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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对于西方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在美国，哲学绕不开詹姆斯、杜威以及英国经验学派然地“溶”入他的哲学思考之中，终于形成他的接着宋明理学讲的“新理学”。他在写《中国哲学史》时已经形成了他自己的方法论，即以宋明理学为本，结合进西方的实用主义和理性主义，他自称在“怀疑主义和武断主义”之间取其“中道”。他还自称是借用了黑格尔的“正、反、合”辩证方法，和近代逻辑学的方法。我们如仔细读冯先生的一些论述，会发现其中颇有康德的“影子”。我读康德，有时就是从“新理学”得到参照和启发的。冯友兰从“东西文明之比较”入手，反过来再进入中国哲学，所以冯氏的“兼通中西”不是“中西并合”，而是“中西溶合”而出以己意的。细读冯先生的著作，莫不如此。
第二个特点是，冯先生认同金岳霖先生说的“哲学是概念的游戏”，但冯友兰并不是在“象牙之塔”里抠“哲学概念”，他时刻关心着政治社会问题，用哲学思想及其历史支持“旧邦新命”的理念，进入近代哲学时尤其如此。
这里我抄两段话，以说明这个特点：
（冯友兰说）在世界进步的潮流中，中国又落后了一步。为什么落后呢？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样大的历史变化必定有很多的原因，绝不是用一个原因可以说明的。儒家思想的统治是原因之一，除此之外至少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地理上的，一个是政治上的……沿海地区，如福建的泉州，广东的广州，是不是可以撇开内陆地区先行快跑呢？不行。因为在政治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把地方管住了，使沿海与内陆不能有很大的差别。内陆拖住了沿海的后腿。西方有一句成语说：“一个舰队的速度，决定于其中最慢的船。”一个舰队的司令不能使慢船开快，只能使快船开慢，慢船拖住了快船的后腿。
统一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欧洲的历史中也有几次统一，但没有巩固下来，至今还保持着像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割据的局面……中国自秦汉统一以来，中间也经过几次分裂，但大体上保持着统一，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统治全国。到了明清两代，中央政府的权力尤为强大。统一是好事，有时也是坏事。中国沾统一的光，有时也吃统一的亏。上边所说的拖后腿的情况，就是吃亏的一个例子。
这些话见于《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的绪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4页），下面还有很长很长的发挥，冯先生常说他的书时有“十分可怪之论”，这两段话可算一例。引这些话是说明冯先生讲某个时期的哲学史必首先关注这个时期的历史背景，就是旧的统一的中华帝国在世界潮流中的形势，而不是游离其外的。这第六册讲的就是前面说到的“经学时代的退位”和与“西洋接触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又有根本的变化”的交接期，即显出“中西之交，古今之异”的那个时段。
冯友兰先生当然首先是哲学家，但由于他从“东西文明之比较”人手，所以他必然要关注世界中的中国；更由于他生当“旧邦新命”之际，所以他不能不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正像他在抗日战争正酣之1942年写的《新原人》自序中所说：“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世变方亟，所见日新，当随时尽所欲言，俟国家大业告成，然后汇此一时所作，总名之曰‘贞元之际所著书’，以志艰危，且鸣盛世。”联系到先生在抗战初起参与领导“北校南迁”的壮举，和在大西南十分艰危情况下为维系民族文化教育所付出的心力，即可理解冯先生的哲学体系与“旧邦新命”的理念联系得何等紧密。
抗战胜利后，南迁的西南联大北归，冯先生的心情之喜悦可想而知，欣然命笔为自己的论文选集《南渡集》作序曰：“‘南渡集’者，余自九一八以来所作短篇论文之选集也，文多发表于战时之大后方，中原人士，多未之见，故为此集，备观览焉。集而名南渡者，以此选集纪念此段之中国历史及个人之经历也。稽之国史，历代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吾辈亲历南渡，重返中原，其荷天之体，可谓前无古人也已。”（《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624页）抗日战争胜利后，西南联大准备北归，先生与同仁商议决定为西南联大勒碑纪念，由先生撰写碑文，碑文以古文为之，既壮怀激烈，又对胜利欣喜不已，“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全文一气呵成，朗朗可诵，是收复失地的喜欣，是对国家民族前途的系念。纪念碑由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实在是我前辈学人拳拳爱国赤诚之心的一个有历史价值的见证（文见《三松堂自序》第338—340页）。
