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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把他们生活中最平凡的琐事捡起来，平淡地说给你听，然而就在这平淡之中，你却能受到某种强烈的感染，因为，无数的俄罗斯农民在艰难困苦中从不抱怨命运，而总是默默地对乡村、对故土尽着自己的义务，他们付出得多，索取得少，而且在任何环境中都坚守着他们传统的道德准则。俄罗斯人面对困难时的无畏和乐观，他们在爱和恨时体现出的洒脱，都是作者诗意地进行歌颂的对象。别洛夫也写到了俄罗斯乡村中的矛盾和问题，他的故事中也不乏沉重，但他写俄罗斯乡村，是怀有一种自豪，他试图以他笔下的乡村、乡村中的人和生活，与物欲横流的当代生活作一个对照。
六十年代中期以来，以乡村生活为题材进行创作的作家还有很多，他们各自从不同的侧面对二十世纪的俄罗斯乡村生活作了描写。扎雷金（1913—）在小说《在额尔齐斯河上》（1964）中，通过一个农民的悲剧性遭遇，揭示了乡村中一个重要的、长期未能得到解决的问题，即集体化与个人价值、专制领导与同情心、国家利益与个人命运间的冲突一直未能得到调和的问题；在《委员会》（1975）等一些作品中，作者又对同样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思考。阿列克谢耶夫 （1918—）的描写乡村生活的小说 《不垂柳》（第一部，1970；第二部，1974）和《爱打架的孩子》（1981），都以相当的篇幅揭示了乡村中各个时期都曾出现过的针对农民的过火行为，但作者不以揭露为唯一目的，他更善于表现俄罗斯农民的成长过程：绰号“垂柳”的主人公乌格留莫娃从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成长为一个劳动模范、最高苏维埃代表；幼年“爱打架的孩子们”，在熬过艰难的童年后，又成了保卫祖国的英雄。阿纳尼耶夫 （1925—）的巨著 《没有战争的年代》（四卷，1975—1984）试图将农业问题与现代生活统一起来思考，在更高的层次上概括俄罗斯乡村的历史命运。小说以五个家庭的活动为线索，将描写的笔触伸向现代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但小说的中心问题，仍是乡村问题，尤其是人与土地的问题。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农民们大量流入城市，但在这一表面现象的背后，作者发现了农民抛弃故土的另一原因，即长期的官僚主义体制打击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不合理的劳动组合方式，又降低了农民对土地的感情，而人与土地的分离，是俄罗斯乡村许多悲剧的根源。
乡村题材文学在七十年代前后一度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并赢得了广泛的社会承认。上面提到了扎雷余金、阿列克谢耶夫和阿纳尼耶夫三位作家，分别长期担任苏联文艺界三个最重要的文学刊物《新世界》、《莫斯科》和《十月》的主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乡村题材文学在文学界所享有的较高地位。
第五节 道德题材文学
道德问题一直是俄罗斯文学关注较多的一个主题，严肃的俄罗斯族作家们，总爱在充满哲学味、宗教味的文学实验室中解剖人的灵魂，并时时因人类的命运、因文化的命运作沉思状，作痛苦状。六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俄罗斯文学中，又一次出现了探索道德的强烈兴趣，这一兴趣似乎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生活最突出的特征。这一兴趣的出现，自然有社会的原因，如物质生活发达之后在精神生活领域中出现的空虚，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垒衍生出的不同价值观、人生观的碰撞，某一统帅性的政治信仰危机后出现的社会性的迷惘情绪，等等；但这其中也有文学自身的原因，或一味歌颂或一味揭露的作品，已开始让人感到直露、无味，而那种人为设计的新旧、上下、敌我间的矛盾冲突，已因为雷同和肤浅而难以继续下去了。文学要走向深刻，就必须走向人，走向人的内心，走向人内心的道德宇宙。
这里所论的道德题材文学，与前面三节所述的战争题材文学、乡村题材文学和生产题材文学是既平行又交叉的。对道德的探索倾向，在各个题材的文学创作中都有所表现；而这里所述的作家、作品，又仿佛可以分门别类地归入其他的文学题材中去。前文提及的田德里亚科夫、邦达列夫，都是这一时期道德探索倾向的重要代表人物。乡村题材文学对俄罗斯性格及其演变的把握，战争题材文学对个人在战争中的命运的思考，生产题材文学对科技文明与人的道德本质之关系的发掘，都带有浓厚的人性探究色彩。只不过，这里所述的作家、作品在道德探索方面做得要更深刻、更典型一些。
