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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解。这实际上是说，中国哲学是一种诗的哲学或诗性哲学。这一见解，对于理解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具有指导性意义。中国哲学缺乏西方那样的抽象分析和形式概念，其概念常常带有形象特征，比如最抽象的“理”，也是用“条理”、“纹理”、“腠理”、“肌理”等等来表示。中国哲学也缺乏西方那样的逻辑推理，即由前提推出结论，而是跳跃式地说出结论。但是，中国哲学的概念，在具体之中包涵着抽象，在结论之中包涵着前提，是“具体概念”而不是“抽象概念”，是类比逻辑而不是线性的因果逻辑。这种“诗性哲学”不仅是哲学，而且能使人诗性地生活，得到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即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天地境界”。在中国哲学研究中，能够说出这一点的，首先是冯友兰。这就是冯先生对中国哲学的一大贡献。
我读冯友兰先生的著作
■ 陈乐民
我喜欢读一些哲学方面的书，中国的西方的都喜欢。做研究工作当中，时时于无形中得到一些思想上的收获。
我读这类书，是“兴趣第一”，心态轻松，不为弄不懂的地方而枉费脑筋。遇到什么实在不懂的问题，或者暂时放下，看看别的书，再回过头来读时也许就明白了；或者索性跳过去，不当书的“奴隶”。
在我读过和正在读着的书里，兴趣最大的，也是获益最多的，在西哲为康德，在中国哲学则是冯友兰。
冯先生说：“余平生所著，三史六书耳。三史以释今古，六书以纪贞元”，（1990年台北版《中国哲学史》自序）此外还有众多的长短篇文章（大多数为1949年前所作）。冯著浩瀚博才，除哲学和哲学史外，所涉甚广。我觉得凡治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者，都不妨读读冯先生的书，一定如入宝山，不会空手而回的。
今年是冯先生一百一十周年冥寿。这篇文章，只结合我的“专业”（欧洲文明史，特别涉及中西文化比较和冲突）讲讲我学习冯著的一些体会。
一、“中西之交，古今之异”
冯友兰先生对我的工作影响最大、大大打开我的思路的，是他谈及中西文化之交的问题时，浓缩提炼为“中西之交，古今之异”这八个字。他说：“在世界史的近代阶段，西方比东方先走了一步，先东方而近代化了。在中国近代史中，所谓中西之分（交），实际上是古今之异。以中学为主，对西学进行格义，实际上是以古释今；以西学为主，对中学进行格义，实际上是以今释古。”（《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5页）不是中国和西方所处的时代不同，而是中国和西方的社会形态不同；在中西文明相遇于十九世纪中叶的时候，中国的文明和社会仍是属于“古”的，西方的文明和社会是属于“今”的。
这是冯先生一贯的观点，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写的二卷本《中国哲学史》中就说：“迄今中国与西洋接触，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又有根本的变化，于是此二千年来为中国人思想之君主之经学，乃始被革命而退位；而中国人之思想，乃将有较新之局面焉。”（《中国哲学史》上册，台北版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489页）
这就是说，中国近代史是以“经学”之“退位”开始的，原因是“与西洋接触”了。
我在研究欧洲的文明史的时候，时常想，我为什么要研究欧洲史呢？就算我把欧洲史研究得滚瓜烂熟，又怎么样呢？而我又是一个在中国文化中浸泡中长大并变老的。长期以来，中国的民族命运时时以各种方式“介入”我对欧洲的研究，两种文明自然而然地在我心里交了锋。“改革开放”以后，思想开朗了，摆脱了不家相比，步步赶不上。中国到底缺少了什么，我研究欧洲的文明发展史，不正是要为这个很普通的问题找到至少使我自己满意的解释吗？与之相关的，便有许多问题提出。对此，学术界的见解不乏异同，诸如中国从何时起落后于西方（言外之意是在这个“何时”以前中国是“先进”于西方的）、中国自古有无科学和民主思想，今天的中国是否需要欧洲十八世纪那样的“启蒙”，中国历史上有没有“资本主义萌芽”，等等。
我正是在清理诸如此类问题的时候，遇到了冯先生这八个字：“中西之交，古今之异”。这八个字看来平常，却是研究中西文化的大关节，是冯先生琢磨了大半生结晶出来的。把中国之古，何以为“古”；西洋为“今”，何以为“今”弄透，其他枝蔓问题都好办。
早在1920年，冯友兰到美国留学，他当时只有25岁，就谈到他的初步体验说：“我自从到美国以来，看见一个外国事物，总好拿他同中国的比较一下，起头不过是拿具体的、个体的事物比较，后来渐及于抽象的，普通的事物；最后这些比较结晶为一大问题，就是东西洋文明的比较。”（《与印度泰谷尔（今译泰戈尔）谈话（东西文明之比较观）》，《三松堂学术文集》，北大出版社1984年，第11页）
