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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的内容，象征和艺术感染力的扩大”。梅烈日科夫斯基将象征主义视为一
．．．．种世界观，一种宗教观，他的理论，使俄国象征主义理论具有了一层浓重的、有别于西欧象征主义理论的哲学意味和宗教色彩。对俄国象征派、尤其是青年象征派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是哲学家弗·索洛维约夫 （1853—1900）。他的唯心主义学说在俄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位哲人认为，文明的毁灭是不可避免的，宗教是唯一的拯救手段。寻求从时间世界至永恒世界的出路，就是人生和艺术的根本任务。在这一过程中引导人、支撑着人的，就是所谓的“永恒温柔”。他的两个世界的对立、对应说，他的“永恒女友”的形象，都给了象征派人士以极大的启发。
俄国象征主义文学运动的成就，集中地体现在诗歌创作方面。短短的几十年，涌现出大批的优秀诗人和大批的诗作，世纪初的俄国诗界，刹时成了一个星汉灿烂的文学宇宙。在俄国象征诗派中，影响最大的是四位姓氏恰巧都以字母ъ起首的大诗人，这所谓的“ъ氏四杰”。就是巴里蒙特、勃留索夫、勃洛克和别雷。
巴里蒙特（1867—1942）是早期俄国象征诗派最杰出的代表。勃留索夫曾说，在两个世纪之交的十余年间，正是巴里蒙特在“牢牢地统治着俄国诗歌”。到他在1942年客死巴黎郊外时止，他共写出了二十余部诗集，还有大量的散文、批评和翻译著作。在巴里蒙特的诗歌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太阳、个性和音乐。在他那本被称为“象征之书”的诗集《我们将像太阳一样》的扉页上，诗人引用了古希腊哲学家阿拉克萨奇拉的一句名言：“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看见太阳”。巴里蒙特将太阳视为美和力的象征，视为自我、个性的象征。除太阳外，宇宙、自然界的一切，都被巴里蒙特赋予了个性色彩，都成了泄扬个性的对应器官。巴里蒙特又是一位“音乐诗人”。他在诗歌技巧方面为俄国象征主义诗歌、为整个俄语诗歌所作出的贡献，在当时和后来都得到了公认，其中，又以他在诗歌音乐化方面的尝试最为人们所称道。他在诗中细致地采用多种修辞方式，营造出一种一咏三叹、余音不尽的语词氛围。如这段诗：“我幻想捉住离去的阴影，／流逝了的白天之离去的阴影；／我向塔上攀去，／阶梯抖个不停，／阶梯在我的脚下抖个不停。”（《我幻想捉住离去的阴影》）当然，巴里蒙特诗歌的音乐感，也来自其诗整体的谋篇布局，更来自于其诗中朦胧的情绪和飘忽的意象。
勃洛克 （1880—1921）是俄国象征派的主将之一，也是二十世纪俄语诗史中最杰出的大师之一。他自幼被寄养在外祖父家中，而外祖父就是彼得堡大学的校长。书香门第的文化氛围、家族中女性们的文学活动，给勃洛克以极大的影响，使他成长为一个天性敏感、才华横溢的抒情歌手。他于 1904年出版了处女诗集《美女郎诗草》，他自称这本诗集是一部“诗体的恋爱自传”，集中的诗大多是献给他新婚燕尔的妻子、俄国著名化学家门捷烈夫的女儿柳鲍芙的。勃洛克曾将诗人称为“和谐之子”，并说这种和谐，首先就是“世上各种力量的和谐”。勃洛克的抒情诗，也是这种和谐体，但它决不是一种活泼、一种平静，而是一种“复调抒情诗”。勃洛克的诗，充满形象的对比、色彩的对映、感觉的对立，充满一种燥动和难耐。十月革命后，他将现实的革命内容和象征主义的诗歌手法相结合，创作出了长诗名篇 《十二个》。勃洛克的创作，使俄国象征主义诗歌获得了最高体现；同时，随着勃洛克与象征主义的决裂，随着勃洛克有早逝，俄国象征派也失去了自我。
除诗歌外，俄国象征主义文学运动也推出了一些说佳作。在象征主义小说创作方面成就最大的，是安德列耶夫和索洛古勃等人。安德列耶夫 （187—1919）在他著名的《七个死刑犯的故事》、《红笑》等作品中，对当时的现实作了变形的描写，营造出一种阴冷恐怖、神秘悲观的氛围。其中，《七个死刑犯的故事》是安德列耶夫最著名的作品，它以革命失败后七个被判绞刑的死囚在法庭上、监狱里和绞架前的心理状态为对象，将人的心态与社会现实相对应，写出一幕神秘的悲剧。他的艺术手法中，不仅有明显的象征主义色彩，而且还融汇进了现实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的艺术成份。鲁迅对安德列耶夫的创作有过一段精辟的议论：安德列耶夫的作品，“都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现实主义相调和。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而出现灵肉一致的境地”。
