是一个起着明显转折作用的大会。同年6月，苏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对“个人崇拜”作了彻底的否定。文学和社会生活一样，由此出现了带有转折意义的变化。一批青年诗人、作家大声疾呼地冲进文坛，他们自称是“苏共二十大的产物” （叶夫图申科语），他们的崭新的思想和创新的艺术，给俄罗斯文学带来一个强劲的冲击。
冰冻三日，非一日之寒；而厚厚的寒冰，也非一日能融，解冻的季节里，也会有倒寒。在解冻时期的文学中，一方面，诸多新的理论问题被提了出来，新的文学禁区被敞开，但另一方面，行政命令手段和个人意志仍在领导文艺的过程中起着某些不良作用，文艺自身的发展时时仍受到来自政治的干扰和冲击，如，赫鲁晓夫在参观一次先锋派画派时曾说这是“驴尾巴的杰作”，之后，现代派艺术的发展便受到了遏制；再如，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如不经赫鲁晓夫同意，就可能无法面世。在五十年代末出现的“帕斯捷尔纳克事件”，更是一场对自由文学的沉重打击。
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最杰出的诗人之一，早在二十年代，他的诗就已蜚声诗坛。但由于他的诗多以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为描摹对象，与轰轰烈烈的外部世界总是不大合拍。早在四十年代末，帕斯捷尔纳克就开始了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创作，直到1956年才最终完成。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尤里·日瓦戈大夫，一个典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在他短短四十年的生涯中，经历了许多社会的大变动，从一次大战、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些大变革中，他每每为社会的进化、自由的释放而欢欣，又为一次次的暴力和流血而痛苦，他个人的一切，包括家庭、事业、爱情等等，更是被时代的巨大脚掌所——践踏。有评论说，《日瓦戈医生》的主题，就是知识分子与革命的问题，也就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的命运的问题。作品完成后，帕斯捷尔纳克将其投寄《新世界》杂志，但杂志认为作者对十月革命所持的态度有问题而未予发表。1957年，该小说的意译本率先在意大利出版，引起轰动，并立即被译成多种西方文字，在西方世界引起了一场空前的帕斯捷尔纳克热。195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又决定将当年的诺贝尔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这一切，却激怒了苏联官方和俄罗斯文学界的领导，他们将帐斯捷尔纳克的获奖视为西方阵营“一次敌意的政治行动”，认为作家对国家、革命和人民心存不满。10月27日，苏联作协鉴于作家“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堕落以及对苏维埃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和乎与进步的背叛行为”而将他开除出作协；官方也警告作家，如出国领奖，将永远不得再回俄罗斯。国内的新闻媒介，也对作家展开了铺天盖地的批判。迫于压力，帕斯捷尔纳克终于宣布放弃接受诺贝尔奖。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帕斯捷尔纳克事件”。这一事件，不仅打击了帕斯捷尔纳克一人，同时也对趋向开放的文学设置了一个障碍。
第二节 奥维奇金派
1952年，一篇题为《区里的日常生活》的特写在《真理报》上刊出，它的作者是奥维奇金（1904—1968）。这篇作品大胆地揭露了农村生活中的官僚主义等阻碍生活的消极因素和阴暗面，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这在斯大林尚未逝世、苏联社会尚未解冻的当时，是让人震惊的，特写作者的勇敢也是让人钦佩的。在当时“无冲突论”盛行已久、人们渴望文学真言的背景下，这篇“准文学”的作品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人们称这篇作品是俄罗斯文学新春的第一只燕子，是反对文学上“无冲突论”的号角，是文学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里程碑。
在《区里的日常生活》之后，奥维奇金又接连发表了几个续篇——《前沿地区》、《在同一区里》、《亲自动手》和《艰难的春天》。这五个特写的情节是连续的，地点是一致的，人物也是相同的，在秋雨连绵之际，区委第二书记马尔丁诺夫主持了工作，他从实际出发，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改变落后的农村现状的新举措。但是，休假归来的区委第一书记包尔卓夫却竭力反对马尔丁诺夫的“改革”，他自认为“有功劳”、“有经验”，一切按老章程办，按上级的意志办，实际上，这是一个冷漠、保守的官僚主义者。在描写两位书记斗争的同时，作者以较多的篇幅展现了官僚领导统治下的乡村死气沉沉、贫穷落后的场景，这与文学中一直存在的歌舞升平画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这几篇特写产生了超出文学范畴的巨大影响。1957年，这几篇特写结集出版，以第一篇特写《区里的日常生活》为总题。
在奥维奇金的鼓舞下，一批作家也开始以暴露和批判社会中、尤其是乡村中的消极现象为创作主题，他们被称之为“奥维奇金派”，该派的主要作家有特罗耶波尔斯基、扎雷金、沃罗宁、田德里亚科夫、卡里宁等，重要作品有特罗耶波尔斯基的《一个农艺师的札记》（1953—1954）、扎雷金的《今年的春天》 （1954）、沃罗宁的《不需要的荣誉》（1955）、卡里宁的《中等水平》（1953）和《月夜》（1955）、田德里亚科夫的《阴雨天》（1954）和《死结》（1956）等。
奥维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