抗战结束不久，内战继之而起，生灵再受涂炭，因此停止战争，建立和平、民主的国家，成了国人的共同心声。
冯先生1946年5月4日在北平建国东堂的一次学术讲座上作了一个不长但很有意义的演讲，题目是《中国哲学与民主政治》。在讲到“民主政治”时，他说：简而言之，“民主包含有平等、自由等概念，它的涵义就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等等。政治的设施，能使人得到自由平等的，就称为‘民主政治’”。以下他讲了四点意见：
第一点最重要，就是要有“人是人”的观感。这是一个既有哲学意义，又有现实政治社会意义的大问题。冯先生说，人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意志，凡人都是彼此平等，决不能拿任何人作工具，这是讲民主政治应有的常识。世界上最不道德之事，就是以别人为工具，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此，他引用了康德的话：“德就是不能以人为工具。”而“人是人”也就是康德所强调的“人是目的”。这一点在“民主政治”中是根本的。冯友兰超越了儒家“仁者，人也”的观点，以康德的“人学”把“人是人”看作民主政治的基础。
第二点，冯先生说，“对一切的事物都有多元论的看法”。他说，“我们觉得唯甚么论，唯甚么论，都是不对的。”有些思想本身可能没什么错，“但加上一个唯字，一唯就‘惟一’坏了。”他主张应该持多元论的看法，而不求什么都整齐划一。“民主政治就是政治要合乎中和的原则，容万有不同而和合的发展。”
第三点，在第二点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超越感”的必要性，就是要站在一切不同之上而有超越之感，而不是站在自己的观点之上去衡量一切。有了不同的声音，要像庄子说的“和之以天倪”，对万物不齐，即以不齐齐之，便是超越的观感。冯先生认为，“有此见解，彼此互忍相让，才能谈到民主政治。”
以上三点之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第四点：“要有幽默感”，说幽默感在实行民主政治上也是很必需的。凡事总有比较多的失败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便“一笑了之”就是幽默感；“不然的话，不成功就要烦恼发闷，也许会得神经病。”这意思是说应该有“宽容”的大度。
讲到最后，冯先生说了这么一段话：“以上四种态度，都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必须大家都具这种见解，抱这种态度，人人尊重此种作风，才能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中国哲学家，实应具有此等见解和态度，对于民主政治的实行的确是相合的。”（以上引语均见《三松堂学术文集》第631—637页）
我本人十分看重冯先生这篇不算太长的讲话，因为：
第一，这篇讲话非常通俗易懂而又十分概括地讲明了“旧邦新命”中的“新命”应该是怎样的，期望有一天将出现符合这四个条件的民主政治局面。
第二，讲这番话时，冯友兰先生已经从东西文明、东西哲学的比较人手，通过两卷《哲学史》、“贞元六书”以及众多文章，把建立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完成了。这个哲学体系包容了纯粹哲学、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体现了冯先生的圆熟通脱的学养和风格。
读冯先生这个时期以及前此（包括青年时期）的著作和文章的时候，我时常感到，无论世事人生何等艰难坎坷，他是既勤奋又以自由自在的心态在研究、在写作、在教学的。冯先生的形象一思想之驰骋飞扬，想象力之丰富活泼而又绝不离开他以生命为之的哲学——跃然纸上。以1932—1935年所写的四篇《新对话》为例，冯先生让朱熹和戴震的灵魂会晤于“无何有之乡”；辩论宋学和汉学，后来公孙龙子的灵魂也参加进来。这些灵魂在对话中时时语出机锋而富有幽默感，对话内容覆盖了众多哲学问题，绝对是妙趣横生的“哲理散文”。
“冯学”体系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已经完成了。这样说，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不错的。
三、“海阔天空我自飞”
1949年新中国成立。冯友兰满以为他所瞩望的“新命”能够通过社会主义的道路来实现。但是事与愿违，他面临的是从未有过的新事态和新问题。从1950年起到“文革”结束止，他不断受到强力的“批判”和难以想象的政治压力和折磨，到“文革”期间达到极致。他的言论被辑入了广泛散发的“内部”小册子《地主资产阶级反动言论》当中，供人们“批判”。后来冯先生在自述1949年以来的经历时说，他不得不写了不少对以前的著作的“忏悔”之作，“批判”以致否定以往的学术成就，“在领导和群众的鼓励之下，我暂时走上了批孔和尊孔的道路……并自责说，“这一部分思想就不是（修辞）立其诚，而是哗众取宠了。”（《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6~177页）
对一位卓有成就、饮誉中外的老