俄国象征主义是唯一一个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得到充分发展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西欧象征主义是划分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分界线，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总的源头。俄国象征主义文学，也同样具有这种文学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就文学内容而言，二十世纪俄语文学中革命性的转折出现在十月革命之后；就艺术形式而言，二十世纪俄语文学中实质性的变化则发生在俄国象征派出现之时。俄国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受其影响而出现的其他现代主义文学，争奇斗妍，不仅形成了二十世纪俄语诗史中的“白银世纪”，同时也宣告了俄语文学史上一个“后普希金时期”的开始。
第四节 象征主义之后的现代主义文学
在象征主义衰落之后，俄国文坛又出现过其他一些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阿克梅派和未来派。
1913年，俄罗斯诗人古米廖夫在《阿波罗》杂志上发表了《象征主义的遗产和阿克梅主义》一文，在文章的一开头，作者就直截了当地写道：“对于细心的读者来说这一点是很清楚的：象征主义结束了自己发展的全过程，如今正在衰落……前来接替象征主义的是一个新的流派，怎么称呼它都行，——叫阿克梅主义 （源于希腊文，意即“事物的高级层次”，“花朵”，“繁荣期”），或叫亚当主义 （对生活勇敢坚定的、明确的看法），——不管怎样，这一流派追求较象征主义更多的力的均衡、更准确的对主客体关系的认识。”这段话，概括了阿克梅主义的性质，古米廖夫的这篇文章，后也被公认为阿克梅派的文学宣言。在这篇宣言中，古米廖夫将阿克梅主义的创作纲领归纳为：反对象征主义对世界神秘、朦胧的暗示，提倡对具体、客观的现象的把握；承认象征在艺术中的重要意义，但不愿因此牺牲其他一切诗歌表现手法；寻求一切手法间充分的协调，要建立一个更加自由、有力的诗律体系；并不放弃对不可知、乌有、瞬间等的表现，“新流派的原则之一，就是永远沿着阻力最大的路线前进”。综合地看，阿克梅主义强调的是具体和力度，是技巧和个性。
参加过阿克梅派的有古米廖夫、阿赫马托娃、曼德里施塔姆、戈罗杰茨基、库兹明等人，这些当时就很有名的诗人，后来都成了二十世纪俄语诗史中的重要人物，他们的创作，不仅充实了象征主义危机之后的俄国诗坛，也为俄罗斯文学留下了一份丰厚的遗产。
古米廖夫 （1886—1921）生于一军医家庭，他很早开始写诗，中学时就出版过诗集，后留学巴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志愿上前线。1910年，他与女诗人阿赫马托娃结婚。他一直是诗坛的活跃人物，创办过文学杂志，还担任过彼得格勒诗人协会的主席。1921年，他在彼得格勒被捕，二十天后以“反革命阴谋罪”被处死。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古米廖夫共创作了八部诗集，即
《征服者之路》、《浪漫的花朵》、《珍珠》、《异乡的天空》、《箭囊》、《篝火》、《帐篷》和《火柱》。此外，他还写有大量的诗剧、长诗和一些散文作品以及诗歌译作。古米廖夫曾将自己诗的灵感称作“远游的缪斯”，因为其大半诗作都是以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为灵感源泉的。非洲的沙漠，北欧的雪景，罗马的名胜古迹，东方的宫廷秘史，纷纷成了古米廖夫诗作的对象或主题。他还翻译过一本中国诗集，其中收有李白、杜甫等人的诗。此外，古米廖夫的诗作多具有某种“史诗风格”。他的长诗虽然大都不长，但场面阔大，情绪激昂，如描写哥伦布的《发现美洲》。他的抒情诗中也常有内容的叙述和细节的描写，抒情主人公的态度比较客观，还时常穿插进各种人物的对话。对诗的容量和诗的力度的刻意追求，使得他的诗在当时的文坛上别具一格。以往，在苏联文学史中，古米廖夫或被有意识地遗忘，或被冠以“反革命诗人”的帽子受到攻击，八十年代末，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古米廖夫“复归”了，他的诗歌遗产又开始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比古米廖夫多活了十几年，但结局却同样为悲剧性的另一位阿克梅派重要诗人，是曼城施塔姆（1891—1938）。他曾是《阿波罗》杂志的同仁，1912年写了《阿克梅主义的早晨》一文，成为阿克梅派的主将之一。但与喜欢轰轰烈烈地的古米廖夫不同，曼塔里施塔姆生活得孤傲而又超脱。他的诗，并不是对阿克梅主义创作纲领的 “落实”，而充满着对文化和文化个性的思考。他的诗语义复杂，用典深奥，有深重的历史感。曼塔里施塔姆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诗人，他认为诗就是诗人“对自己正确性的意识”。知识分子的个性，文化人与世俗环境的冲突，常构成他的诗歌的潜在主题。阿赫马托娃曾说他的诗具有“无比的美和力”；诺贝尔奖得主布罗茨基将曼德里施塔姆与阿赫马托娃等一起尊称为自己的“导师”，并在一篇论文中将曼德里施塔姆称为“文明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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