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平》（1953）和《月夜》（1955）、田德里亚科夫的《阴雨天》（1954）和《死结》（1956）等。
奥维奇金派有着基本一致的追求，他们的创作个性虽不尽一致，但还是表现出了某些共同的特征。
首先是作品内容上的一致。这批作家大都出生在乡村，对乡村生活十分熟悉，对他们自幼生活其间的那个环境，他们既感亲切又觉不满，因而提笔对其作如实的反映。他们的创作，是俄罗斯文学中乡村文学的传统在新时代中的延续，但在这新时代的乡村文学中，美景、抒情和忧郁的成份少了，平庸、沉闷和不满的因素多了。与其相应的，就是该派创作所具的对现实强烈的批判色彩。由他们的作品所呈现出的俄罗斯乡村，一片萧条，大多数的农村官员，都是善于虚夸、搞形式主义、不关心农民利益的可恶的人物，乡村在他们的统管下，一日日地丧失生气，这一批作家直面现实的作法，使得有人将他们的创作称为新时期的“批判现实主义”。在批判乡村现实、抨击乡村中的官僚主义者时，该派作家逐渐地将笔锋探入了官僚主义者的内心，从而开掘出一片新的文学领地，开辟出“道德题材”这一新的文学潮流。这一倾向在田德里亚科夫 （1923—1984）的创作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在五十年代后半期发表的一系列作品中，田德里亚科夫不仅描写官僚主义者冷漠的外貌，而且还扫描了其内心蜕变的过程。在《伊万·邱普罗夫的堕落》（1953）中，作者细致地剖析了农庄主席因受金钱的诱惑而逐渐堕落的过程。在《死结》中，田德里亚科夫为读者描绘了一个由传宗接代的官僚主义者结成的“死结”，面对这个结，你不知该与谁斗争，“没有敌人，也没有人有错”，但人的良心、人的道德却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堕落。进入六十年代之后，田德里亚科夫继续坐在文学法庭上，进行着“良心的审判”，写出了一系列优秀作品。《审判》（1961）中，一位老猎人目睹一高干在打猪时打死一个人，但他迫于压力，做了假证，让高干摆脱了审判，可他自己却从此摆脱不开良心的审判。《蜉蝣命短》（1965）、《惩罚》（1978）、《六十支蜡烛》（1980）等等，无一例外地是以人的良心、人类的道德为其探究主题的，有深刻的思考和忧患，其风格影响到六十—七十年代间的一大批作家，形成一个“道德文学”的热潮。
奥维奇金派在形式上也有相近的风格，他们的作品大多篇幅不长，多为特写、短篇和中篇小说。他们的作品，往往是记实与虚构的结合，故有人又称他们所采用的体裁为“特写小说”。为了与作品的内容、与作品所体现的现实相吻合，他们作品中的文学也很简洁、朴实，以新闻体的记述给人以真实感，以无华的描写加重现实强加以人的沉重感。
第三节 《解冻》及其他
爱伦堡 （1891—1967）的第九十一本书《解冻》共分两部，分别在1954年和1956年首载于《旗》杂志，1956年出版了单行本。这部作品，尤其是其第一部，在当时的社会引起了轰动效应，因为它迅即、敏锐地反映了1953年冬至1954年春这一转折关头的微妙变化。故事以伏尔加河畔一工厂中的生活为背景，厂长茹拉廖夫有过光荣的过去，但他在专制制度下已逐渐变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他专横跋扈，缺乏人情味，他只关心死的生产指标，对工厂、工人、甚至家庭都十分冷漠。最后，在一个事故发生后，他被撤销了厂长职务，妻子也离开了他。与此同时，小说中还有另一条线索，即沃洛佳和萨布罗夫两位画家不同艺术风格、不同创作道路的对照。沃洛佳善于见风使舵，在艺术上粗制滥造，热衷于给“先进生产者”画肖像；萨布罗夫则甘于寂寞，在绘画中执着地进行着自己的艺术追求。可见，爱伦堡描写了社会的“解冻”过程，即官僚主义的失败，同时，也在呼唤艺术的“解冻”，在预示自由艺术、真正艺术的春天。在小说的结层，工厂总设计师索科洛夫望着窗外的景色，面窗外是一派极具象征色彩的图画：“窗外是一片激动人心的情景。寒冬终于站不住脚了。马路上的积雪已开始融化，到处在流水。……到解冻的时节了。”
《解冻》这部作品的贡献，不在有趣的情节、丰满的人物，而在于它对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时刻的准确捕捉，对当时弥漫着的社会心态形象的概括。过去的年代，社会是一座冰山，人与人之间、生产与劳动之间、艺术和现实之间的关系，都被冷漠冰封着。当政治的热风吹过，一切都松动了，作者以一个老记者的洞察力，将这一稍纵即逝的瞬间固定了下来，创作出一部影响深远的名作。但是，后来，俄罗斯文学史家对这部作品评价不高，而西方的学者则一直试图单方面地从“撩开铁幕”这一政治角度去抬举这部作品。六十年代上半期，爱伦堡潜心于回忆录创作，写出了六卷本的《人·岁月·生活》 （1961—1965），因作者是一位纵贯二十世纪前六十年俄罗斯文学的活跃人物，又是一位才思敏捷、见多识广的优秀记者，所以，这部回忆录材料丰富，叙述精彩，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化读物。“解冻文学”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它自然包括爱伦堡的《解冻》以及受这部小说的影响而出现的其他一些同类作品，但在此之前出现的奥维奇金的特写，无疑是“解冻文学”的先声，而稍后的“集中营文学”等，也都可以纳入“解冻文学”的大河。
