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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5年苏共中央的四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总书记，在他的改革方针的指引下，社会生活出现了又一次的、规模更大的“解冻”。在文艺界，一批先前遭禁的作家及其作品，重新面世 （有些是初次面世），读者争相传阅，社会广泛议论，一时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回归文学热。
其实，要论起此类文学的回归，这并非第一次。早在解冻的时期，一大批在三十年代末和战后被无辜镇压、其作品也被禁止流传的作家就纷纷地被恢复了名誉，一些作品也得以再版。在八十年代的文学回归热之前，阿赫马托娃、曼德里施塔姆、巴里蒙特等人的诗就已经流传甚广了，巴别尔、布尔加科夫的作品也已有出版。然而，就回归的规模和影响而言，静悄悄的第一次回归是难以与八十年代的这股汹涌的、似乎要淹没一切的回归潮相提并论的。
回归热首先出版在各文学期刊上。1986年，《旗》杂志率先登出了普拉东诺夫的《初生海》和别克的《新的任命》，揭开了回归潮的序幕。接着，各大文学报刊几乎没有例外地腾出大量篇幅介绍被“封存”的作品，如：古米廖夫的诗作以及“白银世纪”其他诗人的诗歌，曾引起广泛的社会批判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帕斯提尔纳克）、《我们》（扎米亚金）、《红木》（皮里尼亚克）以及左琴科的作品，先前被审查机关“压扣”的杜金采夫的《穿白衣的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凭借记忆的权利》、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和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等等，再加上众多“回归祖国”、“被译成俄语”的侨民文学作品，一时弄得俄罗斯读者眼花缭乱，应接不暇。若就这些作品的写作年代来看，它们中的大部分都可分别归入不同阶段的文学中去，但它们又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集中面世的，故又可将它们视为一个整体性的文学现象。
普拉东诺夫 （1899—1951）是较早被重新“发掘”出来的一位作家。普拉东诺夫开始创作较早，曾受到高尔基的扶植。他独特的语汇、迷一般的潜台词以及对现实表面稚拙，实则入木的观察，使他在二十、三十年代的文坛上既显得独树一帜，又显得格格不入。三十年代初，他的《有好处》等作品受到批判，此后一直未能自如地发表作品。他的最重要的三部作品《切文古尔镇》（1929）、《基坑》（1930）和《初生海》（1934）都是在八十年代下半期首次发表的。长篇小说《切文古尔镇》写一群满怀理想和壮志的革命者在十月革命后来到偏僻的小镇切文古尔，试图建起一座社会主义的人间天堂，但他们不切实际的幻想终未能实现。《基坑》写的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建设运动，在某城，人们决心为全城的无产阶级建造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厦，于是他们开始不知疲倦地挖一个巨大的基坑，白白地耗费着体力和精力。《初生海》写某国营农场为解决用水问题，在一个海拔低于二百米的平原上大动干戈，准备挖出一个湖泊，但刚钻了三米就出了水。普拉东诺夫以平静的、白描似的笔调，似乎满不经心地在叙述这一切，但却让读者感到一种强烈的荒诞。在劳动中，劳动者们充满信心，乐观向上，但他们同时也被扭曲了，异化了，他们“弯腰弓背地度日”，“流着永远冲洗不尽的汗水”，成天半张着嘴“呼出躯体中结成硬渣的疲倦”，同时，“不能亲吻”，还“必须节约仇恨”。荒诞的是，仿佛并没有一个强大的外力逼迫他们，他们仿佛是自愿的，仿佛又是被迫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被敏锐的作家观察到了，并加以放大，其中无疑凝聚着作家深深的思考。如今，普拉东诺夫与扎米亚金一起，被列为“新乌托邦文学”（又称“反乌托邦文学”）的代表。
在回归文学中，篇幅和反响都较大的两部作品，是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和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
格罗斯曼最早由描写矿工生活的中篇小说《格留卡乌夫》（1934）起步，卫国战争时期表现活跃，当时的《人民是不朽的》、《为了正义的事业》等作品都受到过好评。但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却比较沉寂，埋头写作巨著 《生活与命运》。这部小说以沙波什尼科夫、施待鲁姆几个家庭在卫国战争前后的生活为线索，对主人公以及以主人公为代表的俄罗斯民族在这次灾难性的战争中的命运作了深刻的思考。小说将战争的场面和和平的生活相交叉，将普通人的苦难与上层的作为相对比，自由挥洒地对历史和战争进行回忆和思考。其中，“思考”构成了这部小说中最突出的特征，作者透过战争的失利、反攻、胜利的表面进程，试图洞察社会制度本身和战争统帅内心的矛盾。他宏大的描写和深刻的思考，赋予了这部作品以史诗性质，甚至有评论家将这部作品誉为“苏维埃时代的《战争与和平》”。在接下来发表的又一部作品《一切在流动》中，作者仍继续着他对制度、对领袖的审视和思考，并进一步把斯大林式专制的来源追溯到十月革命，对列宁也作了大胆的评论。