特里丰诺夫 （1925—1981）从六十年代下半期开始描写莫斯科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陆继写出了好几部中篇，如《交换》（1969）、《初步总结》（1970）、《长离别》（1971）、《另一种生活》（1975）和《滨河街公寓》（1976）等。这一组后被评论家称之为“莫斯科故事”的作品，因其对世侩心态入木三分的描摹和辛辣的讽刺而引起过激烈的争论。《交换》的女主人公列娜婚后与婆婆不和，一直不住一起，但在婆婆快要去世时却主动搬到婆婆处，为的是“继承”婆婆那套宽敞的住宅。小说通过房子、住所的“交换”，反映了现代城市生活中已司空见惯的感情“交换”，甚至是道德和灵魂的买卖。《滨河街公寓》的主人公格列勃夫八面玲珑，不择手段，终于攀上高枝，成为学术界的头面人物，住进了觊觎已久的滨河街的高级公寓，这个贪婪的学术新贵为了进一步向上爬，竟充当了迫害自己的教师和老师的独养女的打手。作品还揭示，格列勃夫在当代社会绝非个别现象，在功名利禄的诱惑下，越来越多的人出卖了他们作为一个人所拥有的最珍贵的东西，如爱情、友谊、忠诚、正义等等。1978年，特里丰诺夫完成了长篇小说《老人》，继续着他对现代城市市侩习气的抨击。“老人”列图诺夫在五十年前曾亲眼目睹一个忠于革命的哥萨克团长被错误镇压，那惨景让已年近七十的老人至今还感到一种良心上的不安；如今在他周围，他的子女却利用他的历史功劳不择手段地为他们自己捞实惠。作者将历史的现代的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一是为了给出一个两代人、两种道德观的对照，二也为了说明往昔的怀疑人、不相信人的政治与今日的缺乏同情人、自私自利的生活这两者间的渊源关系。特里丰诺夫对现代市侩的无情揭露，具有深刻的道德力量，人们因而曾称他为“二十世纪的果戈里”。
特里丰诺夫通过揭露城市新市侩来实现其道德探索主题，舒克申 （1929—1974）则是以对乡村中普通人的道德演变的再现来达到同一目的的。和马雅可夫斯基、沃兹涅克斯基、叶夫图申科等人一样，舒克申也是一位艺术多面手。他毕业于苏联国立电影学院，做过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在电影艺术方面取过显赫的成就，他导演的影片《有这样一个青年》曾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他自导自演的影片 《红莓》曾获全苏电影节大奖，他曾因在《湖畔》中的出色演技获苏联国家奖。他在电影艺术方面的成功，使他成了俄罗斯的功勋艺术家。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也显露出横溢的才华。他一生共写有两部长篇小说、近十部中篇小说和百余篇短篇小说。他的小说具有与电影脚本相近似的风格，语言简洁，富有提示性、形象性和客观性，情节自然流畅。而他的作品对道德问题的关注，更让人关注。舒克申十分着重描写那些离开故土的乡村人的生活遭遇和心路历程。《在那遥远的地方》（1966）写天真纯洁的乡村姑娘在考上大学后不久，就沉沦在城市的花花世界中。作者以此表达了面对俄罗斯乡村传统道德风格的逐渐丧失而生的忧虑。代表作《红莓》（1973）原为一部所谓的“电影小说”（这是由舒克申所独创的介乎于中篇小说和电影脚本之间的一种文学体裁），后由舒克申自导为电影，作者还出演戏中的男主角。这篇小说描写一个刑满获释的劳改犯，返回故乡，正当他经过痛苦的道德忏悔之后准备重新做人、开始新生活的时候，却被过去的同伙杀害，倒在故乡的白桦林中，倒在往日恋人的怀抱中。作者想告诉人们，人性的复归是艰难的，但是同时，道德的力量又是可以胜过死亡的。
在对现代人的道德世界的探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被提了出来，即人与自然的主题。从二十世纪下半期起，人与自然的关系已开始处于全球性的紧张状态。人类对其赖以生存的地球进行着工业化的掠夺，自然界也已以其铁的规律开始了对人类的报复。这一严峻的问题，已引起了包括俄罗斯作家在内的全世界众多作家的注意，作家们也已在作品中以不同的形式试图将他们感受到的忧虑传染给读者。在俄罗斯，有一大批作家涉猎此题，出现了一批影响广泛的“生态文学”。如诗人伊萨耶夫（1926—）在长诗 《猎人射杀了仙鹤》 （1985）中，写一个老战士在射落一只仙鹤后负疚的心情，他受到了良心的谴责，也受到了他那些早已葬身疆场的战友们的谴责。诗人在长诗的最后写道：“人不是自然之王，而是自然之子”。瓦西里耶夫在小说《不要射杀白天鹅》 （1973）中，也警告人们应以理智和爱心来对待自然和自然中的一切。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道德问题上，一群西伯利亚作家表现出了他们出众的才华。这也许是因为他们自幼就生活在这世界上最阔大、最天成的自然之中，从而养成了与大自然休戚与共的深厚感情。“西伯利亚文学”是一个较为悠久的概念，早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由流放犯们带去的文化种子就已在那片浩翰的大森林中生出了新芽。在苏维埃时代，广袤的西伯利亚土地又培养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杰出作家，他们的作品程度不一地体现着某种共性，这一共性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