所谓“集中营文学”，即指以表现专制时期被关押进各种集中营的政治犯生活的文学作品。这类作品中最早出现、影响最大的，是索尔仁尼琴（1981—）的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索尔仁尼琴在卫国战争时曾任苏军中的炮兵连长，但在战争结束前突然被捕，被判处八年监禁，索尔仁尼琴后来曾说：“我被捕的原因，一非偷盗，二非变节，三不是做逃兵，而是凭猜测触到了斯大林罪行的秘密。”1957年，索尔仁尼琴被恢复名誉。1962年，在梁赞做中学教师的索尔仁尼琴，以自己的经历为素材，写出了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手稿几经周折，传到赫鲁晓夫手中，赫鲁晓夫下令在《新世界》杂志上刊载，此事轰动了整个苏联社会。这个短短的中篇，第一次将集中营的内幕公诸于世。小说的主人公是农庄庄员苏霍夫，他在战时被俘，后逃回部队，但被怀疑，被判十年徒刑，小说写的就是苏霍夫战后在集中营中从起床到熄灯所度过的一天。集中营中恶劣的环境、看守人员的凶残，让人恐惧；而苏霍夫和他周围的囚犯，几乎全都是无辜的，他们没有姓氏，只有代号，在熬着无尽头的囚禁生活。这部小说开始体现出索尔仁尼琴的风格，即：揭露现实时撼人的控诉力量，对不幸者深刻的同情和哀伤，政论性、哲理性的文学体现着鲜明的政治立场，而他对人类的忧患则是俄罗斯那些集思想家、艺术家为一体的文化大师们传统的个性特征。
六十年代中期起，社会的自由度有所收缩，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面世较少，但他继续写作，陆续写出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癌病房》 （196）、三卷本的《古拉格群岛》（1973—1976），七十年代末完成了长篇三部曲《1914年8月》、《l9l6年10月》和《1917年3月》。与此同时，索尔仁尼琴还直接介入政治。在1967年5月，他曾致信第四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要求“取消对文学创作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检查制度”。当他作为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的代表而扬名西方时，其作品也在西方大量出版，这招致了苏联国内对他的大规模批判。1969年，他被开除出苏联作协。次年，他却因“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时他向帕斯捷尔纳克一样，未能出国领奖。1974年，索尔仁尼琴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定居美国，并获“美国荣誉公民”称号。1978年，他在接受哈佛大学的学位时发表讲话，激烈地批评美国和西方的功利主义生活方式，又引来一场骚动。如今，他被视为俄罗斯流亡文学的主要代表之一，同时，他也被俄罗斯文化传统的崇拜者当成了具有传统斯拉夫派气质的精神和文化领袖。
第四节 战壕真实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人民的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灾难，也是俄罗斯人的骄傲。战后，卫国战争的主题长久地持续在俄罗斯文学中，成了一个贯穿二十世纪后半期俄罗斯文学的主线之一。据不完全统计，自战后算起，在苏联出现的以卫国战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平均每年多达五百部。
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卫国战争题材文学中开始出现一种新的趋向，一些作家不再对战争作概括性的浅面描写，如战时和战后几年里那样，或是控诉敌人的罪行，或是塑造英雄的形象，或是歌颂苏联人民和军队的胜利。他们转而侧重表现某个具体的战斗场面或某一个人在战争中的命运，注重揭示战争中“残酷的真实”，将战争作为人、人的幸福和人道主义的对立面来加以声讨。这一倾向，被有的评论家概括为“战争文学的第二浪潮”；具有这类倾向性的作家，被称之为“战壕真实派”。“战壕”，说明描写面之小；“真实”是该派最高的美学追求。
战壕真实派的出现，与社会和文学中“说真话”、“写真实”、“非英雄化”等总的倾向是相呼应的，但它也不是在几日之内突然出现的。其实，在战时和战后几年中的文学里，早已有以小场面、真实性的描写著称的作品，其中最典型的是维·涅克拉索夫的《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里》（1946）、卡扎凯维奇的《星》（1947）等。《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里》是其作者的处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