这段话表明冯友兰到美国不久就感到他学西方哲学，应该有“东西洋文明的比较”在胸。过两年，即1922年，他进一步说明这个想法：“近二三年来，中西文化的主力军，似乎渐渐地接触。从前所谓兵战商战，由今视之，不过如两边先锋队斥候队之小冲突而已。”“中西比较”才是“一种真问题——不是从前做文章所出之题”。对这样的“真问题”，“非先把中国的一切东西，及外国的一切东西，都极深究不可。”换一句话说，就是非把现在人类所有的知识，都做深入的研究不可。“这种大业，就是孔子、亚里斯多德复出，恐怕也要敬谢不敏。这须得很多专家，经很长时间，许多‘史’才能济事。”（《论“比较中西”——为谈中西文化及民族论者进一解》，《冯友兰学术文集》，第43—44页）
冯友兰是既了解中国哲学，又很认真而系统地学习了西方哲学的学者。从他的著作可以看出，他不是到了外国，只蜻蜓点水般看了一二本某某“大师”的书，便自以为是弄懂了“西学”的。“社会活动家”可以这样做，真正的学者却不能这样。有这样的思想认识在心底，冯友兰便“极深研究”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最终得出“中西之交，古今之异”这八个字。我写《欧洲文明的进程》等书的时候，内心里即装着这八个字去写“欧洲何以为欧洲”这一面，以反衬和点出“中国何以为中国”的另一面；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对自己的历史社会人文有所了解的中国人，把别人了解清楚了，自然应该更明白我们缺少了什么，归结到一句话，我们的历史为什么没有作为现代文明国家必备的科学和民主。所以我是以“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为主题而作我的研究的。一次有记者采访我，便用了我说过的话“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做了采访记的题目。
这一切都有冯友兰这八个字的影子。先别今古，再及其他。我的工作远未做完。冯先生用了大半生的功夫，我到了五十多岁才有所悟，于今只二十年。天让我退回二十年，我也许能做得好一些。
二、“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冯先生很看重的一句话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简为“旧邦新命”四个字。“新命”是他的政治社会理想，是说中国是个古老而孱弱的“旧”国家，要通过全国人民的努力把它建设成一个“新”的现代文明国家。“旧邦新命”是接着上述“中西之交，古今之异”讲的；有中西比较在前，则必然生出把古老的中国改造为现代“新”国家的使命。这一非常合乎逻辑的思想既是冯先生的理念，又是他的历史观。
在哲学上的表述则是有名的所谓“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说这后两句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的事。禽兽只有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在地球上只有人才不但懂历史，也懂得将来应该是什么样子。“柏拉图认为，在他的理想社会中，最合适的统治者是哲学家，即把哲学与政治实践结合起来的‘哲学王’。”（《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7页）他认为，柏拉图的“理想社会”，与儒家的“圣人最宜于做社会最高统治者，因为他是廓然大公”（同上）的标准，是可以相表里的。到那时就可以“为万世开太平了”。这也是康德“永久和平论”的理想。
这些思想在冯友兰的中年，即五十岁以前，或者说在1949年以前已经形成
了，即蔡仲德先生说的冯友兰“实现自我”的一个成果。
在这一点上，冯友兰与康德或者“不谋而合”，或者受到了康德的影响。冯先生和康德一样，是“理性主义”者。他在中年接触“唯物主义”，并有所认同，也是因为他认为“唯物主义”是“理性主义”的。（但他不赞成译成中文这个“唯”字，因为一个“唯”字便一条道走到底，没有选择的余地了；英文里的materialism，ideal…ism等都没有“唯”的意思。）
冯友兰一生是在校园里度过的，他一生的活动从没有离开过学校一步。无论在美国留学，还是在国内的燕京、北大、清华，等等，都是在学校的圈子里读书、写书、教书，且在一些时候主持校务工作，包括“北校南迁”的繁重工作，在国难同时也是教育家。不过时人经常忽视或忘记他在推动至少在清华和北大的文学院、特别是哲学系的教学贡献。
冯先生研究哲学有两大特点，一是很深人地研究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不是把它们分为两截。他到美国读书时，国学的底子已经很坚实了，因此特别重视对于西方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在美国，哲学绕不开詹姆斯、杜威以及英国经验学派然地“溶”入他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