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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带着清新的感觉闯进了文学。文学无法在某一夜间彻底地改头换面,旧的文学仍在继续,而新的现实又为新的文学提供了新的主题和新的风格。新旧文学的交融,形成五光十色的局面,各种流派纷呈,多种理论相峙,多种文本并立。这种场面一直持续到二十年代中、后期。
1925年,俄共(布)中央作出《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反对“中立艺术”。1932年,联共(布)中央又作出了《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宣布解散各种文学团体,建议成立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1934年4月,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拥戴高尔基为文学领袖,讨论成立了苏联作家协会,并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奉为苏联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从二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初,是苏联文学逐步走向统一的过程:各民族文学走向统一的苏联文学;各种风格也在走向统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时期的文学,主要以当时苏联社会中展开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为对象,注重对“劳动”本身的描述,对“新人’的塑造,对“第二自然”(即理想现实)的赞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人民进行了可歌可泣的卫国战争,苏联文学也投身于这场神圣的战争,文学缪斯成为斯拉夫大地上的复仇女神,文学成为抗击法西斯的有力武器。一千余名作家志愿走上前线,其中的许多人捐躯疆场。当时的文学,以政论、诗歌等短小精悍的体裁为主,主题也是单一的:控诉法西斯的罪行,号召人民起来消灭敌人。卫国战争在苏联人民的心目中、精神上烙下了深深的印痕,关于战争的“回忆与思考”,后来一直是苏联文学中举足轻重的主题之一,经久不衰地为一代又一代的作家所描写。
苏联终于以巨大的代价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同时也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威望和国际地位。在经历过战后重建时的悲伤和艰辛之后,一种乐观情绪在苏联社会荡漾开来,与此同时,“个人崇拜”也愈演愈烈。这种氛围下的文学,往往带有纯颂歌性质,出现了后来受到批评的“无冲突论”倾向。
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实行了某些旨在松动社会机制的“改革”。于是,从五十年代中期起,苏联文学又呈开放趋势。“自我表现”、“创作自由”等口号被提出,以奥维奇金的特写《区里的日常生活》(1952—1956)为代表的乡村文学开始涉及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开了“集中营文学”的先河。与“尊重人”、“相信人”的社会呼声相适应,苏联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性质得到强调,出现了一大批赞美人道主义和人性的作品。这一时期的文学,后因爱伦堡的小说《解冻》 (1954—1956)而得名为“解冻文学”。稍后,以一批年轻诗人为中坚的“第四代作家”登上文坛,他们或“大声疾呼”,或“悄声细语”,为诗坛、为文坛增添了活力,形成了苏联文学史上的又一个繁荣期。
六十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开始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所谓的“停滞时期”由他开始。在文艺方面,当局表现出加强控制的意图,文学生活相对地要沉寂些。但是,“停滞时期”的文学并不始终处在“停滞”之中,苏联文学至少在下列几个方面取得了进展,乡村文学和道德问题小说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军事文学率先在“全景文学”的创建上作了成功的尝试;科技文学与“科技革命”相伴而生;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说创作和万比洛夫的戏剧创作,标志着西伯利亚文学新的崛起……苏联文学在过着自己正常的文学生活。
戈匀巴乔夫当政之后,“新思维”、“改革”激起了苏联社会中又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改革”时期的文学,表现出如下几个特征:文学更加社会化、政治化,作家们投身于“苏联向何处去”的大讨论,文学报刊成了政治的喉舌;文学生活空前自由化,作家们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似乎突然可以畅所欲言、为所欲为了。于是,各种形式、各种风格、各种内容争先恐后地亮相;与此相关,一些长期被禁的作品,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等等,纷纷得到“解放”,世纪初的大批旧作相继面世,一些被错误镇压了的作家和流亡国外的持不同政见作家的作品,也被大量印行,从而形成一个颇有声势的“回归文学热”。“回归”的文学,加上“改革”的文学,构成了苏联文学一个混声合唱般的绝响。