雷巴科夫（1911—）的长篇小说 《阿尔巴特街的儿女》所关注的焦点，也是斯大林的时代。阿尔巴特街是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一条步行道，一条文化街。小说的主人公萨沙的家就在这条街上，他在三十年代的肃反运动中遭到迫害。作者通过他的不幸人生，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了剖析。作者花了许多篇幅来直接描写斯大林的心理、斯大林与基洛夫的冲突、斯大林的独断专行的作风等等，把斯大林及其政策当成是以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为代表的一代俄罗斯人悲剧命运的根源。
回归文学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回归的”作品在写作年代、文本遭遇、艺术内容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也许就是它们都曾被禁的“同患难”的历史。当然，它们之所以先后被禁，又大多出于政治原因，因此，这些作品在政治倾向上又表现出了一定的一致性，即对不同时代的社会现实所持的批判态度。回归文学热的出现，不仅丰富了改革时期的俄罗斯文学，同时也使得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史更完整、更全面了。在对改革时期的社会产生一定的政治冲击和推动作用之后。回归文学中真正具有文学、美学价值的东西将成为俄罗斯艺术宝库中的珍品。当然，这样的作品毕竟有限，不可能泉涌不止，目前，文学回归潮已基本结束了。
第三节 侨民文学
俄罗斯的侨民文学，系指在俄罗斯境外的俄罗斯作家的创作。这些作家有些加入了外国籍，有些一直没有入籍；他们大多坚持用俄语创作，也有一些人同时用俄语和别国文字进行写作。二十世纪俄罗斯侨民文学的历史持续得很长，但它较为集中地回归祖国，则完成在改革时期。
二十世纪的俄罗斯侨民文学有过三个浪潮，也就是说，在三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上，有大批的俄罗斯作家由于种种原因流亡海外。第一批文学流亡者是在十月革命后离开俄罗斯的，在当时，许多知名作家由于不理解革命、不接受革命、甚至是敌视革命而离开俄国，一部分人参加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活动，也有一部人在境外仍潜心于文学写作。这一批流亡作家的数量是惊人的，他们中间不乏一流的大作家，在十月革命后至三十年代初的时间里，先后流亡国外的知名作家就有：阿韦尔琴柯、阿尔达诺夫、安德列耶夫、阿尔志跋绥夫、阿达莫维奇、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巴里蒙特、吉比乌斯、扎伊采夫、扎米亚金、维·伊万诺夫、卡缅斯基、库普林、梅烈日科夫斯基、明斯基、谢维里亚宁、阿·托尔斯泰、苔菲、萨沙·乔尔内、尤什凯维奇、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列米佐夫、雷达谢维奇、茨维塔耶娃、施梅廖夫等等。他们离开祖国，远走他乡，在巴黎、布拉格、索非亚、柏林、贝尔格莱德、斯德哥尔摩、纽约、哈尔滨、君士坦丁堡等处安身，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他们仍继续写作，并创办了大量的文学刊物，出版了许多作品。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回到了祖国并成了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的经典大师，如阿·托尔斯泰、茨维塔耶娃等。侨民文学的第二浪潮出现在二次大战之后，当时在沦陷区的许多俄罗斯人逃到了安全国家，战后有许多人又从希特勒的战俘营直接去了西方，在这当时还很年轻的一代人中，后来有不少人选择了文学创作的道路。第三浪潮出现在六、七十年代，解冻时期之后的政治控制政策，使许多作家感到压抑，因而出逃，而官方也“主动”驱逐了一些持不同政见的作家。这些作家，是当今俄罗斯侨民文学的主要代表。
当前，俄罗斯侨民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中心有两个，一是纽约，一是巴黎。在巴黎，以俄罗斯的侨民作家涅克拉索夫、西尼亚夫斯基等为中心曾形成一个文化圈子，在西欧文化界颇有影响。由于彼得的改革主要是以法国为借鉴的，俄法两种文化间的联系一直较为紧密，俄罗斯许多文化人都视巴黎为文艺圣地；而巴黎浓郁而又自由的文化空气，也确是侨民文学最合适的土壤。从十月革命后至今，被茨维塔耶娃称之为“喀尔巴阡的罗斯”的巴黎的俄罗斯侨民社会，一直是俄罗斯侨民文学的中心之一。但二次大战后，美国逐渐成了世界文化的中心。俄罗斯侨民文化的重心也开始向纽约转移，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新移民享有较为平等的权利；那里更多样、更刺激的艺术空气，对战后的新侨民也更有吸引力。如今，美国俄语文学和美国黑人文学、美国西班牙语文学、美国华语文学等一样，已成为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美国俄语文学的发展史上，首尾处各站立着一个魁伟的身影，他们就是纳博科夫和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