苏联文学的历史,是一种有起有伏的历史,受政治的、社会的因素的左右,它呈现出一道冷热交替的发展轨迹。然而无论是冷是热,是起是伏,苏联文学都一直在顽强地谋求其发展。苏联文学的历史,又是一部有声有色的历史,文学之外的力量,常给它以意外的欢乐和意外的悲伤,苏联文学因其一个又一个戏剧性突转而获得的精采历史,在世界文学中也许是不多见的。
3
在世界文学中,苏联文学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文学,其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它的多民族性和社会化。
地域辽阔的苏联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客观上决定了苏联文学也必然是一种多民族的文学。据不完全统计,苏联文学包含着七十余种语言的文学。我们在谈论英语文学时,能从这同一语言的文学中区分出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加拿大文学、澳大利亚文学、新西兰文学等等,在这种情形下,语种文学大于国别文学;当我们面对苏联文学时,却能从中区分出俄罗斯文学、乌克兰文学、高加索文学、中亚文学、波罗的海文学等等,在这种情形下,国别文学则大于语种文学、民族文学和地域文学。
统一的多民族苏联文学是逐渐地形成的。十月革命之前,后来成为苏联文学大家庭成员的各语种文学,分别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当时的俄罗斯文学,已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构成了世界文学史上的又一高峰。乌克兰文学、格鲁吉亚文学等也已有相当高的水准。而西伯利亚、中亚一些地区、极北地方的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学,尚处于口头文学创作阶段。从参差不齐的起步,到步调一致的行进,苏联文学无疑经历了一个复杂的相互交融过程。无可争议,苏联文学的形成,极大地促进了落后的语种文学的发展。据统计,在苏联文学所含的七十余个语种文学中,有半数以上是在苏联成立后才形成书面文学的。一些弱小民族和僻远地区的文学,借助苏联文学的力量取得了国际性的文学地位,把自己的文学天才推向了世界。乌克兰的冈察尔、立陶宛的梅热拉伊蒂斯、吉尔吉斯的艾特玛托夫等,都是以本民族文学之代表和苏联文学之代表的双重身份,登上世界文坛的。不久前,达吉斯坦阿瓦尔族著名诗人加姆扎托夫来中国访问,在回答笔者的提问时,他承认,若没有一个统一的苏联和苏联文学,就不会有作为诗人的他和他的诗,而且,达吉斯坦文学也许就难以为世人所知。然而,关于统一的苏联文学对各民族文学发展历程之影响的问题,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两年前,笔者在第比利斯与几位格鲁吉亚青年诗人作过交谈,他们认为,统一的苏联文学犹如一堵厚墙,在格鲁吉亚文学与世界文学间设置了障碍,格鲁吉亚文学欲走向世界,就不得不冲破自身的和苏联文学的这两层包围,世界是通过苏联文学来认识、理解格鲁吉亚文学的,因而是不准确的,甚至可能是不正确的。这是一种比较极端的看法。总地看来,苏联文学对各民族文学、尤其是原先较为落后的一些民族文学的正面作用,还是十分巨大的。对于某些民族的文学而言,如果说其民族的原始文明是其生母,那么苏联文学则可视之为其养母或奶娘。
统一的苏联文学促进了各民族文学的发展,反过来,各民族文学也丰富了作为整体的苏联文学。各民族文学都有着其独特的起源和历史,有着不同的文化底蕴和艺术风格。苏联地处东西方之间,欧亚分界线在其境内纵贯而过,东西方文化的汇合、交融,历来就是俄苏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西欧那靠扰上帝的哥特式教堂的尖顶,与东方普渡众生的佛教寺院低平的屋顶相结合,即派生出了斯拉夫东正教教堂那不高不低、不尖不方的洋葱头式的穹顶。成吉思汗的西进,将东方文化的基因播撒进斯拉夫土地;彼得大帝的改革,则使法国式的西欧文明在俄罗斯得到传播。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为代表的东斯拉夫文化的,原本就是东西文化的混成体。十月革命后,东西文化因素在苏联文学中的双向交流更为直接、更为具体了。中亚地区、外高加索地区的突厥文化、北欧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和日尔曼文化之糅合的波罗的海文化,将其深厚的伊斯兰教文化的积淀带进苏联文学。历来被视为是斯拉夫文化,北欧斯堤的纳维亚文化和日尔曼文化糅合的波罗的海文化,又将自己的文化因子再糅合进苏联文学。在广袤的西伯利亚,虽没有一种统一的民族文化,却逐渐造就了一种以“人与自然”为母体的特色文学。这带有各种文化色彩的多种文学,汇集到苏联文学之中,组构出一幅色彩斑斓的文学全景图。需要指出的是,各民族文化虽各具特色,却有着大体一致的思想、美学倾向,且它们又多以俄语作为交流桥梁和表现形式,这便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各民族文学自身特色的尽情发挥,至少不利于人们对其特色的充分认识。
苏联文学的另一基本特征,就是文学的社会化倾向。社会化,在这里包含有多层意义,是分别就文学的性质和功能、文学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等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